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造林意愿的影响——基于江西省6个案例村农户调查

利用2011年江西省6个案例村农户调查数据,以“分山到户”后的农户造林为研究对象,在描述、比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前后案例村农户造林活动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制度因素对农户造林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容完整而排他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造林意愿的根本原因,林业税费减免、林业补贴制度促使农户造林意愿转化为造林行为,林权流转、抵押制度缓解了林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对农户造林活动的约束,但制度供给显著不足。而限额采伐制度则增加了农户营林成本,并对森林质量有一定影响。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对农户营林积极性影响的研究进展

在广泛参考国内外有关学者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6个方面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影响农户营林积极性的主要成果及研究进展进行概括和评论。既分析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又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从生态文明建设视角,研究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对农户营林积极性影响的整体效应;从农户政策需求出发,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准确评价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作用下的农户营林绩效;多层次、多部门协同配合,对农户实地调查和样本选择上要注重代表性。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阶段成效、存在问题及完善对策

对国家林业局随机抽查的10个省（区）、20个县、40个乡（镇）、80个村800户农户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显示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分林到户后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显著提升;农民造林及林地流转收益权逐步得到保障;合作社在促农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款基本到户。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林权证登记不规范,发证管理与经营需求脱节;扶持农民营林增收的资金、技术、服务难落实;农民很难也很少用林权证抵押贷款;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农民营林致富的作用不强;公益林补偿标准偏低,商品林采伐受限。结合各地在深化改革阶段的创新实践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提出了推进集体林地三权分置,明确集体林地发展定位,引导集体林地适度规模经营,吸引社会资本进山入林,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集体林区农户造林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浙江省4个林区县16个村庄192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在简要分析集体林区农户造林状况的基础上,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分析影响农户造林规模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集体林区农户有一定的造林参与度,但不同地区之间造林积极性与造林林种选择差异较为明显;2稳定的林地产权能够有效促进农户的造林积极性,拥有林权证的农户造林积极性更高;3林权抵押贷款等林业扶持与支持政策对农户造林积极性有积极影响。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户造林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探讨了影响农户造林投资行为因素,对影响农户造林投资行为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建立林农造林合作组织;(2)从政策、资金和技术上对林农造林投资给予扶持;(3)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扩大林农有效融资渠道等;(4)地方林业管理部门定期对林农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对林农林地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加强对林农造林的服务意识;(5)对于林农荒山造林及不属生态保护范围内的林地,提高采伐指标,用市场的手段来有效调节。     

基于农户视角的林地使用费对林业经营影响分析——以三明市为例

自2003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集体林的使用权下放给农户,实现了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初步分离.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林地使用费.随着林地使用费政策的完善,林地使用费逐渐成为农户林业经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支出之一,所以了解林地使用费对农户林业经营的影响十分必要.选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示范省份之一的福建省为样本省份,并选取三明永安市和将乐县为调研地,采用入户调查的方法获取104份问卷,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方法,借助Eviews 3.0对数据进行处理,最终得出林地使用费的收取可以调动林农林业经营积极性,对以林农为单位的林业经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从政策自身完善和宣传及林业投入等方面提出建议.     

集体林地细碎化、农户投入与林产品产出关系分析——基于中国9个省(区)2420户农户调查数据

以福建、江西、湖南、四川、浙江、广西、河南、山东、辽宁9个省(区)18个县(市、区)2 420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了集体林分权条件下林地细碎化程度、农户投入水平及其林地林产品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以验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地细碎化经营的经济合理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S指数衡量,中国集体林地细碎化程度达到0.41。相关性分析表明,在一定的区间内,农户林地细碎化程度越大,越不利于其林业投入;当农户林地细碎化程度低于0.22或高于0.51时,农户投资林地的积极性则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投入产出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由林地块数所反映的农户林地细碎化程度对其林地林产品产出构成负向影响,其他因素(劳动投入、物质投入、林地面积)对林地林产品产出均有正向影响。以竹材为目标林产品,农户林地细碎化程度对其产出并没有构成负向影响,林地面积对其产出有负向影响,而劳动投入的正向影响最大。     

林权改革、产权结构与农户造林行为——基于江西、福建等5省7县林改政策及415户农户调研数据

对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湖北等省7个重点林业县林改政策(System)进行分析,研究出对农户造林行为有影响的农户产权结构(Structure),并将权利量化后作为自变量对农户是否造林、造林面积和造林投入(Conduct)进行定量分析,并得出绩效评价结果(Performance)。分析结果显示:现行林改政策确实起到激励农户造林的作用,但尚未达到促进农户加大林地投资的程度;不彻底的林木采伐管理制度改革加重和扩大权力寻租的负面影响;现行林权抵押制度未能解决农户造林资金缺口问题。     

地权结构和村庄民主对农户林业投入的影响

在民主实施集体林权改革的要求下,通过中国南方集体林区658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两步法Double-Hurdle模型重点研究林地产权结构优化及村庄民主程序对农户林业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林地使用权与处置权优化具有显著的投资激励效应,而林地使用权的投资激励效用不显著。更重要的是,村庄民主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投资激励效应,主要是林地通过使用权与处置权发挥作用的。可能的解释为村庄民主程序能够显著增强农户对林地使用权与处置权的感知、认知与信心。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三个方面政策启示：（1）虽然新一轮改革具有一定的投资激励效应,但是法律与制度层面的林地产权制度并未完全落实,基层政府仍有进一步优化和推进改革配套政策有效落实的空间,尤其是要重视林农收益权的提升;（2）相关管理部门须进一步引导农户正确、充分地认知其对于自身林地资源享有的权利,增强农户对林地产权的认知与信心,以加强政策效能;（3）政府仍需推进村庄民主制度建设,加强农民在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话语权,运用村庄民主程序显化基层群众的政策需求,以辅助政府进行有效的政策供给。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基于国外的经验与教训

集体林业占据国家林业的半壁江山,集体林地产权的变动直接关系到林业生态可持续发展。中国从2003年起开始新一轮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有效激发了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造林、建林和绿化的积极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相协调。长期以来多种因素影响着集体林生态效益的发挥。国外私有林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值...     

村域环境、家庭禀赋与农户林业再投入意愿——以全国集体林权改革试点福建省为例

我国2003年起在全国14个省陆续展开的集体林权改革,极大地激励了农户经营林地的积极性。但近年来农户林业再投入意愿有所下降。基于福建省7个样本县商品林种植农户的微观抽样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步法模型深入分析了村域环境、家庭禀赋对农户林业再投入意愿以及再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再投入意愿中,林地流转价格、木材市场价格、本村是否有木材收购商、是否在林业相关部门任职以及村林地面积对农户再投入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年送礼金额对其有正向显著影响,户主年龄、户主是否有干部经历对农户是否愿意增加林地投入有负向显著影响。在再投入强度中,本村是否有木材收购商、本村到县城距离对再投入强度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户主是否有干部经历、户主是否有经商经历、家庭年送礼金额、是否有林权证以及流入林地占比对再投入强度均有显著影响。     

造林项目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以2012年四川省农户调研数据为例,从农户的认知态度、农户特征、地块的自然特征、非农化程度、政策变量、林业生产经营特征以及经营林业的外部环境7个角度,探索造林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7个变量均对造林项目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其中农户的非农特征影响最大。因此,为了实现造林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要加强造林补贴政策、森林生态意识的教育宣传工作;完善补贴激励制度;保证良好的林业经营外部环境;继续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开拓非农就业渠道。     

林业补贴对山区农户风险态度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浙江省的调查数据

林业补贴是发展林业的一项重要财政手段,而林业补贴能否影响农户的风险决策呢?基于2014年浙江省建德和开化92户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测算农户风险态度即风险偏好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单因素分析法及序次Logit模型实证分析林业补贴对农户风险态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10%统计水平下,获得造林补贴农户处于高风险偏好程度的可能性是未获得造林补贴农户的2.46倍;相对于未获得抚育补贴农户,获得抚育补贴农户处于高风险偏好程度的可能性提高2.03倍。其他个体特征变量及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户的风险偏好程度均有影响。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借鉴。     

农户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16年全国7省共3500户样本农户的调研数据,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林改相关政策、农户家庭林地经营情况3个方面分析了农户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影响农户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期外出打工人数占家庭劳动力数量比例、户主是否从事与林业相关的经营活动、户主是否干部、户主是否接受过林业培训、林业科技服务需求意愿、森林保险的需求意愿、家庭林地面积对农户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社具有显著影响.     

中央财政林业补贴政策的效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四川省的调查

林业作为弱质性加强的准公共品,需要一定补贴来提高农户家庭的福利水平。通过博弈方法和效用理论公式计算出林业补贴政策效用,对以林地面积、林业投资和实际产量为依据的补贴模式进行比较,并利用OLS方法对四川省现行中央财政林业补贴政策效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林业补贴模式对稳态时的资本存量和产量没有影响,对农户消费有正向影响;林业补贴政策效用与农户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占比、补贴金额呈显著的正相关,而与补贴支付方式呈显著性负相关;低收入和林业有收入家庭获得林业补贴政策效用更明显。提出了需要完善林业补贴制度,创新林业补贴政策,林业补贴应更倾向于低收入和林业有收入家庭,加强林业补贴政策宣传和执行力度等对策。     

农户林地林木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农户通过“确权到户”获取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也获得将林地林木资源作为资产性资源予以转出获取收益的权利。农户林地林木转出行为不仅关系到其林业收益能否完好实现,还关系到林业生产能否实现规模经营。本文以江西省为例,在对2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的12个行政村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林地林木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农户对现行流转及生产制度安排的认知程度、农户非农收入比重、农户林业生产时间、农户上学子女数目均对其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文章最后提出加强宣传,提高农户对现行制度的认知程度;加强引导,提高农户自主经营能力;完善制度,保障农户的林业收益等政策建议。     

辽宁省农户参加林业合作组织的影响因素分析

2008年以来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明晰了集体林木资源的产权关系,稳定了林地的承包经营关系,但也造成了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偏低,不利于实施集约经营,限制了集体森林资源经营效率的进一步提升。采用Probit模型对辽宁省10个样本县、50个样本村、500户样本农户参加林业合作组织的行为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村内林业合作组织数量、农户是否接受过林业科技服务、林地面积、家庭人口数量、人均耕地面积、农户家庭成员是否担任干部及人均收入等因素对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组织的行为有显著影响。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林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提高林业合作组织服务功能,进而推进农户森林资源的规模化经营。     

基于农户视角的集体林地使用权流转调查分析——以江西省铜鼓县和靖安县的农户调查为例

农户是林地使用权流转的重要主体。基于农户视角,运用江西铜鼓县和靖安县77户农户调查数据,客观分析了农户对林地使用权流转的认知、判断、意愿及行为状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普遍认知并满意现行的林地使用权流转政策;农户对林地使用权流转的判断和行为选择日趋现实和理性;农户的态度和行为选择上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异质性。提出了加强政策宣传、稳定流转政策、加强流转立法、完善流转市场及相关机制等建议。     

不同林业经营模式的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一轮林权改革后,福建集体林区林权经营方式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林农对林业经营模式的选择权.首先主要分析了不同林业经营模式的特征及问题,进而基于福建省三明市实证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利用多元Logistic模型,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户林业经营模式的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林地资源质量、林地面积及林改对林业收入、家庭资产和资源利用的影响等因素对农户林业经营模式的选择具有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响.在分析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对不同林业经营模式的效率提升和发展方向提出了对策建议.     

林区农民对林改政策认知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10县40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

基于江西省10县400农户对林改政策认知和响应情况的实地调查,将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认知与响应因素分为两大类,应用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计量方法对林农对林改政策的认知与响应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林改程序相对比较规范民主,但农民对林改政策的认知仍然有限;集体林权主体改革实施到位率比较高,但“林地流转、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等配套改革政策实施进度缓慢,农民对配套改革政策实施的响应度不高;农户对林改政策信息的获取能力以及政策信息渠道是否畅通是影响农户的政策认知与响应程度的关键因素;林改政策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程序透明度是影响农户林改政策认知与响应的又一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