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在推动护国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梁启超是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同蔡锷等共同策划了这次反袁运动。在护国运动兴起后,梁启超多方奔走,为护国运动筹集经费,并游说冯国璋等北洋派将领,使之在护国运动中保持中立。梁还亲赴广西、广东,坚定陆荣廷、龙济光的反袁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时期,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历史事实,应该肯定.为什么反袁称帝,主要是当时他的政治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他敏锐地觉察到: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君主国体,建立了共和国体,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如果再言复辟君主制度是行不通的.梁虽曾保过“皇”,但是,这个时候的“皇”他却不保了.梁启超的这个政治表     

护国运动中的各种政治势力

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利用手中的军事实力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涣散,逐渐迈出复辟帝制的步伐。自1915年8月“筹安会”的成立,至12月12日接受“请愿”、“推戴”宣布于次年元旦起改元“洪宪”,这一系列倒行逆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护国运动”的发生。“护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近年来,就“护国运动”自身的始末,已有许多系统、详尽的论述。本文仅就“护国运动”期间北洋军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西南地方军阀等几个主要政治势力的消长分合变化及其对“护国运动”的影响,作一初略的探讨,以期从这个侧面加深对“护国运动”的认识。 一 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是“护国运动”前后全国最大的政治势力。它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股恶势力,也是“护国运动”的对象。 北洋军阀是袁世凯在清政府日趋腐败、不得已操练新军的历史条件下,仿照曾国藩建湘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一个武装政治集团,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私人武装色彩。北洋军是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复辟帝制的政治、军事资本。北洋军的实力,使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得到     

不强诗歌作附庸──《饮冰室诗话》诗学观念初探

梁启超继承中华民族诗学传统，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结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对题材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渊之别。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际是主张发扬中国传统风格的优势，而在精神方面要有个追上时代的发展、梁启超肯定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成就，并非说黄氏已完成了“诗界革命”。要真正了解梁启超诗学观念，就要从不强诗歌作附庸开始。     

陕西护国运动述评——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作

陕西护国运动,上承辛亥革命,下启该地区旷日持久的护法战争,意义重大。在讨袁护国之役中,陕西又是北方唯一宣布独立讨袁的省区。本文拟对陕西护国运动的历史加以述评,以从一个侧面来看护国运动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影响和地位,以及孙中山先生对护国运动的指导作用。一、“华山聚义”——陕西反袁斗争的酝酿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辛亥革命胜利的光辉顶峰。与之相适应,陕西革命党人建立的革命政权也隶属于了它的领导之下;南北议和实现后,袁世凯力图尽快实现其独裁统治,镇压了“二次革命”,在下令解散国民党、篡夺国会权力的同时,也在谋图北洋军阀势力对潼关以西地区的直接控制。     

从流亡生涯看梁启超团结引领华侨在晚清变局中的作为

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言华侨对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贡献。梁启超作为维新派领袖，以及康有为弟子，在联合教育华侨、成立跨国保皇组织、策应国内革命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其流亡海外14年间，抱持精卫填海之精神，除以日本为根据地办刊办学办书局，教育新民、为国家培养人才外，还远赴檀香山和澳洲、美洲宣传维新思想，开拓保皇事业，为国内勤王起义募集捐款，跟当地华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些也为他回国后策划护国运动并以华侨之力维护辛亥革命果实打下了基础。依托相关文献，回瞻考述梁氏海外流亡经历，试图重新认识其在团结引领华侨在晚清大变局中的作为。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     

论梁启超在中国西学传播史上的贡献

从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和中国学人与其后的赴日学者传播西学的比较看，梁启超的西学传播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然而，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仅从西学传播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但若从西学传播（特别是哲学）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比较，梁启超却不逊于严复。因此，梁启超与严复同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     

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从问题意识到话语逻辑,都与政变后判然有别。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当时中国君民相隔、上下“两无权”的政治病症,这与早期维新派的认识一脉相承。以此问题切入,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主要思想资源不是西学,而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羊”学。其中,“讥世卿” “三世”说又是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核心资源。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     

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之原因略析

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历史,充满着进步与保守、民主与专制、前进与倒退的剧烈斗争,作为活跃于近代中国历史前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梁启超,对时代的急剧变化反映特别强烈,他作为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护国运动时期,由改良思想转变为主张暴力革命,并在这一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其政治思想的转变值得研究。笔者就时局的变化、梁启超自身思想的演变、知识分子的救世意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的概念分析

《开明专制论》是梁启超探索民族（政治）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成果,也是梁启超研究宪政中国化的标志性文本。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前三章,分别对“制”、“专制”、“开明专制”予以了概念界定,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梁启超整个“开明专制论”理论体系的严密完整,在概念上的细致入微,更反映出梁启超深刻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智慧。所以说,开明专制的概念分析不仅鲜明地展现出梁启超的渐进改良的哲学基础,也折射出“开明专制论”作为宪政中国化理论,其理论本质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渡理论。     

梁启超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

从“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我物我格，我理我穷”，以及“除心奴”，反“依傍”三个层次论述了梁启超与西方启蒙主义相通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从理性精神的角度对众所周知的梁启超一生“多变”作了新的阐释。并认为，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论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向现代发展的探讨

论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向现代发展的探讨蒋广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论题实际上是指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精神文化形式所起的作用和应有的地位问题。梁启超认为传统文化必定能融注到现代生活中来，而融注到现代比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也必...     

陆荣廷与护国运动

旧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和其它派系军阀一样,在民国历史上,是同人民对立而存在的,是社会前进的一种惰力。但是,他在反袁护国运动中,做了加速洪宪制破产的有益的事情,我们应当客观地、历史地对他给予公正的评价。本文拟从陆荣廷加入护国运动的原因、行动及其在护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梁启超

童年的梁启超聪明过人，才思敏捷，祖父梁延十分喜欢他。梁启超五岁时开始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首榜第一名秀才，被乡人称为“神童”。当地群众流传不少“神童”梁启超的故事。     

转型时期美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启示——评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

梁启超是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化交变之际所孕生的伟大人物之—。梁启超不能被忽视,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且还是学术意义上的。人们潜意识中普遍认为他的学术研究不过是他政治隐退后的避难策略,因此不予重视,不愿深入研究。但是,当你阅读了金雅博士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之后,你就会知道这种误解是怎样地障人耳目,遗珠憾人了。在介绍梁启超的美学思想的主干时,金雅抓住了四个概念,即梁启超所说的“趣味”、“情感”、“力”、“移人”。这四个概念实际上是梁启超在整个艺术美学论中所锁定的美学范畴。趣味是核…     

论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现代审美主义追求

梁启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趣味”的本质、特征以及在人生中的意义,认为“趣味”是文学艺术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本质特征;梁启超立足于感性生活来理解“趣味”,带有明显的经验痕迹,强调情感、环境对于“趣味”的重要性,在目的与“趣味”的关系上,表现出矛盾的态度。艺术宗教化与人生艺术化的脉络渗透其中,这一话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审美主义创建。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由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树立新的“国家观”，塑造近代社会理想人格“新民”形象，二是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发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倾其多半生精力研究的民族主义问题，既有其理论价值所在，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复杂影响。     

梁启超“新民思想”评议

本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新民思想”曾经风靡一时,梁氏被称誉为“言论界之骄子”。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受了梁启超以“新民”为宗旨的启蒙宣传的影响,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胡适曾说,“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革命)岂能成功如此之速。”梁启超在“新民思想”中,提出了“国民性”改造和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重构的文化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仍不乏借鉴意义。当然,梁启超的主张也存在着唯心主义的缺陷。本文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