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的缺失性痛苦体验与创作治疗

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作者的创作动力大多开始于缺失性痛苦体验。童年的经历带给莫言的是一种沉重持久的痛苦,物质的匮乏、爱的缺失给他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超常的心理压抑激发了莫言强大的创作内驱力,也造就了他独特的心态和创作风格。一方面,莫言借助于极度狂放的想象进行情绪的释放并获得代偿性满足和精神的自由;另一方面,超越自卑的心理促使他反叛传统和权威,因此他的作品中充斥着惊世骇俗的审丑心理和叛逆性格。莫言正是通过文学创作进行心理的自我治疗,试图摆脱童年沉重的创伤性记忆的纠缠,但有时因为过度压抑而不可避免带有些许病态色彩。     

略论文学创作的形式规律

本文认为，文学创作的形式规律是由文学本身提供给创作主体并制约其创作活动的各种要求的总和。其中，文学语言和文体形态是两个基本规律。文学语言标明了文学创作的文学性．民族的文学语言系统为创作主体的创作提供了全部的语法、语音和语义方面的规则。文体形态规律则制约范围着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创作主体只有熟悉和掌握某种文体的具体要求，才有可能运用这种形式把握心灵性材料，使潜在的艺术图像转化为现实的本文。     

艺术创作的动力是心理需要和心理动机

人类任何物质的或精神的实践活动都不能没有心理动力,艺术活动亦是如此。这种动力就是人类的各种心理需要,以及诸种需要衍生出来的丰富而复杂的心理动机。关于需要,从不同角度可作以下各种分类。外倾性需要和内倾性需要。前者是指向创作主体     

先秦至唐代“发愤说”内涵及源流考索

“发愤说”中的“愤”在唐代以前专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结于心的憋闷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既可由愤怒等否定性情感引起,也可由创作主体极度快乐的情绪造成;“发愤”则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解除郁积在内心的憋闷情绪。“发愤说”很好地解释了作家进入正式创作前创作动力之所由的问题。“发愤说”滥觞于先秦的屈原,历经汉代的《淮南子》;司马迁、王逸的发展,降及有唐,孔颖达、韩愈等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     

感恩的动力机制刍议

感恩动力是引起、激发和驱使主体对他人、社会和自然给予自己的恩惠和方便在心理产生认可并外化为感恩行为的一种力量组合。感恩动力能激发主体的感恩积极性,推动主体克服感恩进程中的困难,调节感恩活动的进行,具有启动、维持、调节、强化等功能。感恩的动力机制是由内在动力机     

论文学创作构思的整合机制

文学创作构思中的整合是指在创作构思活动中将参与文学创造的各种心理因素及生成作品的诸要素进行综合、协调、重构,形成观念中未来文本意象和意象系列及结构形式的心理过程和心理能力。以事物的有机整体性为基础的文本整体性及由创作主体艺术创造认知方式所决定的文学构思的整体性是创作构思整合的客观和主观依据。创作构思中的心理整合是创作主体各心理因素之间的互动、适应、协调、配合。意念中未来文本意义、意象、结构系统的生成和建构是整合作用的产物。整合贯穿于文学创作、构思过程,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心理机能及创作构思的基本规律和方法。     

文论范畴"才"在中古时期的发展

中古时期的创作主体论思想,初步建立起以“才”为中心范畴的文学创作主体论构架,涵盖创作主体的创作动力系统、创作能力结构、创作心理结构、作家论,同时兼及创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内容。     

文学创作动机系统探论

<正> 文学创作是一种创造性行为.在这一创造性运动过程中,生活是如何与创作主体相结合的?是什么动力推动构思之船在脑海中扬帆奋进并最终到达成功彼岸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恩格斯曾指出过,“就个别人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相反,“如果没有恰当的动机,任何人都不可能进行活跃的思维或有始有终地坚持解决一个难题”可见,人的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与动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创作行为过程,就不能不研究文学创作动机系统.     

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及作用

情感是作家创作的巨大诱因和动力。从创作心理的角度看，情感在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巧妙的移情入文、情感变异及强迫心理等特点。一个文学形象的成功就在于作家对情感艺术的成功把握。     

关于司马迁“发愤说”的重新思考

文章认为“发愤”是对历史主体卑贱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切身体验，由此产生出司马迁高动力的创作心态，酝酿出其多层次的创作动机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发愤说”理应是司马迁所建构的宏观历史的动力论，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动力论。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心理学探讨

《文心雕龙·序志》中认为“夫文心者 ,言为文之用心也” ,这里的“文心”即指《文心雕龙》的书名 ,而“为文之用心”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部旷世之作是从作家的文学创作心理角度探讨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原则和方法的。《文心雕龙》中对文学创作心理的阐述很多 ,但主要集中在这样五个方面 :一、对“神”的阐述 ,把“神”作为文学创作心理的核心 ;二、对“情”、“志”的阐述 ,把“情志”作为主体创作心理的“关键” ;三、用“神与物游”来具体描述文学创作心理过程 ;四、以“虚静”观来具体阐述主体创造心境 ;五、主张“各师成心” ,具体阐示了主体个性心理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学者创作:打通文学与学术——新时期学者创作研究述评

学者创作研究是从创作主体角度对文学创作进行的研究;新时期以来对学者创作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学者创作研究和作家学者化现象研究,虽然这两个研究在学者散文上取得了重要成绩,但在学者写作的其他文体上仍有值得开拓的学术空间。并且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类型和创作现象,学者作家的作家模式和作家学者化的作家发展方向,都有着不容忽视的研究价值。     

论民间文学喜剧性作品中的超越性意向

超越性意向是文学创作中一种基本的心理动力,它在不同的文学类别中有着不同的表现。从观察视角的选择、叙事策略的运用、创作手法的独特和艺术精神的体现等几个方面探讨它在民间文学喜剧性作品中的表现。     

鲁迅的读者意识和《狂人日记》的艺术难题

一鲁迅是一位具有自觉的读者意识的作家。重视读者及其艺术接受是鲁迅创作活动和文艺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首先,鲁迅认为,读者的审美需求影响着文艺创作,艺术接受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离不开接受主体——读者的参与和创造。它不仅影响作家创作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学创作演变的动力之一。在谈到《官     

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创作主体性问题反思

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于其是否会取代人类作家的讨论日益增多。与二十多年前希利斯·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相比,人工智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挑战堪称一次新的“文学终结论”,它直接关涉到文学创作主体的本质和地位问题。目前,学界对于人工智能写作持两种不同态度,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与反主体性的二元思维方式。事实上,讨论人工智能写作主体性问题应该摒弃这种二元思维方式,重新回归到对文学创作论的反思上来。传统文论将创作主体视为作者情感思想的表达和语言能力的呈现,但人工智能的出现为理解创作主体性提供了新视角。从创作原理角度看,思维与语言的同构性使人工智能写作具有了“准主体”性;从审美意蕴角度看,人工智能揭示出审美的公共性问题,为理解文学创作主体带来新的可能。     

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果的品位认定

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作家身份认同与其创作成果品位认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活动往往全景折射了民族文化融合的整个过程:作家族属的认同应当从主体融合的视角观照,而族属认同的价值定位,则应当从民族文化融合的整个发展曲线中寻绎轨迹.否则,这种认同就没有操作意义.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对民族文学创作主体及其成果的品位予以认定时,必须首先走出三种误区:淹没趋向、淡化趋向、过度强化趋向.     

缺失体验:二月河创作心理动因探寻

缺失体验是指主体对生活经历中某种需要不满足而造成的不平衡的心理体验 ,它可以成为作家投入文学创作以弥补这一缺失的心理动力。由此探寻二月河历史小说的创作历程 ,同样可以看到驱使其小说创作的心理动因 :欲望缺失的人生体验。一是青春萌动的美好爱情毁灭而积郁的“初恋情结” ,作家称之为“雷击”效应 ,它化入笔下人物的血脉和心灵 ,并转移到男主人公的情爱历程之中 ;二是原想走仕途的人生追求遇挫而“只好纸上谈兵”的“致仕情结” ,这直接推动作家选择文学言说 ,实现“把自己想的变成别人做的给人去读去想”的愿望。两种情结的交渗纠缠 ,为小说的情感取向和理性思考打下了作家鲜明的个性印记 ,也使其社会历史小说的爱情描写别具风韵     

浅析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文学创作的完整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完整的心理活动的过程。而情感作为心理的活动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贯穿于文学创作的整个心理活动——即感觉、知觉、表象和抽象思维之中。通过分析情感与感觉、知觉、表象和抽象思维的关系,以及情感所具备的自身特点。可以看出情感作用、影响于文学创作的整个心理过程,所以情感对于文学创作就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主要是:1、对于文学创作的促动作用:2、在文学创作的想象中发挥着组织素材的作用:3、为文学创作中的想象定向:4、对文学创作中表象活动起着变形作用。     

自卑情结——霍桑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

根据阿德勒的自卑情结理论,本文认为,霍桑的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作者在家庭历史、生理残疾以及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劣势而产生的自卑情结,作者的这种自卑情结积累起来,为了排解这种情绪并企图获得优胜,作者不停地创作进而演变成某种优越情结并注入他的创作,使创作成为一种自卑情结的过分的补偿.     

文学创作主体的艺术感受能力

艺术感受能力是创作主体的基本功，是其素质、修养的重要标志。社会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并不完全取决于生活本身，重要是作者能否使自己的心理、感情与社会生活进行“沟通”，产生“共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