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与建构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举措。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正在改变城乡社会的发展格局并形塑新的治理模式。在社会数字化转型场域,数字治理成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变量,针对当前数字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结合“共同体”理论尝试提出数字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在深入阐释其概念特征的基础上,以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为研究背景,基于“理论-历史-现实”三维视角,系统解构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多重逻辑。基于此,从物理边界的消解与重构、基础网络的织就与形塑、多元主体的融入与互动、科技伦理的诠释与再造等方面提出建构路径,推进“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完善。     

在语言的边界寻求超越——对福柯之言与行的思索

福柯的哲学围绕知识、权利和主体三个概念构成,而主体是其核心概念。福柯认为主体是生命力、知识体系与社会权力互相作用下的产物。随着现代话语模式的终结,由这种话语模式构成的“人”也将随之终结。在前“人”离去的空间里,人必须开始自我建构,即利用“自我技术”进行自我生产。福柯对文化的边界研究、他的社会边缘心理以及社会边缘行为相辅相成,其最终目的是摆脱现代性的控制,获得自由的极限体验,并且不惜为此付出死亡的代价。     

社会和谐治理概念界定四步曲

通过概念界定“四步曲”,即先通过对“社会”、“和谐”、“治理”含义的考察和界定,然后界定了社会和谐治理的概念:社会和谐治理就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主体通过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而使人类社会之间、人类社会和非人类社会之间均处于平衡和协调的良好状态。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生态学实验‘伪重复’”“真”“假”之辩

赫尔伯特提出的“生态学实验‘伪重复’”概念,受到一些人批判,认为其是一个“假问题”.这遭到包括赫尔伯特在内的其他人的反驳.在此,文章系统地梳理这场争论的内涵,明确争论的要旨及其得失,得出结论:“生态学实验‘伪重复’”是一个“真问题”,应该在澄清“伪重复”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针对生态学研究的具体实践,加深对“伪重复”意义及价值的理解,确定其应用的边界及其策略,以更好地推进生态学实验研究.     

试论语义的模糊性

一、语义模糊的概念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模糊性”,就是一些“把事情弄得模模糊糊的词语。”模糊性是相对精确性而言的。精确性是将事物清楚地划分成“非此即彼”的类属;而模糊性则是那些处于“亦此亦彼”的中介地带的概念,反映了词语的“边界不明”问题。而边界不明,指的是语言符号的边界不明,还是指客观事物的边界不明?这正是语言的模糊性的关键所在,也是本文想要探讨的。     

欧盟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典型模式及其启示

基于协同治理视角和“协同驱力—协同结构—协同过程”分析框架，发现欧盟在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实践中构建了“政府规制—行业协会主导”的多元共治机制。政府通过赋权增能，将公共服务职能向行业协会转移，行业协会联结多元主体建成农药包装废弃物协同治理体系；在契约机制约束下，参与主体职责边界清晰、紧密协作配合，促成社会及市场间的多方联动；依托资源的整合配置、行为的激励约束以及严格的全过程监管，重塑并优化协同系统。成员国因地制宜破解难题，形成了法国农业废弃物一体化管理、波兰“行业协会+规模农场”数智化运营、德国“农药分销商+规模农场”预收登记等典型模式。借鉴欧盟经验，从创新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提升小农户协同参与能力、健全协同治理制度、强化治理技术支撑、重塑主体文化认同等方面，探索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长效机制。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理论与机制的思考

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历史地实现自身并全面占有自身本质的过程。这一过程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多元建设主体与具体建设任务的整体协同为执行机制，以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由自在跃迁到自在自为为完成，此即文化强国建设“一核多元，三面协同”理论—实践复合体模型。具体而言，在党的核心领导下，国家主体、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和个人主体作为多元建设主体，整体协同推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这三个方面的重要任务。超越自然同一是文化强国主体的自在，文化自觉自信是文化强国主体的自为，实现知行合一是文化强国主体的自在自为。由此“一核多元”与“三面协同”之间的互动互促，既描绘了建设文化强国的路线图，更跃升为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历史运动的辩证法，既回答了我们要建设怎样的文化强国的问题，又回答了怎样建设文化强国的问题，从而体现了实践与理论、实然与应然、具体与一般的统一。     

“本土”的边界

本土化是一个意涵层面多样、边界指示复杂的研究领域。一,它与国家的历史性版图的变迁以及国家政治权力的话语造易有着自然的联系。不建立一个确定的、有区划界限的地理性概念,本土化问题就将成为游移。二,国家的版土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息息相关。有一个政治地理上的范围,必然也就要产生相应“中心／边缘”的语义确定,它的指涉与边界同样呈现出多项指标的差异。三,本土化和与之发生关系的族裔不能须臾分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族群间的“边界作用”（boundaries）、海外华裔的族性认同以及“华人性”（Chineseness）的变化轨迹都将本土化置于一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之中。四,本土同时陈说着传统与文化的历时性与丰富性,“大传统”与“小传统”不仅可以传递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深速,还能够表达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色。五,人类学本土研究又有学科上的规定,其中“田野作业”与文本反映当为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各不可偏废的“两翼”。“本土”是有边界的,认识和厘清这些交织着的网络性“边界”,是从事本土化研究首先值得注意的。     

农村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供需错配”及政策可及性问题

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对医养结合概念和政府有关部门陆续出台的系列支持医养结合发展政策进行分析,论证医养结合供需非均衡性发生的逻辑及影响,研究完善新型健康养老服务模式的新路径。研究认为,在政策演进和落地过程中,农村医养结合出现了“供需错配”问题,体现为医养结合政策制度与现实需求、医养结合养老供给主体与实施细则、地方政府行为与居民需求间的差距问题,农村医养结合呈现多元供给多元失灵的非均衡性悖论;通过多元供给模式对“供需错配”矛盾进行调处,搭建农村医养结合的“均衡性治理”体系,利用元治理理论加强政府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利用内部的制度化均衡逐步转变农村养老观念,有助于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可及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近代旅外女性的边疆意识自觉、国家形象建构及其策略研究——以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为考察对象

作为第一位有旅外日记传世的公使夫人,钱单士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跨越四国”的漫长旅程中,始终以日本这一西方文明的亚洲范本为“文明国”之标尺,对沿途经过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着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对比,其间所体现出的视觉权力的借用策略耐人寻味。与此同时,频繁跨越国界的空间实践又极大地增强了其对疆域、领土、主权、边民等概念的形象感知,促进了边疆意识的自觉,激发了民族情感。作为跨国旅行的忠实记录,钱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也因此成为考察多重视角下近代旅外女性以边疆、民族、国家形象、文化身份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不可多得的范本。     

论边疆的政治属性与政治性的边疆观念

边疆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政治地理空间,此外还具有地理、文化、经济等附加属性。在不同国家形态下,边疆观念会随着某种边疆属性的凸显而发生相应调整。民族国家时代,受主权体制、地缘政治和国际体系影响,政治性边疆观开始兴起。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国家发生了重要转变,西方国家适时更新了边疆理论。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性的边疆观却仍在延续,并难以兼容于民族国家语境和全球化形势。面对这种境遇,中国须建立一种由主权疆域和超主权疆域组成的双重疆域架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个圈层结构的边疆范畴,从而形成自己的边疆话语体系。     

卧底侦查概念评析

对卧底侦查概念的准确界定有利于明确卧底侦查行为性质,划定卧底侦查的边界,从而实现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兼顾人权保障之诉讼目的.英美与大陆法系各国大都在广义与狭义分类的基础上界定卧底侦查概念.我国学者多认为卧底侦查宜采用狭义概念,但因其概念所强调要素的不同又区分为诸如“隐瞒程度要素”、“时间要素”、“潜入要素”、“审判证据要素”等不同的卧底侦查概念.在对国外卧底侦查概念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目的分析法,逐一分析我国卧底侦查的传统概念.传统概念吸收了过多的卧底侦查形式要素,遗漏了诸如欺骗、性质、规范目的等能够反映卧底侦查内涵的实质要素.从规范卧底侦查目的出发,卧底侦查概念宜包含启动原因、侦查属性及规范目的等要素.     

以“地图”为方法考察“文学中国”——中国文化绘图人杨义为浙大EMBA学生讲述“文化中国”

“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地图”的方法解读文化中国,首先要面对民族承续性和生命力的问题。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中华民族形成了“中心凝聚力—边缘活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中心凝聚力和边缘活力是互动的结构。家族命题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命题,讲中国古代文学不讲家族问题,往往是讲不清楚的。国族问题是家族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关系到先秦诸子进行思想原创的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国族考究,才能提供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真确依据。描绘中国的文学地图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恢复地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用地图的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其意义绝非单纯的补漏,而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     

边疆地区高校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

结合边疆地区高校图书馆实际,阐述数字图书馆的概念,现在边疆地区高校建设数字化图书馆的重要意义及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并提出应对策略。     

历史记载与祖源记忆——对瓦寺土司两种祖源历史文本的解读

瓦寺土司是嘉绒藏族十八土司之一,辖境处于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岷江上游地区,受汉、藏等文化的影响,其祖源记忆出现多种内容迥然不同的文本.对此,台湾学者王明珂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此一边缘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作过深入、新颖的探讨.进一步探讨明代中叶以来文献记载中出现的瓦寺土司两种祖源历史文本的内容和演变原因,更为完整地认清这一边缘历史文化现象,揭示文本变迁背后蕴涵的深层次历史文化内涵,是很有必要的.     

高等教育学学科视野中的高等教育环境界定

依据环境的本体涵义,从不同的中心或主体视角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环境概念、环境范围和环境与系统边界。从高等教育学学科视角出发,高等教育的环境就是指和高等教育系统有直接或间接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所有高等教育系统以外的系统总和。它包括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两部分,前者包括国际政治环境、国际经济环境、国际文化环境和国际高等教育环境等;后者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基础教育环境和自然环境等。     

省际交界地带发展滞后的因由及路径探讨

我国省际交界地带经济发展滞后,已成为阻碍我国实现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省际交界地带的区域特征使边界协作变得难以实现;行政区划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省际交界地带区域合作;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及政府协调难以真正实现;文化维系力衰减,区域治理出现“碎片化”,成为我国省际交界地带发展滞后的主要因由.树立地缘观念,遵循省际边界地带地缘属性;发挥纵向国家协调力和发展横向主体间合作关系,实现省际边界跨政区区域协作和政府协调;进行集中扶贫新模式探索,以集中扶贫整合治理“碎片化”,应成为我国省际交界地带发展的现实路径.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救灾工作研究——以1942-1944年为中心

1942-1944年,华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面对发生的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各级救灾委员会,树立了＂党领导,民自救＂的救灾理念,实行广泛的抗灾动员,充分调动了各阶层救灾的积极性。结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和斗争需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救灾政策,开展生产自救和社会互助,使边区渡过了这场自然灾害。针对因灾荒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边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力图解决疫病防治、土地买卖以及人口买卖纠纷等问题,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探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调动内部力量进行救灾渡荒活动,对当今的救灾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探讨

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统一的格局。新时代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应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来捍卫和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规范化的区域治理,文化软实力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基石,是边疆治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极低,精神文明建设不到位,法治文明程度普遍不高。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举措是:动员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加强边疆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推进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