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从公羊学看儒家政治伦理的尴尬

公羊家独尊《春秋》。以蒋庆先生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继以公羊学为颂扬对象,尽力发掘公羊学的思想资源。公羊学其实非但无助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是历代专制主义统治的根源。公羊学将政治神学化和将孔子奉为素王的做法,虽有以道压势的主观意图,但在道统与政统的复杂关系中却又只能沦为王朝政治的婢女。     

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刘逢禄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     

驳清代今文经学复兴源于上书房"讲义"说——兼论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的地位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复兴起因,学界颇有讨论.刘桂生、陈祖武、王俊义诸位先生一致认为与庄存与在上书房的"讲义"密切相关.但揆以史实,并不尽然.从康雍乾三朝君主对胡安国<春秋传>的清算及<春秋>公羊学的抛弃,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立嫡理论与清代秘密立储原则的冲突,清楚地表明庄存与在上书房讲述<春秋>公羊学说并不可信.而乾隆前期官员谢济世与孙嘉淦所注经文著作的毁版遭遇,也说明满清君权对于官员注经的警惕.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尤其是乾隆朝的地位,可谓清代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典型体现.     

《左传》、《礼记》“礼制”合异考

"春秋三传"惟《左传》最善于"礼"。《左传》中记录了大量行于春秋时期的礼制实例,故前人研究先秦礼制,多将其与礼书互证。《礼记》作为"三礼"之一,亦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先秦礼制。通过对《左传》与《礼记》中"礼制"的合异探析及举例论证,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哪些礼制是属于春秋时期或更早之前的周礼,哪些又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的"变礼",甚至于是后儒"整齐划一""增饰附益"的理想礼制。     

试析康有为“黄金时期”的礼学思想

康有为"黄金时期"的礼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丰富完善的过程,它始于康氏皈依今文经学,以康著<春秋董氏学>将<礼运>"大同说"与<春秋>"公羊三世说"糅合为其成熟的标志.康氏黄金时期的礼学,对"礼"的社会本质进行了近代化学理阐释,纯粹了晚清今文经学"家法",并着力发掘了<礼记>中具有思辨性的专篇,在晚清今文礼学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阶段性贡献;同时,康氏礼学继承了"以经术缘饰政治"的今文经学传统,"托古改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成为康氏维新变法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诗言志”的内传理解——廖平的《诗纬》新解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立法学,孔子《诗》学同样是立法学。当古老中国面临西方"异制"冲击之时,清末民初大儒廖平致力重拾儒家内学"旧法",尤其注重《诗纬》。晚清大儒应对西方"异制"挑战时的首选古学资源为儒家公羊学,但与康有为借助公羊学"托古改制"接应西方民主不同,廖平坚持公羊学的王政论本色。廖平认为,公羊学所倡导的"素王说""三统说""中外说""文质说",无不源于孔子《诗》学。要理解这一本源,必须依循《诗纬》的指引,因为,《诗经》师说,"精微义例,全在纬候"。针对以《诗》为古事、以序说《诗》的旧说,廖平"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推阐儒家内学的诗学要义,提出"《诗》者志也"为"空言俟后",为当今思考中国新政与全球化处境的关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秘学思路。     

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由海昏侯墓所出《春秋》类简牍引发

海昏侯墓新出《春秋》类简牍,据北京大学简牍整理小组的整理和释读,发现与《公羊传》关系密切。海昏侯墓《春秋》类简牍,反映了西汉中期公羊学的发展状况,折射出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依据所见汉代文献,对汉代人引用公羊学思想的事例进行细致梳理,可以发现,公羊学被广泛应用于当时政治、法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上自皇帝下至士人普遍引用的理论指导思想,对汉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王闿运治经思路初探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的治经思路是不措意于学术史今、古文之间的内部纷争,而专意于通经致用理想的发挥;并把老庄之道引入经学,具有欲抛开前人的传注,直探经文本意的倾向,对后世学人治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孔子的无神论倾向——从“子不语怪、力、乱、神”说起

"子不语怪、力、乱、神"反映了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春秋时是我国文化史的轴心时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个无神论思潮已经形成.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以鲜明的人文性与现实性特立于学术思想之前沿,孔子已具有鲜明的无神论倾向.但孔子推崇周礼,而丧祭之礼产生于对鬼神信仰的基础上,故孔子只能以"不语"怀疑之.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三年之丧”与“孔子复礼”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而行至孔子所在的春秋末年,已然是礼崩乐坏.孔子欲借助“三年之丧”所独具的双重功效,由孝而仁,由仁而礼,由礼而和,所以“三年之丧”成为了“孔子复礼”的新宠,被提至到“古今天下之通丧”的高度.孔子的宣传,为“三年之丧”在后世由礼入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弟子为师心丧三年提供了契机,为后世孝道、仁政和尊师重教的传统奠定了基石.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先秦献捷礼考

先秦献捷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军礼,特指诸侯国对蛮夷戎狄用兵胜利后向周天子告捷的庆祝活动,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争不行献捷礼。春秋时期,诸侯国向周天子的献捷礼明显减少,同时出现了诸侯国相互献捷的新现象。献捷礼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民族融合的空前加强,周夷矛盾渐趋缓和,而周人内部矛盾日渐尖锐的社会事实。     

论春秋战国时期兵学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兵学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渊源于夏、商、周,这一时期出现的《军政》《军志》《令典》等兵书和集三代兵学思想之大成者姜望的思想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已开始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和《司马法》等兵书继承和发展了夏、商、周时期兵学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展现出丰富的内容:一是依据战争中的客观因素及其矛盾去认识战争指导原则和发展规律,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二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在战争中要观形察势、因变治变;三是论述了战争中文与武、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文德与武备并重、政略与战略结合等。这些朴素唯物辩证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论礼崩乐坏与礼学的形成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历史内涵是以周礼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全面瓦解。这一危机促使一些思想家从理论上对礼的本质、功能及意义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孔子的礼论挖掘和增强了礼的内在精神价值,将礼由制度典章层面提升到思想学术层面,实现了礼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荀子一方面将礼同人的内在本质及宇宙秩序联系在一起,确立了礼的超越性和绝对性价值源头;另一方面以法来充实和改造礼,建立了道德与政治有机结合的礼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