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金融发展的调查与思考——以成渝地区的调研为视角

农地金融的发展将是破解农村融资难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地金融的发展尚处于萌芽和自发探索阶段,需要积极关注和正确引导.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农地金融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促进农地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台湾农地金融的发展与启示

简要介绍台湾土地银行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台湾农地金融制度的特点,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和借鉴:(1)农地金融制度建立与农地制度改革并行;(2)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关系,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发展;(3)建立完善的农业金融法律体系;(4)加大政府支持农地金融和商业银行服务农业的力度;(5)组建专业的土地金融部门。     

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构的动因、制约及路径选择

我国现有农地金融制度的欠缺,已经成为农业投资及农业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瓶颈”约束,进而对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产生影响。本文以农地金融制度构建为核心,就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动因、存在的障碍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路径建议。     

农地金融制度:国别比较与借鉴

作为以农地产权为抵押来获得贷款的农地金融,在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实践,是解决农业发展资金的一个重要制度。我国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这一制度突破为盘活农村资源,解决农村资金困难打开了空间。详细梳理了德国、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农地金融制度的组织架构、发展进程以及成功的经验,通过对这些国家农地金融制度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我国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一些设想。     

农地金融创新与农地流转模式选择

随着市场经济向农村推进,农地金融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农村地区货币化的拓展必然带动农地的货币化。经过货币化的农地,具有融资和获利的功能,农地的资本化和证券化运作将成为必然选择。农地金融的这些创新形式可以为农地流转提供合理的模式——转让模式、股份合作模式以及证券化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地资本化收益的影响检验

在“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资源的资本属性被激活，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改善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无形之中逐步融入农地流转的交易过程，进而影响农地资本化收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农地细分为三类，并结合当期年份“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IC)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地资本化收益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可知，增强农地保障依赖性和增加农村劳动力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农地资本化收益的重要路径。因此，应提高数字金融与乡村的适配度，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劳动力就业、农地资源碎片化整治的融合，进而巩固农民增收与农地的多重关系。     

农地变迁的“美国式道路”及其实质

随着三农问题研究向纵深探讨,学术界开始进一步反思＂家家都种田,户户小而全＂的传统农地制度,中国农地规模化经营进而由此引起的土地所有制变迁成了讨论的热点,试图在分析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美国式道路＂的基础上来透析＂美国式道路＂的实质以及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农地金融、合作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立法嫁接——基于“三位一体化”的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农地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和风险分担机制的设计,尚存理论争议和立法困惑.通过域外考察和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农地金融、合作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立法嫁接机制,搭建起“三位一体化”的分析框架.运用“三位一体化”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整合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资金互助社和农业发展银行等现有资源,优化我国农地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和风险分担机制的设计.     

农地金融模式绩效评价及服务机制优化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金融模式呈多样化,以股份制农地金融公司模式、农地抵押合作社+政策银行模式、农村信用社主导的农地金融模式、商业银行主导的农地金融模式和信托公司主导+证券化农地金融模式为代表的农村金融服务推动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种农村土地金融模式的开展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满足农村土地金融需求而进行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差异性。为此,以当前我国5个主要农村土地金融模式为绩效评价对象,选择各农村土地金融模式的案例对象进行实地调查,立足于农村土地金融模式绩效评价指标选取的相关性、代表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全面性原则,经济绩效从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及农业产业发展3个方面选择指标,社会绩效从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农村土地生态环境2个方面选择指标,应用灰色关联度法计算指标权重,基于样本数据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农村土地金融模式的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评价,分析各农村土地金融模式绩效,从而提出农村土地金融服务机制优化与政策建议。     

论政府在农村土地市场化中的职能——兼评胡亦琴《农村土地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规制研究》一书

政府作为转型期制度创新最具优势的社会组织,对于社会进化和＂均衡状态＂的打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改革初期,＂政府主导型＂模式对开启和推动市场化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初步形成的今天,这种模式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探究政府在农地市场化进程中正确定位与制度、机制供给的重要性,研究政府调控的得失,构建推进农地市场化进程的宏、中观政府规制框架,提出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健全农地流转机制、规范农地市场运作、强化农地市场化法律支持等对策建议。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优化路径——再论“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

土地制度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中国现有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土地使用权不稳、土地收益权受限、土地处置权不完整等缺陷,亟待改革。本着间接或直接地淡化农地集体所有制,给予农户更多的具有所有权特征的永佃权或财产权的共识,学术界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收归国有;保留农地集体所有制,对其进行改良完善。单纯的国有化、私有化以及改良完善化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都因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不足取,考虑到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和私有产权对农业生产强大的激励作用,为减少制度改革成本,实行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的＂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比较而言更为合适。     

农地流转与农户金融需求

以四川省为例,基于647份农户调查数据,从农地流转、农户基本情况、农户经营特征、农村金融市场特征4个方面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其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方向及强度,分析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行为带来农户金融需求分化趋势,农地流转价格过快上涨对农户金融需求有明显抑制作用,加快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已经十分紧迫,农户普遍面临缺乏抵押融资能力的困境。农地流转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分化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我国农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极为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之上,重点针对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农户进行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有效满足其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则是当前我国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必须破解的主要难题。     

农地过度征收及其制度约束

约束农地过度征收,需要以＂征地制度化＂为前提。通过做实农民集体土地权利、发挥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法院的控制与监督作用,形成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有效地遏制农地征收权的滥用,并进而达到农地征收目的、前提与过程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公正性,赋予征地制度以权威和尊严。     

差序政策信任：农地金融扶贫贷款“冷遇”经验解释

加快农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通过对4 025户农户调查分析,发现当前推广试点的农地产权抵押贷款政策业务受到“冷遇”,通过政策效果全面综合评估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得出：农地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效果综合有效,南北存在比较性的区域差异,江西等中南部地区规模有效,宁夏等西北地区技术有效;江西明显存在经济有效显著、社会效果不够和生态效果存疑的问题,政策改进空间明显存在;农户、金融机构和基层政府对农地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信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基层政府盲目信任,且对该政策普惠金融的扶贫功能理解不够,贷款机构对该政策明显信任不够,呈现普遍的惜贷心理,农户遭遇“贷款尴尬”,信任彷徨,多贷困难,微贷不屑。为此,应加快农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制度,优化政策执行效果;制订切合各地农村实际环境差异化的农地产权抵押贷款政策,以增强农地金融普惠扶贫决策的整合效果。     

新土改背景下我国农地信托主客体之理论检视

随着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的开展,我国土地流转呈"加速跑"的态势。作为农地流转的主要模式,农地信托是破解农业金融困局的有益探索。为推动农地信托的良性发展,我们需要对农地信托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准确定位。农地信托的主体主要包括委托人和受托人,由于我国农地信托多采取自益信托的模式,其委托人应是农村承包经营户,受托人须是符合《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农地信托机构。农地信托的客体是农地承包经营权,农户作为委托人需要将农地承包经营权转移给农地信托机构。     

农地确权能够在农村信贷市场发挥“德·索托效应”吗？——兼论中国农地抵押之佯谬

理论分析农地确权发挥德·索托效应的作用机理及其服务边界,同时兼论实践中的中国农地抵押之佯谬,以此综合评估确权后中国农地金融改革能否有效缓解农村信贷市场的融资约束难题,由此也延伸出对创新农村融资模式以满足农户融资需求的进一步讨论。分析表明,农地确权的德·索托效应在农村信贷市场尚不能完全发挥,其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信贷需求端“有效”,而在信贷供给端“有限”,农户融资需求无法有效转化为实际供给。分析现阶段中国农地抵押的法律困境和委托代理问题发现,中国农地抵押改革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佯谬,致使农地确权的德·索托效应在信贷供给端受限：一是外部环境尚未建立起服务于农地抵押的配套制度与措施,导致农地经营权无法成为金融机构认可的合格抵押品;二是农商行二元目标不一致及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致使农地抵押贷款“失灵”。最后,建议加强农地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深化农地金融改革与缓解融资约束的有效对接;另外,可从抵押替代机制角度,探析缓解农村融资约束困境的创新模式。     

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失地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积极稳妥推广农地抵押贷款融资业务,持续深化农村土地资产与金融资源的有机衔接是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内容,深入探究农户金融知识获取的人际圈层来源以及失地风险感知因素对完善农地抵押贷款相关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理论阐释了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失地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的影响,详细剖析了农户失地风险感知的中介机理;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变量,提取4个公共因子分别界定为亲属关系圈、朋友关系圈、乡邻关系圈和机构参与圈;最后以陕西、宁夏、山东三省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地区1 31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利用Logit模型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失地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的影响,并揭示了失地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类型和数值大小。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知识获取圈层正向促进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其中金融知识获取亲属关系圈的促进作用大于机构参与圈;金融知识获取圈层负向影响农户失地风险感知,机构参与圈的影响最大,亲属关系圈次之,朋友关系圈最小;在四个金融知识获取圈层下,失地风险感知均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参与具有负向影响;失地风险感知在金融知识获取圈层影响农地抵押贷款参与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大小为0.211 2。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知识获取机构参与圈下失地风险感知中介效应最大,大小为0.223 1;亲属关系圈下失地风险感知中介效应次之,大小为0.101 8;乡邻关系圈下失地风险感知未发挥中介效应;而朋友关系圈下失地风险感知发挥遮掩效应,大小为1.851 1,表明还存在其他效应更大的中介路径。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农户需立足于金融知识获取来源的亲属关系圈和机构参与圈,丰富朋友关系圈和乡邻关系圈,加强多维金融知识获取圈层的构建、维护和开发。第二,农户应通过加强沟通、增进信任等方式优化亲属关系圈,采用增进互助、知识共享等方式改善朋友关系圈和乡邻关系圈,金融机构通过开展宣传、加强联系等方式提高农户金融知识。第三,政府和金融机构应高度关注试点业务可能产生的风险,降低农户对失地风险的过高预估,加快农地抵押风险防范机制创新。     

农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农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型”到“市场主导型”农地信托的演变。目前的农地集合信托计划与此之前的农地信托流转模式相比,采取金融化与商业化方式改造农地信托,引入信托公司对农地进行信托管理,既强化了农地信托流转的市场化运作,改变了一直以来被诟病的政府主导型农地信托流转的弊端,有利于发挥信托公司强大的信托管理优势和资金优势,又能更迅速地集合更多土地,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未来农地信托流转将遵循市场为主导的农地集合信托方向;以农地事务管理型信托为主,农地资金信托为辅的信托方向以及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国外农地抵押贷款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建立一种有效的农地抵押贷款模式有助于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解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难题。农地抵押贷款作为国际上发展农业的一项金融举措,在德国、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取得了成功,对构建我国农地抵押贷款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德国、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农地抵押贷款模式异同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农地抵押贷款模式的政策建议。     

国际视角下我国农地流转风险防范研究

农地流转有助于现代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的推广,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农民、规模经营者、基层政府作为农地流转的参与者,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展开博弈,导致农地流转中存在农民权益受到侵害、规模经营者风险高、政府公信力下降等风险。国外现代农业发展历程表明,保障农地出租方权益,利用财政金融降低规模经营者的风险,管制土地用途严格保护耕地是预防和化解农地流转风险的有效手段。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我们可以通过法律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妥善安置失地农民;采取财税金融政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分散规模经营风险;健全农地流转监督机制,防止农地非农化等措施保障农地的有序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