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金楼子》研究综述

萧绎所著《金楼子》一书,在近二十年来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比之过去的寥落,有了较大的进展。主要集中于《金楼子》的成书时间;《金楼子》的价值;以及该书中传达的萧绎的文学观和思想倾向。     

萧绎及其《金楼子》述要

南朝梁元帝萧绎博综群书,多才多艺,著述词章,多行于世,展现了南朝梁贵族极高的文学素养和崇文的风气.其一生著述近四十种,然多散佚,今存《金楼子》六卷本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以鲍廷博知不足斋本为最善.此书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和文论价值.     

有关校雠学的几个问题——以《金楼子》为个案

南朝萧绎所著《金楼子》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从校雠学角度来看,历代诸家著录为此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依据;迄今所见的《金楼子》众版本有优劣之分,其中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本为最善;此书现在仍存在一些讹误,有待方家进行校勘、整理。     

论梁元帝萧绎的寓言

《金楼子》运用寓言说理有三种情况。《金楼子》所创作的寓言,代表了六朝寓言创作的成就。它不仅继承先秦传统,数量比较多,而且借鉴了《圣经》中的寓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了轻骑作用。     

论《金楼子》的占筮实例与萧绎的周易情结

现存东晋南朝梁元帝萧绎所撰《金楼子》,以清鲍廷博所刻知不足斋本为最善,萧绎的不少占决实例见于该书《自序篇》。经由对萧绎占筮实例的分析,可以一窥以萧绎为代表的南朝梁皇室好易、研易,以及受周易思想影响的情况,探知萧绎痴迷周易之缘由,进而全面诠释萧绎的周易情结。     

六朝文学研究的趋向——以三部古籍为中心

最近二十年,中国内地学者对六朝文学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南朝。这是因为受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南朝文学的评价过低,导致对它的研究不足。六朝文学研究的近况,从新近出版的三部新整理的古籍可见一斑,它们是《金楼子校笺》《玉台新咏汇校》《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它们都算是南朝文学研究的基本文献,其整理一方面仰赖于相关的研究积累,另一方面也必然会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化,因此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金楼子》的版本系统

目前,学术界对<金楼子>的研究尚属薄弱,学者论及时多言其<立言>所反映的重情性、重形式的文学观念,而此文献的版本系统至今少人问津.本文从此书的版本流传、版本的传承关系和最佳版本三个方面系统论述它的版本问题.     

《金楼子》成书时间考辨

关于《金楼子》的成书时间 ,迄今尚无定论。文章就陈振孙的“湘东王时”说、王鸣盛的“元帝即位后”说和余嘉锡的“此书当作于未平侯景之前”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从萧绎撰写《金楼子》的具体情况和《金楼子》内文的年代记载以及萧绎著书宗旨等方面考辨 ,文章得出《金楼子》全书各篇写作时间先后不一 ,全书最终绝笔于承圣三年 (5 5 4 )的结论 ,从而为研究《金楼子》的思想史价值和文献学价值提供了前提     

姚察、姚思廉散文特点及其对古文运动的影响

姚察、姚思廉父子所撰《梁书》、《陈书》等,文字简洁,散体单行,文风质实,具有很强的叙事与写人能力,这与当时流行的骈丽化文风迥异。他们所倡导的散体化写作于陈、隋之际已启古文之风,为这一时期的文坛注入了较多新鲜气息,在古文运动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从俗不可耐到超尘脱俗——论《红楼梦》在人物形象上对《金瓶梅》的超越

"红取之于金而红于金"。凡物俗则不足观,有灵性则格外可人,《金瓶梅》则突出人之俗,而《红楼梦》突显人之灵性;作为生命之始的性是纯洁而美幻的,以恶念待之则见淫滥,以纯情待之则现诗意,《金瓶梅》写其淫滥,而《红楼梦》写其纯洁美幻;肉身之享乐是容易满足而生厌的,往往以空为结,而情感会给生命诗意的栖居感,《金瓶梅》写肉欲,而《红楼梦》写情感。宗教精神是人性之高贵处,是美丽生命不可缺的,缺则难免生命下滑于浊臭之泥坑,《金瓶梅》则写腐臭之行尸,而《红楼梦》突显宗教信念。从俗不可耐到超尘脱俗,是《红楼梦》在人物形象上对《金瓶梅》的超越。     

论魏晋佛学与庄子学的互相倚重

魏晋玄学盛行之时,大乘般若学攀附老庄(尤其是庄子)的态度更加明朗化,甚至从理论上自觉总结出了以老庄学说来比附般若空学的"格义"、"连类"之法.反之,当时的老庄学也借助于佛学,尤其是东晋支道林,则更以般若性空学说来阐释《庄子*逍遥游》,卓然"拔理于郭、向之外",从而为庄子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

关于《资治通鉴》长编分修的具体分工问题,历有争论。学者多惑于《宋史.刘传》谓专职汉史,及受传统叙述中“魏晋”连书的影响,忽略了《通鉴》之魏纪、晋纪长编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而实际上两汉、魏纪长编由刘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     

《刘子》作者新证

《刘子》作者究竟为谁，自唐迄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其涉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故弄清事实真相不仅对《刘子》的研究十分重要，而且对“龙学”的研究也具有特殊意义。通过爬梳史料，原始以要终，辨析考证，认为《刘子》作者乃梁朝之刘遵。     

《小尔雅》成篇时代与作者及其与《孔丛子》之关系

从文献学角度对《小尔雅》的成篇时代、作者及其与《孔丛子》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小尔雅》最早成书于秦汉之际,最早的作者为孔鲋,其后此书历汉、魏、晋又经后人增益、改定。《小尔雅》对《孔丛子》而言,最早于秦汉之际被附于《孔丛子》,魏晋之前被辑出单行。后人以为其先单行后被采入《孔丛子》,与事实不符。     

《梓潼帝君化书》成书年代辨析

《道藏》洞真部谱录中现存有《梓潼帝君化书》,《道藏提要》著录此书作于元末有误。该文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详加考证,提出了不同观点。鉴于梓潼帝君在元仁宗时被敕封为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掌管文昌府,是宋代以后参加科举的士子顶礼膜拜的主要神,对当时社会风气、民间信仰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弄清这一问题,有助于从更为全面的角度审视明清社会风尚、文化转型等的动因及基本情况。     

沉郁凄婉,浓淡相间——温庭筠《更漏子》之六文本解读

温庭筠名作《更漏子》(玉炉香)历来批评简奥、褒贬不一,尚无详解。我以为此词上阕浓丽拙重,下阕淡雅流畅;而且温庭筠除了有客观、纯美之作外,沉郁凄婉与浓淡相间为其又一大词作特色。     

论孔、孟、荀对管仲的评说

春秋时的管仲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一匡",建立了千秋功业,但学者们对此看法并不一致。就儒家学者孔、孟、荀来看,孔子赞之"如其仁,如其仁",孟子认为管仲佐桓公乃"三王之罪人",荀子从"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角度肯定了管仲的事功。孔、孟、荀在品评管仲中表现出的不同,反映了三家在学说体系上各有取舍。     

《黑城出土文书》所见“牌子”考

金代以人为主组成的牌子,为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元代沿用了金代这一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但是性质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牌子已经具有户籍管理的职能,已经出现以户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牌子户。《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所载牌子户就是其例证．从而也证明了亦集乃路的社会基层组织为“渠牌制”。     

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辍耕录》“院本名目”

许多研究者认为,金代只有院本。检阅《四库全书》中金代文集、《金文最》、《金文雅》及《全金元词》等文献,可知金代有三种戏剧形态,即金院本(杂剧)、刮鼓戏、乐舞戏。金代杂剧的产生、繁荣以及衰落的过程,与金代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过程正好同步。金代杂剧的兴盛离不开辽代教坊散乐和北宋杂剧。根据表演对象、场所,金代杂剧可分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即燕京宫廷杂剧、河东杂剧,金代杂剧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达到了其繁荣时期,这是所谓“国朝杂剧”时期,到了金代末期,随着政局的危亡,杂剧也就衰落了。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600种院本属于金代,而其余分别属于宋、辽、元。金代杂剧同宋杂剧相比,具有自己的意趣指归：虽然不脱谑浪调笑的风范,但题材范围比“官本杂剧段数”广,历史故事类题材比重加大。刮鼓社来源于北宋的“斗鼓社”,是北宋时代中原地区存在的一种村社小戏,金灭北宋,这种村社小戏就继续存在,并且受到了重阳子王喆的重视。金代歌舞戏与当时的祭祀娱乐神灵的风俗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