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女性身体的美学建构--以1920年代《妇女杂志》为中心

“自然的”女性身体总会受到时代精神的深刻规约。“五四”作为充分造就现代个人的时代,也是中国女性解放的开端。考察这一时期以《妇女杂志》为主的公共舆论可以发现,女性从服饰到头发、乳房,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话语角力的场所,由此建构起了“五四”时期女性身体新的时代美学。同时,“五四”主流话语对女性身体的文化建构也为新文学对女性的文学想象与叙述提供着现代性的思想资源。     

当代家族小说的性别审视

在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以现代意识与人道同情表现出对女性命运与妇女解放问题关注的热情,但由于受到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与性别立场的影响,他们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之中又存在着性别上的隔膜,无论是对女性躯体的描写,男女两性关系模式的建构,叙述者与人物的性别话语,还是在性际关系价值评判中的厚此薄彼,都从不同的侧面流露出作家男权意识的传统积淀,都是男性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性书写。     

巴金小说女性书写话语的性别分析——巴金小说的话语场景研究之一

巴金小说在对女性进行的持久关注中,以对女性命运的悲悯为基点,实现了女性书写的对照、反衬和审视等话语功能,体现出其特定的生命意识、性别价值、幸福观念等话语内涵,并在话语深层透露出其女性书写背后文化姿态的矛盾性。     

“个体化书写”的成就与命运——评《晚霞消失的时候》兼论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现象

《晚霞消失的时候》是一篇在新时期之初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的小说。这篇作品的"个体化书写"立场以及对个体命运、个人的精神际遇和人生价值的关注使它明显与同时期大多数作品的"群体化"叙述方式区别开来,在揭示、探究人的荒诞生存境遇方面的独特表现以及整体上"灰色调"的写法和"反英雄"的倾向使这篇作品多少具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意味。在个体信仰和宗教问题上,小说以个体化的立场和角度切入进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但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环境下,这篇作品显得孤高而不合群,它既不合主流的立场和规范,又与当下的时代格格不入,这就使它面临着尴尬的边缘化命运。     

一窗幽梦送流影——读鄢然的《角色无界》

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一直是当下女性作家的创作重心,嫣然的<角色无界>也在当下的时代氛围中,以一种感伤的意绪呈现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现实的思考,同时也表达着对当下文化境阈中悲剧人生况味的救赎.鄢然在小说中对追寻美好理想的艰涩表达,表现出对女性在商业时代的心灵际遇的深度关切.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出场及表达

话语承载着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交往实践中反复生成，其内容和形式充满意识形态意味。意识形态话语由特定概念、判断和推理等语词要素组合而成，依托话语进行表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属性，以新时代为语境，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为旨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根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其实质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需要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民族复兴和世界繁荣的战略高度上发出中国强音，展现中国实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层诉求中完成时代出场。围绕唱响话语主旋律、规范话语表达秩序、优化话语表达形态3方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新时代场域中延展社会意识空间，发挥发展优势和话语优势的双重效应。     

娜拉情结——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传播后,娜拉形象深入人心。各界人士无论男女开始关注女性的命运,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对女性精神及肉体的残害,提倡妇女解放就成为五四时期反叛传统的一种表现。本文旨在对五四时期女性启蒙状况的了解中来探讨当时女性意识初步觉醒。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交错与简化——晚清至五四文学启蒙话语的考察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晚清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观念,由启蒙直指救亡图存的民族认同;民初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隐性启蒙"话语指向了对文化层面民族认同的反思;陈独秀和鲁迅等人的五四启蒙话语由启蒙始,虽指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重建,但未深入,就导向了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这些都存在着对民族认同和思想启蒙思潮理解的简单化.     

丁玲的创作与女性角色的定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丁玲是一个颇具魅力而又不断争议的女性作家。纵观她的一生 ,2 0世纪中国历史的每一次重大变动 ,几乎都会影响到丁玲 ,丁玲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在思想、生活、创作上 ,丁玲始终与 2 0世纪的中国社会粘在一起。从丁玲在社会变动中的创作和女性角色定位来阐述她在 2 0世纪女性创作、女性话语世界建构中的独特作用 ,是很有意义的     

论清代女性诗学主体性话语表达的矛盾与困境

清代的女性诗歌批评家们按自己的性别立场对清代女性写作展开评论,通过强化女性的文学成就改变女性缺失的社会价值,在代表父权社会的象征界中寻求女性自我的身份与认同,表现出较为自觉的诗学意识和女性意识.但是,清代的女性诗歌批评家们一方面在努力表达着属于女性自己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却还是没能逃脱女性边缘化的命运,主流意识形态的操纵使她们的主体性话语表达陷入矛盾困境.     

哀矜而勿喜——论张爱玲作品中的"鸟"

“鸟”本性向往自由却飘忽不定,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处在有形无形的笼子中,这种特性使张爱玲频频将“鸟”的形象与自己笔下的女性暗合。张爱玲作品中对如“鸟”一样的女性命运的深刻体悟,既是自身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的一种回味与表达,也显示出她对女人的哀矜和同情,对人生的无奈和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生命理念。     

萧红的生命意识与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萧红对于女性生活命运的表现是独树一帜的,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显现出对女性的关怀。萧红的笔触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思路融入到了她对妇女命运的表现中,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这使她的作品超越了同类题材的小说。     

从沉默到觉醒：美国华裔电影中的女性言说——以电影《喜福会》和《面子》为例

在美国华裔导演的电影中,关注美国华裔女性命运的作品占了很大比重。美国华裔女性通过其特有方式打破沉默,赢得自己话语权,这说明美国华裔电影对于华裔女性的刻板化印象起了渗透、抵抗、甚至颠覆作用。     

略论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的爱国主义思想

1902—1913年,在爱国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下,辛亥革命时期的主流女性报刊无一不透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气息:抨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谴责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呼吁广大妇女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等等。其爱国主义思想主要有两个内涵,其一,"国家兴亡,匹妇有责",亦即女性应投入到爱国救亡运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其二,女性解放、女权的实现与国家的兴亡有着密切关系。在这里,女性报刊的爱国主义思想染上了深深的女权主义色彩。     

试论铁凝小说的女性人物特征

铁凝是一位女性写作最纯粹的作家,她善于利用经验,展示历史动荡与时代变化中渴望改变命运的女性人物,关注强势社会生活对弱势个人命运的制约,以及人生困境中个人的抗争与无奈,侧重个人空间被损害后的残缺性,人物真诚坦荡,看重情义,人物悲剧多是命运悲剧。铁凝小说的人物表现了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女性生存的真实境况与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     

生命深处的喧嚣与骚动——论孙惠芳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孙惠芳是一位守望乡土的女性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她依据女性切身的生命体验，建构出一个以荡妇为基本特征的乡村女性世界。概括为三类人物系列：一是在越轨的行为中，蕴含着对精神境界的向往与提升；二是在情欲的驱动下，表现出对生活法则与道德规范的大胆蔑视与叛逆；三是采用传统的偷情或调情方式获取生命激情的宣泄和满足。在作者笔下，所有女性都无法逃脱既定的悲剧命运。在当代文坛上，孙惠芳所表现出的女性体验、生命视角与人性关爱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论苏童小说女性悲剧命运的依附意识根源

对女性悲剧性的命运,苏童注重从女性自身的问题中探寻根源。人身依附意识是女性悲剧命运根源的突出表现。自轻自贱是女性依附男人的主观潜意识表征;女性间的自相残害是依附意识的曲折和激烈的反映。依附男人的实质是对金钱的依附,女性经济自立才能人格独立;文化视野的局限也是女性走不出依附男人怪圈的重要因素。     

穿越文本的精神历险——当代女性写作的原罪解读

女性写作是一种存在性“发言”。女性只有自己书写自己,才能深切地把握自己。爱与死、伦理和宗教,是女性写作的真正主题。人类精神中的原罪意识在徐小斌、铁凝等女作家的作品中有意蕴深刻的文本体现和文化读解。原罪书写是当代女性写作再一次的精神历险,显示了女性写作在性别自觉与文学自觉的双重意义上的进步,展现了更为成熟厚重的格局。     

从《极花》的自然意象探析胡蝶的命运悲剧 — —以“白皮松的乌鸦”和“星”为例

摘要： 《极花》是贾平凹最新的长篇小说,这部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作品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被拐卖的妇女身上。书中将“白皮 松的乌鸦”和“星”这两种意象作为关键的隐喻载体,把女主人公胡蝶希望的破灭以及命运的沉沦描绘得浓淡有致,再次为贾平 凹的乡土小说增添了鲜活的文本范例。通过对这两种意象的分析探索胡蝶的命运悲剧,同时从她的悲剧思考中国传统农村的 命运     

人生与文学的二重奏——叶梅、叶广芩创作观念与文学风格比较

同为少数民族女作家,叶梅和叶广芩有着截然不同的文风。她们又有着许多契合之处,如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坚持和对地域之美的成功描写。两人都善于把人情伦理刻画得细致入微。两人最大的共同处还在于相似的创作经历与对人的命运的积极探讨。她们的小说作品之所以能成为广受好评的杰作,主要是因为对文学使命的秉承,自身多元文化与复杂经历融合的背景,不屈的文学个性;另一方面,独到的艺术风格和民族性,也使得她们的作品非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