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礼学思想探论

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他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故而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上学等层面去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基于对晚明宗法政治伦理的反思,黄道周在政治伦理问题上,主张“孝”、“忠”合一,以“孝道”陈说君臣伦理的应然状态.黄道周对于《孝经》的阐释,实际上是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学术搜讨,体现出独特的论孝理路.     

论《唐律疏议》对《孝经》的承嬗离合

成书于先秦的《孝经》是儒家论述孝道和孝治观的经典之作,汉唐对其应用达到鼎盛,其阐述孝道伦理思想成为后世历代统治者理国安民的治世圭臬。作为东亚最早成文法之一的《唐律疏议》,代表中华法系最高立法成就。在这部法典中,继承并发展《孝经》之"孝"的思想就有58条之多,体现了对《孝经》的承嬗离合。其表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孝为德本"——以孝治国;"孝道五要"——以法保障;"罪莫不孝"——以刑严惩。     

试析对《孝经》孝道观的批判性继承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孝经》,紧紧围绕“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将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五等,强调“以孝事君则忠”,“移孝作忠”成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基本策略。今天对其孝道观在价值和内容上应作批判性继承,一是在价值上已经不具有首孝和泛孝的地位,二是在内容上“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已然被摒弃。对于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其孝道观仍具有一定合理的可继承的内容,如养亲敬亲、耀祖显亲和谏亲。     

《孝经》之“孝道”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及发展——以远藤隆吉的研究视角

《孝经》传入日本大概是公元513年百济派五经博士段杨尔去日本之后的事情。《孝经》传入日本后,在日本流传的《孝经》有今文、古文两种,受到了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日本第四十六代天皇孝谦天皇,曾下诏令让日本每家都藏《孝经》一本,并且号召国民对《孝经》精勤诵习。而后不同时代的多位天皇,也都非常重视《孝经》。《孝经》还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普遍重视,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翻译、校正、解读《孝经》。远藤隆吉著《孝経及东西洋の孝道》(《孝经及东西洋的孝道》),论述了《孝经》在日本自上而下的传播,探讨了《孝经》对“孝道”阐释与西洋文化对“孝道”阐释的异同、阐明了《孝经》的“孝为德之本”创造性转化为日本本土的“忠孝一本”思想。从远藤隆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孝经》对日本文化的极大影响。     

《论语》《曾子》《孝经》三家论孝

作为儒家经典,《论语》、《曾子》、《孝经》虽然产自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有关孝的理论。作为孝的基本内容,"孝"、"忠"、"悌"的理论不仅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秩序、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论徐复观对中国孝道思想的阐释及自我纠正

现代新儒学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然而对传统孝道思想的研究较为薄弱,具有一定误解。徐复观对《孝经》成书的考证及其自我纠正,包含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史信息;但对《孝经》＂中于事君＂的批评,失之于简单化,没有真正揭示出其积极的历史意义。只有重新认识＂中于事君＂,才能充分了解孝道思想的历史价值,全面把握中国孝道的三层次,把孝的精神贯穿于家庭责任伦理、社会政治、人生价值的实现之中,开出中国孝道思想的新境界。     

荀子孝道思想辨析

荀子是我国先秦时代战国后期儒家最后一位大师,孝道思想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荀子》一书中,孝道虽然不是荀子思想的主体,但是荀子思想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他对之前的儒家孝道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他认为孝这一善行并非先天就有,而是后天的,由圣人君子制定的。他主张守身爱己,敬爱而至恭,事生送死如一,从义不从父,父有争子,主张孝服务于忠。     

论《孝经》中的“五等之孝”

在儒家经典《孝经》中,“孝”第一次被明确将分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个等级的孝。“五等之孝”是对封建君主集权制度的肯定,显露了伦理孝道与皇权政治的结合,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以德治国”的思维理念。     

古典政教中的"孝"与"忠"——以枟孝经枠为中心

近现代以来,许多学者根据枟孝经枠,批判家国一体、忠孝无别的传统思想. 但实际上,这种理解与唐玄宗以后的枟孝经枠解释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回到枟孝经枠古注,回到整个经学系统,可以看出,枟孝经枠在人伦上主张父子与君臣完全分开,在道德上认为忠、孝不可混为一谈. 所谓"移孝作忠",实质上是针对士这一阶层移事父之敬去事君,才能做到忠. 在今天的道德哲学研究中,要将传统德性置于传统人伦关系之中进行理解,才可能更加客观地认识传统道德,在此基础上的现代诠释才更加可靠.     

孝—社会和谐的基石

《孝经》中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一定是讲仁义道德,能以和谐的心态和行为处理各方面关系的人。孝道可使自身和谐,家庭和谐,进而达到社会和谐。人人讲孝道,能促进经济发展,"民德归厚",天下太平。     

孝的三层次与《孝经》的解读

孝字从教、从学。孝的涵义有三个层次：养、敬、顺。孝敬父母最基本的要做到奉养,核心的内容是敬,高层次、高境界是顺。《孝经》认为,孝对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地位高、权势大的人,其孝的外延更大一些,对社会所负的责任更重一些,“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北魏《孝经》之传播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入主中原之后,大力推行"孝治天下"的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巩固统治。因此,统治者对《孝经》格外重视,从自身到国家政策都向"孝"倾斜,促使其在北魏的社会地位迅速提升。一方面,帝王大力推崇并亲讲《孝经》;另一方面,士人研究注疏《孝经》出现高潮。整个北魏社会上行下效,促使北魏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孝经》传播的一个高峰期。     

皇侃孝道伦理研究

立足于儒家自然人性论,皇侃认为孝具有自然亲爱、利人惠他的特性为仁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部分。由行孝推广至行仁,故孝行具有"仁之本"的本质及"百行之本"的地位;其内容不仅包括事亲的行为,也涉及以"孝友为政"的风政教化,将家庭伦理层面的个体行孝与国家伦理层面的忠君思想相结合。因此,皇侃孝道伦理典型反映了南朝玄学流宕、三教盛行氛围中儒学发展特点。     

《论语》的“孝”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论语》关于"孝"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意识是最能集中体现人类群体特征和人性,而又必须在群体生活中被构成的一种人类现象。孝与慈、礼、仁、忠联系密切,相互构发。依据伽达默尔关于"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的见解,分析了"孝"思想对于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曾子》泛化孝再评价

有些学者认为曾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本文对此不敢苟同。《论语》中的“曾子曰”记的是曾子的思想;《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的“曾子曰”记的是曾子的后学的思想。该篇对孝的泛化完全背离了孔子孝道思想的精神,从而与《论语》中的曾子的思想不相符合。这种对孝的泛化不是为了克服仁孝关系原理上的矛盾,而是对孔子孝道思想教条化、片面化,并已露出“愚孝”的苗头。     

先秦孝道与家庭组织之间的关系——“共变法”用于史学研究的尝试

通过共变法研究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家庭组织在功能、类型、社会地位等方面与孝道之间存在稳定的共变关系。孝道的范围和对象随着家庭类型的改变而变化。当家庭结构复杂、功能强大、社会地位较高时，孝道的强度较大；当家庭结构简单、功能弱小、社会地位降低时，孝道的强度会随之减弱。这种共变性表明家庭组织与孝道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     

大学生孝亲观念现状及高校孝亲教育深化探析

孝亲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优良传统。了解大学生孝亲观念的现状,进一步丰富高校道德教育体系之中孝亲教育的内涵,对培养德、智、体均衡发展的新一代大学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周易》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

孝道是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现实与历史基础,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延伸。而《周易》则建构了孝道的理论基础,《易传》彻底改造了《易经》中的先天平等思想,由所谓"先天不平等"(天尊地卑)的虚构逻辑前提出发,推演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的理论主张。后代的统治者与御用文人,在理论上把这种专制性的孝道观加以细化,在实践中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典范化,导致了奴性化、反科学性、反人性的严重后果。只有彻底抛弃专制基础,对传统孝道观加以扬弃,才能真正古为今用。     

试论大足石刻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的重要价值

北宋范祖禹书、南宋所刻的大足石刻《古文孝经》是目前最早的《古文孝经》宋本 ,对认识传世《古文孝经》的文献价值、考察日本流传的《古文孝经》及《孔传》之真伪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该石刻《古文孝经》上石时代、历代著录情况、石刻本面貌及其在经学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进行探讨。     

孝亲、忠君、爱民——清官政治思想模式

清官政治思想为"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建构,其核心是"忠君"."忠孝"思想观念是专制王权政治体系中最基本的政治道德规范,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臣民对君主具有绝对义务之政治观念.清官政治思想中的爱民思想源于儒家"仁政"与"民本"学说.在清官政治思想中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模式,成为指导清官做人从政的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