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策略的影响——董秋斯异化翻译策略原因探究

译者的主体性与其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密切相关的,任何译文都是译者有目的的选择的结果。本文以探究董秋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中采用的异化翻译策略原因为例,以翻译＂目的论＂作为理论支撑,探讨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原因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以莫言《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为范例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重视,译者文化身份和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本文通过对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研究,探讨了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择、文本解读和翻译过程三方面的显现。在"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和谐发挥将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孙子兵法》英译本译者主体性蠡测——以翟林奈、闵福德二译本为中心

译者主体性作为翻译活动得以完成的根本保证,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选取《孙子兵法》翟林奈译本和闵福德译本中的译例,从底本选择、体例编排、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四个方面,试对译者主体性进行探讨。     

从解构理论看《红楼梦》中对联在杨、霍译本中的翻译

《红楼梦》中有大量对联,它们在杨、霍译本中均得到了很好的翻译。本文从解构主义理论出发,对它们的翻译进行了仔细地探讨和分析。结果证明：文本本身的定义是由译文而不是原文决定的,译者是创造的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一切文本都有互文性,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平等互补的关系。杨氏夫妇与霍克斯都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的作用,两译文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且互有优势,各有千秋。     

论典籍中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基于《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的比较为基础的翻译批评研究

讨论了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典籍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是否起到与原文中意识形态相同的文化功能可以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之一。以《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意识形态的翻译为例,认为译者对源文本中意识形态的理解与翻译,在译文中表现为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如果译文在意识形态的翻译上没有达到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则译文与源文本的文化功能对等也就无从谈起。     

Arthur Waley《论语》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研究

英国汉学家Arthur Waley一生致力于研究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其《论语》英译本既具文学色彩又具现代气息,深受读者喜爱,为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贡献。《论语》是中国儒家经典著作,语言简练但涵义丰富,为译者主体性发挥提供了空间。通过分析Waley的译文,从译者内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及制约Waley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其对译文的影响,从而对典籍翻译中如何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提高翻译质量进行建设性思考。     

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李文俊《逃离》译本为例

以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Runaway及李文俊的中译本《逃离》为例,采用案例研究法,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搜集原文和译文中与译者主体性相关的短语、句子和段落作为研究数据,整理归纳后,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研究发现,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增添、删减、改动.通过具体的案例,并对《逃离》中这三种译者主体性表现形式的频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为:改动最多,增添次之,删减极少.经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发现发挥译者主体性与传统的翻译忠实原则并不矛盾,甚至是另一层面的忠实.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应当适度发挥译者主体性,而不是“愚忠”甚至“死忠”于原文.     

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原作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的把握和再现两个方面,其发挥直接影响着译文的质量。从译者的主观感受、语言风格、意识形态、个性和主观审美偏好、文学文化修养等角度,研究了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各种影响来说明译者主体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对于翻译之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试论译者主体性与翻译过程的关系——以培根《谈读书》四个中译本片段为例

译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维的个体,其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在选择源语文本和制定翻译策略的过程中得到体现。本文讨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对比弗朗西斯·培根的《谈读书》的四个典型译本,分析了译者的主体因素诸如个人经历、学历背景、个性喜好、语言能力等对译品产生的影响,进而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免要受到其个人主体因素的制约。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审视译者的主体性

介绍了文本翻译中的女性主义相关理论,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讨论了翻译中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认为女性主义对于译者主体性的张扬主要表现为在翻译实践中对文本翻译的操纵,女性主义翻译成功地解构了原作对于译文的霸权地位,让翻译界从一个新的角度和思想维度去审视译者的主体性。最后通过具体实例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中的常见策略。     

论广告翻译中的主体间性

随着西方哲学关于主体性研究的发展,翻译领域的主体间性研究日益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广告翻译过程中,从译前准备阶段到原文本理解、研读阶段,再到原文本阐释、译文形成阶段,译者与翻译发起者、原文作者以及译文读者等各主体之间需要以“理性交往”为原则,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译者主体更要自觉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最后各主体达成共识,实现合作、协调的关系。     

企业外宣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首先讨论了企业外宣文本的特点,企业外宣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发挥主要表现在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译者主体性适度发挥有利于提高企业外宣翻译的质量.     

中西女性主义翻译对比下译者主体性探析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问题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相结合,女性主义译者从独特的视角体验并指导着翻译实践,彰显出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译者主体性。与西方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相比,中国尚缺乏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本土运用,国内某些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译者在翻译中虽能发挥其主动性和能动性,但均采用了具有中式色彩的、比较温和的翻译策略。     

《狼图腾》英译本中的文革词语翻译

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文化性词语的翻译,即文化负载词,对于译者来说是一个难题。本文以姜戎的小说《狼图腾》中的文革词语为研究对象,探讨译者葛浩文是如何对其进行翻译,如何将原文本的信息准确地传递给译文读者。     

基于识解理论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其本质特征是自主性、目的性及创造性,同时也受到源文本、目的语文化及译者自身视域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文章以识解理论为框架,对在文本选择上体现出来的译者主体性进行探讨,并结合李清照《一剪梅》的两篇英译,从辖域与背景、视角、突显、详略度四个方面探究不同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体现的不同的主体性及其原因,对译者主体性进行描写和探索,尝试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译者主体性与散文翻译——《英国乡村》两种译本的个案研究

在解构主义和阐释学的观照下,译者主体性成为当代翻译理论的重要命题。散文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表达形式多样,风格特点明显,在翻译中尤其可以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性。文章从华盛顿·欧文的一篇著名散文——《英国乡村》的两种译文文本人手,在散文节奏的表现、语词的使用、风格的再现、译语的选择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揭示了译者主体性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内涵和研究意义。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麦都思的《尚书》译本翻译策略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忠实的＂仆人＂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取舍。在译者主体性关照下探讨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尚书》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分析麦都思的译者身份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以期能够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     

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看译者主体性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为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支持并认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进行适度的叛逆性.由于重构的译文是基于译者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及译者对原文自我理解,因此重构的译文又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及开放性.本文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译者的主体创造性相结合,对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下的译者主体性进行了探究,分析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过程及局限性,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文化语境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界出现的“文化转向”思潮,翻译这一术语得以重新改写与界定。将译者主体性置于文化语境视阈下,分析文化语境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译者从文本的择取到文本的理解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翻译动机到翻译成品的推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下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和操纵。因此,只有当译者在认同主流文化趋向的前提下,译者的主体性才能得以充分显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