李觏《易论》中的为君为臣之道

“临川文化”的代表人物李觏在其《易论》十三篇中,重点讨论了为君为臣之道。从为君之道出发,君王要提高自身的德行修养,保持谦恭、勤俭的作风,公心为民,选拔人才注重德才兼备,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从为臣之道出发,臣子要忠于君王,报效国家,秉承刚正无私的精神,不可谄媚趋利,谨防谗佞小人接近君王,安其本分,持守臣位。不论为君为臣,都当遵循“时势”,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时俱进。     

去圣乃得真孔子？

从孔子的生平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来看，孔子倡导仁学，为华夏开辟了一精神传统，孔门弟子、儒家学者即是从仁这一儒学核心概念出发尊奉孔子为圣人的。从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儒家选择通过出仕、得君行道来实现政治理想，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从“君臣之义”“尊卑之礼”的角度尊奉孔子为圣人。孔子的“圣”有多重含义，如果“去圣”，只能去历代统治者尊奉的代表“君臣之义”“尊卑之礼”的圣，作为民族精神信仰的孔子是不能被“去圣”的。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新语》的思想系统与历史地位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中国古代社会一元化传播体系的奠基——韩非子传播思想研究

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其传播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传播体制有着深远的影响。韩非子的传播思想建立在“人性自为论”和“君权中心论”的基本假设之上。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韩非子建构了一个以“法”、“术”、“势”为核心,“法术之士一国君、国君一臣子、官吏一民众”这三个层次自上而下的社会传播体系,体现出高度一元化的特征。     

常愿天子圣 大臣各伊周——王安石与杜甫君臣观发微

在宋代杜学史上,王安石占有重要地位.他尊杜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其中包括对杜甫君臣现的认同和传承.王安石和杜甫皆继承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学说,秉持"君臣遇合"型的君臣观理想,主张以对人君缺失的指摘、竭尽臣责而"致君尧舜".杜甫还侧重继承了孟子的"仁政"思想,强调臣子的忠君;王安石则更注重以法治国,强调君应行君道、臣子要以道事君.在两宋特定的时代务件下,杜甫君臣现中忠君的一面被片面放大并得到高度尊崇,王安石的主张特别是其以道事君等观点却屡遭曲解和非议.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王安石早年的儒家政治理想

在王安石早年的政治理想中,他选择继承韩孟遗志,体现在他诗文中所阐发的“兴遗教,振儒道”的儒士情怀。在登第入仕后,他孜孜以进不断地迈向儒家“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向宋朝最高统治者的建言中,不断申述“二帝三王之用心”,以求“国家太平”之治,这正是他早年欲为稷契的儒家担当情怀的自然逻辑。     

日本天皇如何成为象征

天皇无力左右武士阶层，武士阶层却可以左右天皇，天皇只有安心为“神”放弃权力才能保自身安全。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即使在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的学者们眼中，只要天皇失去为君之德，武士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天皇的权力。     

<春秋繁露>与儒学臣道观的形成--兼谈儒士政治的演进

:《春秋繁露》的臣道观在肯定君尊臣卑的前提下 ,以“君道无为 ,臣道有为”为理论中介 ,摆脱了以荀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对“圣君”的严重依赖 ,比较重视充分发挥臣子的主观能动性 ,并认为只有儒士才是充任朝廷各级官吏的合格人选 ,从而完成了儒学臣道观的构建 ,也奠定了西汉中叶至两宋时期儒士政治的基本框架 ,对传统政治文化有较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