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思考

政府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选择.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政府决策公开征询不利,是我国当前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公众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机制是造成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为此,培育社会利益群体组织化的参与模式,建立公众参与的利益驱动、表达机制;同时将协商民主引入政府决策领域,确立政府决策中的对话、沟通制度是实现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根本路径.     

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建构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建构的基础和重点,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表现。公众参与旨在通过公众平等参与的理性协商、对话过程而形成科学、公正的决策。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属于公众参与中的一个类别,既具有公众参与的一般性,也具有环境行政的特殊性。公众参与过程作为环境行政决策程序中的核心环节,对决策的正当性、合理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程序中公众参与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决策初期,环境信息公开程度较低,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末端参与;决策中期,公众参与的有效方式单一,行政机关主导,缺少各方利益群体的论辩与质证环节;决策末期,公众参与的结果难以得到及时反馈,公众积极参与决策过程的信心以及政府的公信力被严重削弱。因此,在思路上,以“事前环境信息的公开透明、事中环境行政决策过程的细节性完善以及事后必要的评估与审查机制”为环境行政决策程序构建的着眼点,以“拓宽环境信息公开渠道,加强环境行政决策参与形式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对环境行政决策结果的反馈机制”入手,构建公众参与的相关具体制度,使我国环境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得到量与质的同步提升,从而增强我国环境领域的法治与民主建设,为今后拓宽我国环境市场的发展空间提供理论上的可行方案。     

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已成为政府推行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考量标准之一。将受行政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纳入到政府决策系统中去,不仅关系到行政决策本身的合法性、民主性和可接受性,更重要的是要与政府自身要求的提升、公民社会不断发展和公民主体意识提高相契合。而过往理论界对于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模糊、缺乏明确系统的价值定位阻却公众参与行政决策长效化、制度化;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之应然定位中仍然存在着"程序性虚弱"的问题。回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浅谈社会团体在行政决策中扮演的角色

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要求科学行政决策机制的建立。行政决策制度建设中必然要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实质就是决策主体在进行决策时要考虑公众的利益诉求。当前,中国社会团体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现实,社会团体在行政决策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为了使其客观反映利益诉求,社会团体在行政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应单一化,即社会公众的角色,且其单一角色的扮演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之有效性分析

在关注公众参与具有重要价值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如何实现参与的有效性。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在我国面临的现实困境为:行政决策机关民主意识淡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能力不强,相关的制度设计不完善。只有在树立客观务实的理念、推进制度环境建设的基础之上,通过合理设置参与之范围与限度、有效选择参与之公众、优化参与之程序、完善参与之信息公开、健全司法审查制度,方能逐步实现公众有效参与的目标。     

公众参与决策的形式和保障——浅谈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离不开公众的参与的.公众参与决策是推进决策民主的必然要求.它主要有五种参与形式和作用.要从法律、制度、参与环境和思想宣传等方面保障公众参与决策,真正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实效性及其提升路径

2015年出台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对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提出要增强公众参与的实效性。当前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实效性偏低,表现为公众参与过程形式化、参与内容边缘化与参与结果虚置化。影响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实效性的因素包括公众参与权利的保障、信息的对称性、参与的独立性以及责任的追究力度等。提升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实效性,需要强化公众参与权利保障、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众参与的独立性与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研究

健全的机制是推进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环境管理决策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仍存在法律保障不健全、缺乏有效路径以及环境问责和救济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这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因此,应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政府回应、环境诉讼、责任追究等机制,进一步激发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环境管理决策热情,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制度保障。     

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及其实现

公众参与权是公民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一种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四权于一体的复合性的权利。而要确认并保障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实现,可以从人民主权理论、协商民主理论与“治理”理论上寻求充分的学理支持。同时,推动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权法律化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公众参与决策启动机制的修正和参与意见听取机制的跟进来保障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法治化

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要义,其历经三十多年的政策演进和法治化推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法治化进程中,仍然存在着实体规范不足、正当程序缺失、责任机制弱化、动力机制不足等问题,需要从扩展法律适用范围、完善公众参与程序、强化参与责任机制、提升公众法律意识等方面加以健全和完善。     

重大行政决策之范围界定

在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建设中,对于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如何界定一直存在着诸如行政决策难以类型化、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难以统一、决策程序公众参与度不高等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突破这些困境,首先要区分重大行政决策与一般行政决策的特性,其次在确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时,还应该从＂重大＂的价值属性角度来进一步探讨＂重大＂的判断标准。重大行政决策范围的界定标准应该尽量客观化和标准化,如果放任行政机关对＂重大行政决策＂范围的自由裁量权,将会极大地损害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环境公共参与的制度理性选择

国际上公众环境参与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实现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法律化、制度化,其中的基本原则已经在国际间达成共识。环境参与在我国的发展还比较滞后,但是制度变革的诉求共振将为其提供快速发展的契机。政府和公众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具有同等的重要作用。政府应该将公众视作决策的重要平等伙伴。为此,可借鉴先进国家经验进行环境参与的机制创新,其核心是建立社区参与和风险沟通机制,政府应为此提供必要的制度性支持。     

农村集体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的协商沟通机理探析

现代公共性理论、行政互动理论是构建集体土地及房屋征收协商沟通机制的法理基础。在现代行政法治根本要义的引领下,行政互动关系的三个基本要素是行政系统的开放性、公民参与和正当程序,这三个要素在集体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协商沟通机制中的交互作用将最终促成实现征收补偿的实质法治。其中,行政系统的开放性是该机制设计的基本前提,公民有效参与是该机制正当化与法治化的核心要素,正当法律程序是该机制运行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三个维度

社会主义行政道德本质上而言是民主道德。新时期社会主义行政道德的建设包括三个方面 :以行政道德的法制化为特征的制度伦理建设、以民主的道德化为内容的道德规范建设和以民主道德的社会化为途径的舆论建设。这三个方面互相作用、互相统一 ,共同构成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基本框架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民主道德的运行机制     

重大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是指对于重大行政问题,必须充分讨论,集体决定,坚决反对个人说了算或少数人专断。重大行政决策是否科学化、民主化,直接影响到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效能。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是民主集中制的直接体现,能够避免在重大行政问题决策上的失误。通过分析和研究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其运行的规则和程序,发现中国重大行政决策缺乏统一的集体讨论决定程序,行政机关缺乏民主决策意识,社会公众缺乏民主参政意识及行政决策监督滞后等一系列局限性,指出惟有建立统一高效的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程序、提高行政机关的民主决策意识、提高社会公众的民主参政意识和加强对行政决策的监督才能更好的完善中国重大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     

重大环境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

重大环境行政决策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带有全局性、综合性、根本性、长远性、持续性的重大环境事项决定的行为。重大环境行政决策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应健全依法进行重大环境行政决策机制,实现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把有效的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以及社会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审议讨论决定等确定为重大环境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确保重大环境行政决策法治化、程序正当化。     

在WTO规则下如何完善行政复议制度

随着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制化,行政复议的范围正在逐步扩大,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日益重要;在其实施过程中收到的成效亦显而易见,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不断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入世对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以WTO对行政复议法的要求为视角,从行政复议制度的基本范畴及WTO对其要求着手,管窥WTO规则下行政复议制度完善的基本思想和实现途径。     

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有助于提高社会自我救助能力、解决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失效性”以及确保政府危机管理的公共利益取向。当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还处于较低的层面,表现在法制化欠缺、组织基础单一、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对公众参与的忽视、公众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较低等方面。为推进公众积极参与政府危机管理,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政府、媒体与公众合作的应急机制和完善危机教育机制。     

公民环境权及其行政法治保障

公民环境权是公民的一项新的基本人权，是环境权中最基础最核心的权利，是环境行政法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由于我国行政法治的不完善，公民环境权没有得到应有保障，因此，应建立健全行政法治保障体系，从法律上明确公民环境权，拓宽公民对环境行政的参与渠道，实现我国环境行政法治化。     

目标设置如何影响公共项目绩效——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和组织沟通的调节效应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关键时期，而目标设置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环节。基于对广东省预算官员问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目标设置对公共项目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目标清晰度和目标参与对公共项目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在目标清晰度、目标参与对公共项目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组织沟通在目标清晰度对公共项目绩效的影响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目标清晰度、自我效能感对公共项目绩效的影响路径中，经济发达地区要显著大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发现对于财政部门优化绩效目标设置、改进预算绩效管理，具有决策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