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宗理性与宗教间的角斗与协同——评哈贝马斯与拉辛格的辩论

本文论述哈贝马斯与拉辛格一场有关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的辩论.尽管他们在实践的层面都寻求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但理论立场完全不同.对于哈贝马斯来讲,这一对话和合作的基础在于交往理性能够吸纳宗教的积极因素,而拉辛格认为理性与宗教需要互相制约和互相净化.     

理性与宗教间的角斗与协同——评哈贝马斯与拉辛格的辩论

本文论述哈贝马斯与拉辛格一场有关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的辩论。尽管他们在实践的层面都寻求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但理论立场完全不同。对于哈贝马斯来讲,这一对话和合作的基础在于交往理性能够吸纳宗教的积极因素,而拉辛格认为理性与宗教需要互相制约和互相净化。     

宗教在公共领域的角色——哈贝马斯的后世俗反思

宗教在公共领域的角色是一个争议性课题,不少自由主义者认为信仰是私人的事情,所以宗教不应在公共领域中担任重要角色。早期的哈贝马斯也有类此看法,然而近年他对宗教持较同情和肯定的态度,甚或对"世俗主义社会"的自足性提出深刻的反思。在哈贝马斯与拉辛格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对话里,哈贝马斯提出"后世俗社会"的新概念,批判僵化的和排斥宗教的世俗主义。一方面,哈贝马斯仍然坚持他的后形而上学和沟通伦理的观点,相信世俗自由社会可在宗教或形而上世界观之外找到基础。另一方面,他看到世俗理性的限制,并肯定整体而言宗教对维系健全的民主是有良性作用的。他甚至认为哲学必须愿意从神学身上学习。他相信在后世俗社会里,宗教会持续存在,而我们也要对宗教的真理存开放性。在现代社会中,哈贝马斯关于后世俗社会的构想,应有助于激烈争辩的多方能更和平、更理性地沟通。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宗教意蕴——一种基于诠释学立场的解读

哈贝马斯构建公共领域学说的主旨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重建规范的民主理想.哈贝马斯在研究公共领域时,把宗教看成是理性的对立物,对宗教的排斥多于认同.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宗教意蕴.从历史上看,宗教早已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并且宗教本身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当代多元的社会里,宗教共同体和宗教话语更是公共领域多元因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学的继承和超越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从理性到交往理性.他们都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的普遍性原则,但康德的理性是个体理性,而哈贝马斯则在语言哲学的范式里建立了交往理性.其次,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这突出体现在"自我同一性"问题上.在哈贝马斯那里,自我同一性已不再是康德式的孤独主体的自我反思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彼此承认和相互认同关系.再次,从先验性到程序性.康德用先验性的理性来证明道德的普遍性.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是任何商谈、论证都必须满足的合理程序,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和话语伦理思想

理性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一方面对传统理性展开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又力图以交往行动为基础进行理性重建,涉及到交往行动的涵义、背景因素、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地位、语言的地位及其职能,以及“交往行动”的合理性与合理化等问题。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把对理性的考察放到社会实践中去,阐述了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话语伦理问题。哈贝马斯的上述思想,既具有进步意义,也有其局限性。     

追寻政治理性的社会基础——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探析

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深层意蕴在于他对政治理性社会基础的不懈追寻.哈贝马斯在这一思想中描述了曾经作为政治理性社会基础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分析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政治理性社会基础的崩溃;提出了重建政治理性社会基础公共领域的构想.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他对政治理性社会基础这一政治哲学根本问题的追寻中凸现.     

理性批判两个阶段: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从《理性的界限:哈贝马斯、利奥塔以及梅莱尼·克莱恩的理性观》中看现代与后现代理性观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理性批判都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但得出的理论结论却截然不同：哈贝马斯致力于理性重建，强调共识；利奥塔则致力于理性的拒斥，强调分歧。     

技术与科学何以为意识形态?

技术与科学如何作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其内在根据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即工具合理性压抑了交往合理性的发展,合理性标准被狭隘化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工具合理性标准.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试图揭示技术与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排斥其现代性基础,努力把人类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理性为何并未必然导致人类解放的秘密,从而找出现代化合理实现的具体道路.     

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个隐含的悖论

作为当代最不遗余力地捍卫康德自主性观念遗产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始终不渝地维护康德自主性观念为启蒙运动至今的连续理想。交往理性方案正是哈贝马斯试图替代康德实践理性方案、以推进康德自主性事业的根本成果。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替代康德的实践理性,其用意在于消除后者的独白化性质。但是,为了达成该目标,哈贝马斯不得不抛弃实践理性本质上葆有的独立目的规定;此举所导致的结果是,交往理性最终无法充分承载康德的自主性观念。这一状况显示出,在对康德自主性遗产的改造中,哈贝马斯面临了一个介于“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悖论性难题。     

文化对话与交往理性

针对一些西方学者试图以单一西方文化取代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建立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全球化”的现状,阐述了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对各民族文化交往的重要启示作用,得出了在全球交往中文化对话的必要性。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发展前景论比较研究简

马尔库塞在对工具理性和现代科技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它的解决办法。要消除科技造成的对人的压抑和单向度状态就要超越于工具理性,用新的感性和爱欲解放来进行拯救。哈贝马斯建立起新的合理化框架。新的合理化就是交往合理化,就是强调相互作用的重要意义,恢复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要实现交往合理化就需要建立民主公正的对话秩序,实现话语民主,科技也应当参与其中改变自身过去傲慢的态度,与人们交流关注人们的需要。     

商谈论视角下的宪法爱国主义

很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韦伯习惯于从目的理性来考察人类的自由。哈贝马斯作为后继者,是当代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力和最富盛名的破解现代性思想的大家。从"交往理性"和"商谈论"视角出发,他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得以清晰地展现,比如两个实现主体,三对张力关系,在宪法的框架下每个人应当得到三重承认的最佳状态。同时宪法爱国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

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强化了社会统治;哈贝马斯把技术合理性看做是一种工具合理性,分析技术如何转变成意识形态,并把技术统治解释成生活世界殖民化;芬伯格批判吸收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重视技术的可选择性,从技术批判理论的角度分析技术合理性与社会统治的关系。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的演变,为我们正确看待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启示。     

哈贝马斯技术批判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纳入到交往合理化的框架中来建构技术批判理论。他把社会看做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层结构模式,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表征的是目的行动合理性和片面的社会合理化,技术自身的控制性会导致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对于技术问题的解决,必须在技术进步和社会生活实践之间建立一种辩证互动的民主对话机制,也就是通过政治的对话和公众舆论在技术与民主之间进行合理地讨论和对话。一方面,启发社会的政治人物纠正仅仅满足集团利益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合理的控制和发展科学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当今社会的技术统治现象。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价值合理性与缺憾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是从其交往行为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一种现代伦理范型,其研究范围严格限于实践理性的道德应用方面,因而体现了义务论、形式主义、认知主义、普遍主义的特征。其重大意义在于重申了理性价值,不但批判了道德怀疑主义、道德情境主义,而且有力地回应了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道德虚无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但话语伦理学并非完美无缺,体现了程序化、理想化的局限性。     

韦伯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元理论比较

从合理性的视角给法治一种元理论的解释,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韦伯根据波普尔对世 界的三种区分,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将其目的行为对准客观世界,并以目的行为为取向,型构其形式 理性主义。韦伯的形式法治直接导源于他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在世界三分的基础上,引入世界的第四个界 面,即生活世界。以此为切入点,哈贝马斯以沟通为行为取向,建构其交往理性主义。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正是通 过对交往理性的建构才得以形成。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研究

哈贝马斯对先验理性、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我们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很多标准进行反思和质疑。其中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可使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翻译观念能随社会、语言的变化而变化,使翻译研究奠基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和汲纳可使译者注重翻译的社会影响,使译者在其无意识向意识的翻译过程中注重社会规范的遵从。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有助于译者在翻译时注重与作者、文本的对话和交流,并使译者在翻译时通过反思与传统对话。     

走向民主的技术——从公共领域的视角看哈贝马斯拯救技术化统治的民主进路

对于技术化统治的拯救不仅是法拉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的核心问题,也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共同关注的话题。其中,马尔库塞主张通过科学技术自身的革命走出技术化统治的困境;哈贝马斯则认为只有建立一种关于技术的民主对话机制才是唯一的出路。而此种机制的形成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科学的民主化,二是要为技术与政治的民主对话的实现在政治、科学和社会范围内创造一个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