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的杰出贡献

一、最早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1927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第一次大革命,在蒋介石、汪精卫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从此,中国处于腥风血雨之中。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为挽救革命,一方面决定以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另一方面,在策略上仍然主张做“左派国民党运动”,利用国民党的旗帜。1927年7月,共产国际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但“不要退出国民党,仍然留在该党内”。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决     

浅谈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初期的策略

大革命失败前夕,共产国际所采取的一系列挽救中国革命失败的措施,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因此,共产国际及时地转变了在中国的政策,其主要之点在于:结束国共合作的局面,创建军队、武装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等。这些政策为中共党的八·七会议所接受,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革命时期。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往在史学界,人们主要注意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然而,在大革命的酝酿及初期,共产国际在中国国民党身上投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濒临瓦解的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联利益：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的隐性指挥棒

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它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苏联的国家利益是共产国际制定策略的深层次原因。     

试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中间势力的态度及原因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特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后的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包括农村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内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有时又单指邓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政党和政治团体。 1921年,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背叛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党南京政府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独自举起革命大旗,领导中国人民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亦从国民党反动派的蒙骗中清醒过来,积极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寻求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间道路。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     

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对中国大革命之影响

本世纪 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中，共产国际曾经给予中国革命以有益的指导和宝贵的援助，对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对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和推进中国大革命进程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犯有严重右倾错误。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贯穿于中国大革命始终，对中国革命影响甚大。我们应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一问题，科学地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新桂系利用政局变幻发展实力

1927年下半年,中国正处在一个转折关头;国共合作进行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开展了革命的武装斗争;南京蒋介石集团和武汉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建立起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一致对付革命。可是蒋汪为争夺国民党中央统治权的斗争,仍在激烈地继续着,而宁汉内部各派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倾轧,造成时局急剧变幻。曾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新桂系,在当时国民党各派系的纷争中,先和汪联何(应钦),     

再析大革命时期的领导权

从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宏观指挥、领导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领导者的决定———即对国民党的扶持和对共产党的限制这两个大的方面 ,论述了共产国际是大革命时期的宏观领导者。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国民政府政策的得失

在大革命时期,1925年7月1日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和后来由它发展成的武汉国民政府,曾经是当时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武汉国民政府蜕化为国民党假左派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反动工具,最后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所并.国民政府从建立到变质,很大程度上与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政策有关,也与当时中共中央的认识和政策有关.因此,探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国民政府政策的得失,对于全面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关系,深入研究大革命的历史,都是有益的.     

共产国际和“党内合作”

本文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提出了新观点：认为党内合作的提出、建立和维持，是共产国际根据苏联的利益和政策而提出来的，并强迫中国共产党接受。因此，它并不是“中国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革命的发展，但是，最终却导致了统一战线的破裂和革命的失败。文章对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政策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批评，并对党内合作形式作出了基本否定的评价。     

试析中共五大未能挽救大革命的原因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召开的中共五大,旨在挽救中国革命。但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使得五大的决议根本不具备执行的可能性,加上鲍罗廷消极对待土地革命,而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对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尚有欠缺,使中共五大的决议根本无法执行,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综述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国史、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历来备受中央领导层和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特定视角和内容出发,深入挖掘和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愈来愈成为众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的焦点。随着许多独创性见解的提出,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也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议,亟待进一步研究。     

中共创建时期的张太雷与陈独秀

张太雷是新文化运动中成长的五四运动精英和中共创建人之一,受陈独秀的影响很大。当他完成中共最早派往共产国际使者的使命归来时,已成为此期党内马列主义水平的代表。在当时中共作出加入共产国际这个必要也是必然的抉择时,又给予陈独秀以热忱的帮助和影响,着力协调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陈独秀也很看重张太雷,他们为完成党的创建工作而共同努力。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新论

共产国际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角色,其政治行为及政治态度对中国各方政治力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文提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及共产国际对事变影响的新观点.本文进一步论证了"中共是独立地而非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这一论题.本文认为事变中国民党中蒋介石派从共产国际处的获益良多;而张学良则是在对共产国际的巨大失望中为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为苏联的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牺牲.     

党的领导方式的历史演进及依法执政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 80多年的历程中 ,在采用一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实现其自身领导作用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 ,党高度重视执政方式的改革与创新。本文认为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党的执政条件、任务和环境的深刻变化 ,适应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三题

依据中国的国情和党情，正确阐明党的思想路线、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在农民群众占多数的国度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其基本的和首要的工程。只有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并加以娴熟的运用，才能正确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党才能担负起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这一历史使命。     

鲍罗廷与1927年的土地问题之争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1927年,国民革命处于危机之中,中国共产党党内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代表、当时任国民党顾问的鲍罗廷,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从支持、实行土地革命转向放弃、反对土地革命,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一贯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它是中国共产党丰富实践经验的结晶,并作为党的成功经验和传统优势在革命年代、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改革的各个阶段发挥着巨大作用。毛泽东作为成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者,立足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革命历程和实践经验作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直接来源,为教育和克服工农红军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新时代下继续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既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需要,也是完善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需要。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做一个合格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

在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历史选择,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目标和思想基础是这一政治制度的基石。作为民主党派领导成员,要尊重历史的选择,对这一基本的政治制度,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把握能力,而且还要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增强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念和决心,不断加强个人修养,努力提高领导能力,做一个合格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