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移动新媒体在暴恐事件风险传播中的功能与作用

由于意识形态的主导,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对待中国相关问题上一向持双重标准,又藉由西方的文化霸权,致使中国在国际传播的舆论环境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主导着我国反恐事业的舆论环境,传统主流媒体无法抗衡媒介帝国主义的影响。而移动新媒体的移动化、矩阵化、碎片化特点,为事件的风险定义、风险论述、风险沟通提供了新的路径与平台,也成为我国反恐对外传播的一个突破口。     

对外传播视像化建构的理念与实践——基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视角

新媒体时代,视像化传播已经成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一环,开展相关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与紧迫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直是国际舆论的焦点、热点,对外传播能力是对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检验。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的过程中,把握对外传播视像化建构的新理念、总结中国抗疫故事的视像化实践经验,通过培育新视觉生产力、科学设置议题、建构“讲故事”情境、重构人文向度、用主题影像凝聚全球共识,可以达到与受众语境置换、情感共鸣、意义融通的沟通目的,这对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让全世界及时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国际传播中的说理研究

<正>新时代国际传播的研究越来越重要。国际传播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除了传播学科外，国际传播的研究需要逻辑与论证学科的视角。跨文化论证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现实路径。鞠实儿提出的广义论证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本文依此提出了新时代国际传播中说理研究的具体思路。一、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论证学科的视角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上，围绕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明确提出要着力提高“五力”——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1))。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西方政府和主流媒体对中国政府、媒体和民众的说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而利用其话语霸权变本加厉丑化和抹黑中国，使得多数外国人不了解真实的中国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之所以强调“鲜明中国特色”，是因为中国构建战略传播体系不是为了制造对手，不是为了扩大意识形态分歧，而是为了更好地对外开展合作、实现互鉴共赢。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公共知识分子在争议性公共议题中的作用与局限———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的微博表达为例

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共知识分子与争议性公共议题相结合的典型案例——“浙江温岭虐童事件”的发展过程进行探析,发现微博空间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利用专业知识对存在争议的事件进行解释和分析起到了弥补受众专业知识空白、引导受众深入思考问题、改变舆论场等积极作用。然而,微博空间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到了网络空间共景式监狱的监督结构、话语引导单向度发展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为此,应对受众加强伦理建设和理性引导,增强公共知识分子承担相应责任的积极性,而且微博运营者也应凸显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中的话语地位。     

突发灾难事件舆情在社会化媒体上的呈现与管理

突发灾难事件的舆论会成井喷状爆发,在事件发生后的不同阶段,舆论关注点会有不同。新的舆论议题不断出现,但持久度并不高,其主流是网民的情绪表达,其中也兼有理性的思考。社会化媒体在突发灾难事件中承担信息传播和情感宣泄的功能,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舆情的管理中,要让社会化媒体成为信息传播和情感宣泄的通道,理性看待灾难事件中的网络动员,并重点关注舆情中变数较大的议题。     

国际舆论冲突的政治学分析：根源·动力·途径——拉萨“3．14＂事件引发的思考

拉萨“3．14”事件引发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持续的舆论冲突。这种冲突根源于文明的误解、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历史观的差异，并被国家利益分歧和西方新闻媒体的炒作所激化，以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交锋的多种途径和渠道释放出来。现阶段要深刻认识到国际舆论冲突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明确国内、国际舆论在西藏问题上的建设性和牵制性，并为随时化解国际舆论危机做好思想准备。     

中国问题的国际舆论分析--基于新疆暴恐事件报道

中国问题是国际媒体关注的重要内容,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和中国形象的塑造由西方主流媒体主导。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历史原因,使得新疆问题更具国际性、复杂性和敏感性,从而成为外国媒体国际舆论引导的重要切入点。外媒在报道中透视的中国形象是与其国家的战略地位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因此,在国际舆论环境中,我国要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制度、加强国际传播力度,抢占话语权,展示真实客观的国家形象。     

基于语料库的《纽约时报》对新冠肺炎疫情涉华的报道及态度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方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报道数量激增,其视角及态度也呈现广泛、多元的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场,做好对国际舆情的监测和分析是精准、有效推进我国对外宣传工作、提高议题设置能力的基础。本研究基于自建的《纽约时报》语料库,利用语料库索引软件Wordsmith,从报道数量、报道主题、关键主题词和联想词、词块4个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纽约时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客观报道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但受意识形态和“刻板印象”的影响,仍然存在歪曲事实、富含偏见的报道。这就要求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积极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叙事话语体系,反击国外媒体自相矛盾的叙事逻辑和价值评判标准,消除海外媒体对中国的他者化建构。     

延续与变迁：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建构——基于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的分析

官方话语分析对更好地理解一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1993至2023年俄罗斯官方发布的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是其三十余年重返国际舞台和处理对外事务思维观念的缩影,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探索、进取和调整历程。“身份”“国际秩序”“国际安全”“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五大主要话语单元及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演化深刻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延续与变迁。国内国外两个层次、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空间维度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时间维度是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三大构建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指导着话语体系中各主要单元的话语表达强度,通过调整话语表达表明俄罗斯决策层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态度以及对“多极化世界”的诉求,实现对身份认同和国际地位的追求,在延续中体现出发展动态和阶段特征。同时,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仍然存在概念不清、思想矛盾、目标与能力失衡以及与现实偏离等问题,需要贴近现实并增加思想和内涵的丰富度。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延续与变迁直观地反映出俄罗斯看待当前国际秩序的观念、构建对外关系的逻辑以及为突破当下的困局而开展的外交实践,将长期影响俄罗斯的外交趋向。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公开与和谐舆论构建——以"松花江水污染"与"牡丹江不明絮状悬浮物"事件为例

突发公共事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影响,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和谐舆论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信息公开滞后会导致舆论失控,此时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得到凸显。因此,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政府、媒体与公众进行信息互动,进而构建和谐舆论就显得非常重要。     

文化生产事件中的话语权争夺——以《爸爸去哪儿》为样本

《爸爸去哪儿》是一个典型的文化生产事件，主流媒体所代表的主流话语、投资商所运用的营销话语以及以娱乐为目的的大众话语都在节目中争取更多的发言权，从而在无形中参与了节目的制作，并共同构造了节目的形态。这档节目启发研究者思考大众文化产品背后各种话语的运作方式以及其中的权力争夺，并进一步考察主流媒体、投资商和大众是如何运用大众文化来实现自身目标的。     

从新疆“7·5”事件谈国内传媒对外传播策略

新疆＂7·5＂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部分西方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有意歪曲丑化中国形象。对此,国内传媒不仅要揭露其所谓＂新闻自由＂的虚假性,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建立媒介舆论危机的干预机制,增强引导国际舆论的传播力量,强化舆论危机干预的政府责任,发挥网上民间力量的打假作用和重视海外华人群体的沟通力量等策略,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地反击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积极教育引导国内外广大受众。     

高校危机事件中的媒体应对策略分析

危机事件和突发事件有着内在关联。在高校危机事件的媒体应对中,应严格区分突发事件与危机事件,利用媒体及时传播突发事件真实信息,有效化解突发事件可能引发的信任危机;关注网络舆情,避免突发事件处理失当而引发校园网络群体事件危机;充分发挥高校新闻发言人的沟通引导作用,正面回应突发事件,及时化解由此可能引发的舆论危机。     

基于语料库的《经济学人》涉华新冠肺炎报道 国家形象话语建构

通过自建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语料库,对主题词、问讯词搭配网络和索引行细致梳理和挖掘,研究发现,《经济学人》涉华疫情报道主要聚焦于外交、媒体宣传、领导官员等领域来进行议程设置,构建中国国家形象。其将中国歪曲为对内“噤声”、通过舆论宣传“美化”抗疫成果,对外（尤指美国）“强势对立”、积极地在国际舆论场发声以提升自身国际形象、试图在疫情期间“占领全球领导力之高地”的形象。《经济学人》大多数报道叙述都呈现出明显的消极语义韵特征和带有偏见的态度立场,并一再强调中西政治意识形态之别,将疫情政治化。我国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话语策略和表达方式来重塑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     

修辞较量:冲突情境下的反修辞策略——基于中美关于贸易摩擦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子舆论场,双方通过媒体进行话语权的争夺。中国相对于美国,话语劣势和失语现象更加明显。话语中强大的修辞力量使得人们认识到话语争夺下隐藏着的修辞较量。对中美两国主流媒体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报道进行修辞分析,可以发现,中美报道在修辞情境、争议宣认和修辞资源的利用上存在明显差别。我国新闻报道需要正确认识西方修辞实践中的各种传统与规范,而不是作为"局外人"在传播技巧和符号指向上重复翻新。我国新闻报道可以通过及时把握修辞情境、主动制造争议点、发掘共同意识、合理利用人格资源等策略,帮助修辞主体在修辞较量中获得话语争夺的优势地位。     

从新疆"7·5"事件谈国内传媒对外传播策略

新疆"7·5"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部分西方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有意歪曲丑化中国形象.对此,国内传媒不仅要揭露其所谓"新闻自由"的虚假性,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建立媒介舆论危机的干预机制,增强引导国际舆论的传播力量,强化舆论危机干预的政府责任,发挥网上民间力量的打假作用和重视海外华人群体的沟通力量等策略,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地反击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积极教育引导国内外广大受众.     

浅议食品安全事件中和谐舆论的构建

和谐舆论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舆论监督是媒体的基本权力之一,同时,构建和谐舆论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在近年来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构建“公共领域”,从而引导舆论。食品安全事件中,和谐舆论的构建需要媒体、政府、商家与公众共同努力。     

论食品安全事件中的良性媒体应对

食品安全事件是近年来全球公共安全问题中的热点,由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公众效应以及基于传媒的属性,媒体常将其作为关注的热点。媒体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发挥着监测预警、沟通信息、舆论引导等功能,同时也存在关注视角的选择性和职业自律的松懈等不足。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和社会监督力量,基于传媒良知和职业操守,媒体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必须形成一套良性的应对机制,包括建立信息有效传播机制、建立食品安全事件相关方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媒体自律机制等。     

突发公共事件对基层领导干部应对和处置能力的考量

新时期突发的公共事件显著增加,能否积极应对和有效处置公共安全危机越来越成为考量基层领导干部学习能力、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执法水平的试金石.本文通过对一些公共事件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基层领导干部在应对和处置公共事件过程中知识缺失并造成能力不足.建议基层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提高能力,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务必及时关注主流媒体信息,尤其是以网络为主的新兴媒体引发的"舆论风潮",从维护公众利益,稳定社会秩序,保证公共安全目的出发,针对实际情况主动进行舆论引导,积极疏导民众情绪,以清晰信息克服模糊信息,以准确消息克制含糊信息,这样才能发挥主导舆论的力量,有效化解公共安全危机.     

中日开打公共外交战

正此次中国驻外大使密集到西方主流媒体发声,利用西方媒体的规则和语境揭露日本右翼政府的冒险企图,在中日论战中取得了全面的主动,体现了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的新探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以后,中日两国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国际舆论战。几周的时间内,双方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唇枪舌剑,密集交火,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两个东方国家利用西方媒体进行论战,在当代外交史上实为罕见,也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公共外交时代出现的一些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