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完善

针对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世界各主要国家注意到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承诺,对中国使用可再生能源十分关注的情况。运用对比分析法,对国内现有状况以及国外相应立法进行研究,并对完善中国能源立法提出相应的研究建议,以构建与完善可再生能源的立法,使可再生能源具有完善的法律依据。分析认为,2010年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成立后,中国应从细化分工、国家合作、能源政策协调、定价机制法制化等方面来落实其在能源领域所做的承诺。     

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差异性研究

化石能源立法与可再生能源立法无论在法律理性还是在立法进程的规划安排上,均存在较多的问题,也都具有较大的发展完善空间。为避免这两个关联性较强的立法领域在发展完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同步性困境”,有必要以对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各自物品属性的特殊性分析为基础,研究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差异性。化石能源具有较为明显的私人物品属性,决定了化石能源立法必须将物权制度作为法律逻辑起点,并以物权与行政权有效衔接、互补为主线进行制度构建。可再生能源具有比较鲜明的公共物品特性,由此决定可再生能源立法只能将行政权作为基本的内生变量,并建立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可再生能源立法制度结构。     

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的检讨与完善

由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使用成本仍高于传统能源,因此,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才可以得到推广。我国目前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干预不足,二是政府干预过度。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完善应从规划、融资、税收和价格等方面入手,以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支持。     

德国能源转型关键项目对我国能源政策的借鉴意义

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现状和国际能源发展实况,我国需富有远见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与做法,因此,积极借鉴德国发展再生能源的先进经验势在必行。德国联邦政府第18届立法会议期间,通过10项能源议程包含能源转型的关键项目。本文建议,我国应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长效机制,包括:长远的规划与愿景、先试点再立法以及有效的激励政策是开发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条件;高效的储能系统、智能电网建设以及兼顾效率效益是能源转型的关键;注重监管评估、鼓励公民参与以及强大的执行力是可再生能源持久发展的重点。     

北京市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机制研究

北京市发展可再生能源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可再生能源发展存在着价格障碍与资金缺乏、可再生能源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政策供给和管理不足等问题。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体现外部性、体现循环经济理念和坚持制度创新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北京市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机制。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逐渐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主、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为辅的较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但是,国家在不断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法律法规不齐全、综合性较差、内部条款不协调、立法级别低、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通过落实现有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保障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立法和政策体系、协调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和其他相关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监管力度、坚持和完善能源市场化发展机制和公民参与机制等措施,不断完善和改进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若干问题研究

发展可再生能源对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有重要意义。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相对滞后,在现有立法宗旨上,只是简单地将之视为节能措施;另外,我国缺乏完善的可再生能源专项立法。我国完善可再生能源立法,应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政策法为核心,与专项法相结合的完备的法律体系。     

“双碳”目标下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完善研究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双碳”目标所需的大规模、高比例、市场化、高质量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要求差距大。因此,亟需完善现有政策体系来进一步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新的发展。在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演变路径及现有政策体系构架的基础上,厘清了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双碳”目标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比较中国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区别与联系,并结合现有政策实施效果,发现中国现行政策体系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碳”目标下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的完善建议,以期为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探析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解决我国能源供应不足以及污染排放问题的根本出路,税收激励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我国现行税制对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小,应完善现行税制,加大税收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激励作用。     

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研究

面对能源需求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尤其是在能源市场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的趋同化,为我国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奠定了现实基础。在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其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融合度还会增加,政治化趋势越发明显。我国要通过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将绿色低碳作为制定能源法律及政策的价值追求、引进市场调控机制、引入国际合作交流机制等措施,积极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体系。     

河北省发展新能源的思考

河北省是一个能源消费大省,并且产需缺口越来越大,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现,而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通过分析河北省发展新能源的有利条件,对其开发利用提出几点建议：政府设法鼓励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加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通过市场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     

澳大利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

基于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严重关切,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行可再生能源证书这一主要的法律制度和促进机制,鼓励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结合《可再生能源（电力）法》,阐述了可再生能源证书的注册、合格发电站的认证及证书的创制、形式、登记、转让和失效制度,着重分析了可再生能源证书的运行机制,进而提出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传输基础设施、法制环境和市场运行机制日益成熟的背景下,中国实有必要推行强制性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     

低碳背景下的中国能源战略

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小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费增长难以避免。开源与节流是我国重大的能源方针政策,节流解决不了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与供应不足的矛盾,把我国能源供应的增量放在进口上也有很大的风险。我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势头猛、潜力大,由于源头无法控制,难以担当能源供应的重任,节约优先、发展替代能源不足以支撑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的中国能源战略问题。     

以可再生能源为支撑发展农业生态经济

通过对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和环卫效益的分析,揭示了在农村发展可再生能源,不仅可以改良土壤、增加农民收入,而且有利于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也是发展农业生态经济的必然选择,并针对目前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能源转型视域下“零碳乡村”的可行性和环保性——以陕西关中C县F村为例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农村能源转型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以陕西关中C县F村生活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为切入点，构建起基于“碳源—碳汇”平衡及“碳中和”评价框架的“零碳乡村”实践理念，通过对427户农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走访，掌握第一手数据及资料，对F村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量、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该村农户的炊事、取暖等生活能源仍以煤炭、秸杆、柴薪等固体燃料为主，可再生清洁能源使用量几乎为零；农户环保意识强但环保常识匮乏；结合关中地区资源禀赋特性认为，利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替代传统能源具有可行性，户均安装分布式光伏规模2.34千瓦即可实现清洁能源替代和零碳化，户均安装分布式光伏5千瓦，不仅能实现能源自给，还有具大的收益空间；F村商品性能源碳排放比例高于非商品性能源，其中，散煤燃烧碳排放占比在47%~50%之间，用分布式光伏发电代替传统的秸杆、煤炭、柴薪、煤电等，可为环境减排1 225.6吨~1 436吨的CO₂，环保性能突出。     

政策法规在生态能源发展中的效能研究

传统的工业文明在造就了市场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单纯依靠不可再生能源发展经济已走入困境，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通过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推动措施，提出了政策法规措施是最有效的手段的论点。概括出其政策法规对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制建设的可借鉴之处，凝炼出中国可再生能源法的特色和需要完善之处，以期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