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帮扶下村庄治理主体结构和行动逻辑——基于T县两村的实证研究

精准扶贫要求精准帮扶，驻村帮扶有利于贫困村的脱贫致富。“结构-行动”理论框架下的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作为贫困村不同治理主体，其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各自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驻村干部“目标差异”的行动逻辑和村干部“工具理性”的行动逻辑，建构起两种不同理想类型的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分别是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和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使得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有效发挥扶贫作用，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则不利于贫困村的脱贫攻坚。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需要发挥村干部的主体性作用，完善驻村干部考核机制，平衡扶贫资源禀赋差异性，发挥驻村帮扶对于精准扶贫的最大功效。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以情动人：干部驻村制度有效落地的全过程透视

干部驻村是一种具有鲜明情感属性的制度安排,其有效性最终指向于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基于华北L村的田野调查,并尝试搭建“以情动人”的分析框架,可以将干部驻村制度有效落地的全过程分成缘情入里和情感动员两个前后相承的阶段。缘情入里沿着差序性的村治权力格局逐步推展,其以驻村干部获得村支书的情感支持为开端,而后依次与村庄骨干、普通村民建立起情感关联,调和了外来制度与内生情感秩序的差异。情感动员则指向于破解村庄遭遇的治理难题,其从驻村干部、村支书、村庄骨干达成情感共识起步,再调动普通村民的主体性与参与感,重新把村庄凝聚为具有浓厚情感气息的有机体。以情动人凸显出情感之于乡村治理实践和干部驻村制度的关键意义,对于乡村振兴中加强乡村治理及提升驻村干部治理能力也有启示价值。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创新——基于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

乡村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体系的系统构建,包括建立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以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以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组织体系。驻村第一书记兼具组织资源和乡村治理资源双重优势,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干部人才支撑,在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和为民办事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因特定的运行与考核方式,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对下负责机制还不够健全,一定程度弱化了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具体表现为驻村第一书记对村级党组织组织力建设重视不够、培育各类农村经济组织的动力不足、与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互动不足、对乡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帮扶成效不明显。在助推乡村组织振兴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要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把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作为建强村党组织的着力点,因地制宜,创新拓展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实现路径,探索引领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推动“一肩挑”背景下村级党组织更加高效健康运行,并推进党组织引领各类村级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研究——以黔北A村为个案

驻村第一书记是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显著推动了乡村的发展。论文基于驻村第一书记嵌入黔北A村乡村振兴的个案，分析A村由脱贫转向振兴的实践过程。主要包括驻村第一书记从政策宣讲和重视教育、评选先锋模范激励村民、挖掘乡村红色资源、发展种养殖业和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实践助推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取得成效的原因在于他们处在“结构洞”的位置，拥有资源优势、对党的政策的宣传落实和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功能，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从而带动村民发展致富。但是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也要注意扮演好“帮扶者”的角色，协调好村两委关系，引导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及配合，在嵌入资源对乡村振兴的同时还要注重村民主体性的培养，并且要为乡村建强基层组织，从而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表达的递进式逻辑及其优化路径

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农民的主体性表达状况直接关乎乡村振兴的成败。依据马克思主义人的主体性思想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基于系统性分析框架的研究发现：农民主体性表达基本遵循“自主性表达→自觉性表达→能动性表达→创造性表达”的递进式逻辑,每个表达环节的表现分别在于明确主体地位、激发主体意识、施展主体能力、发挥主体价值。受治理结构短板、价值认知局限、发展条件限制、社会环境障碍的共同影响,不少农民的主体性表达仍然在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程度的“被遮蔽”状态。通过明确主体边界、思想观念引导、完善要素供给、优化行动空间,真正实现“增权于农民、感化于农民、赋能于农民、服务于农民”,能够最大程度促进农民主体性的表达,进而对乡村振兴产生主体性推动作用。     

乡村振兴视域下西南民族村寨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机制研究——基于第一书记驻村的分析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与基础,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既是巩固精准脱贫成果的需要,也是促进民族地区村域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文章探讨了以第一书记为纽带的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机制,其核心要义是在共同目标的约束下,通过各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与沟通协商,发挥各主体在资本、信息、资源、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其中政府在转变治理机制、健全驻村制度、提供权力与资源保障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第一书记在宣传落实政策与精准输送资源、信息反馈、关联市场与社会等方面发挥着接点作用;民族村寨在外源性力量帮助下并结合自身的环境、文化、民众等内生资源发挥着主体作用。正是不同扶贫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同产生信任与合作,从而达成增强更大合力的共同扶贫行动,在加快西南民族村寨精准脱贫步伐的同时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启示。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成果拓展的逻辑探析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时期形成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机制,如精准化治理机制、协同治理机制、驻村帮扶机制、监督考核机制等,这些经过实践验证的宝贵经验为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基于乡村振兴所具有的全面性、整体性、持久性、复杂性等特点,脱贫攻坚成果需要进一步拓展,才能更好地应用于当前农业农村的发展实践中,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乡村治理问题、实施网格化治理、进一步强化社会和市场力量、完善议事协调机构运转、因村派人、建立驻村帮扶长效机制、深度整合调动各类监督主体等方面。     

内外有别: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

作为２１世纪乡村政治的重要现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体寡头化的趋势,亦 有提升公共品供给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利他行动.通过区域比较法和深度个案分析 法,探讨了富人村干部发挥积极治村功效的制度环境与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富人村干部采 取何种治村策略,取决于其所处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在党政体制与社会制度皆有效的 情形下,富人村干部会采取道义逻辑(利他)与市场逻辑(利己)内外有别的分区行动策略;富 人治村还可能会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制度化水平,有效规避学界担忧的富人治村寡 头化、货币化弊端.据此提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对乡村精英予以适当的制度规约激励, 将乡村内生性人力资源转化为党政国策落地的接应性力量.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

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乡村振兴实践对农民生计能力的改善机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基于乡村既有的旅游资源、生态资源、务工资源、政策资源等不同类型的资源禀赋,以及不同的生计资本,由此型塑出农民不同的生计类型。然而,乡村资源禀赋并不总是直接对农民生计构成正向推动作用,也可能会对农民生计带来潜在性威胁。因而,如果要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禀赋的优势来提升农村生计能力,需要以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作为中介机制。通过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规避生计风险,并挖掘利用乡村的优势资源,进而促成农民的生计赋能。由此,研究揭示了生计赋能的内在逻辑在于兼顾结果目标和过程目标,整合内生性资源和外生性资源,融合外源式发展和内源式发展的路径。在具体策略上,要厘清的政策、主体、网络和资源等乡村社会治理要素以助力生计赋能。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

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和农村集体行动衰败,对改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 2018年四川省 9585个行政村样本数据,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例,实证考察了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阻碍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和削弱村干部领导力,是劳动力转移抑制村庄集体行动的重要渠道。此外,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高收入村和人口大村在劳动力转移中更加容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场景,为纾解大规模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村庄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村庄的契合性与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以苏北房庄的调查为例

以苏北房庄的个案调研为基础,探讨区域性的村治模式。以行动单位为理解村庄生活的切入点,考察个体同家人、村民以及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理解村庄的性质,同时分析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     

条块结对: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经验阐释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需要总结脱贫攻坚中的实践创新案例。作为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实践创新典范,条块结对能够整合资源、调整科层流程,从而实现治理目标。采用无结构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对中部S省Q县的考察发现: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部门与村庄结对形成任务型行动共同体,以项目进村为工作核心,通过定目标、结对子、谈项目、抓落实来完成相应的脱贫任务。在部门进村过程中,条块结对利用资源整合与科层压缩两种机制,通过对项目的合成、借用与转化来回应脱贫任务下的压力考核。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要继续发挥结对的治理优势,但面对整合与压缩后的基层治理场域,则需要关注因资源与权力过密可能存在的项目持续与治理内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