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措施

近来我国几大能源企业多次进行海外能源直接投资,然而从我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来看,能源投资领域属于政治风险高发领域,我国的几大能源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在对外投资中遭受到严重的政治风险。中国能源企业自身应该采取一些法律措施以防范政治风险。具体的措施包括:采用不同的能源投资形式、投保海外投资保险、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以及投资者——东道国仲裁。     

东道国政治风险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2008—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化及区域状况,探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选取105个样本国家,提出基本假设并构建模型,采用合适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东道国市场规模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关系。分析实证结果与假设相悖的三方面原因,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可行性建议。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及其防范

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目前已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国有化风险对投资国、东道国、跨国公司三者的关系都十分重大，直接影响到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本文针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所面临的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投资国、东道国、跨国公司三个方面提出了防范国有化风险的途径和方法     

中资企业莫桑比克电力投资风险分析

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对外能源投资规模迅速扩张,但受到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投资风险也较为突出。以中国企业对莫桑比克的电力行业投资为例,莫桑比克电力行业仍有巨大市场空间,但其拥有特殊的行业准入和监管政策。中资企业在莫桑比克面临的风险较多,主要表现为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征地和环评风险等。因此,中资公司可通过构建全面的投资保险体系、寻求政府支持、加强风险预测分析等措施来分散和化解投资风险。     

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6—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45个东道国的投资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规范性制度距离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腐败距离和民主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小;管制性制度距离正向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政治效率距离和监管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大。分析管制性制度距离发现,管制性制度距离负向调节市场类投资,正向调节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类投资和发达国家创造性资产类投资。因此,中国企业应该针对各类投资需求进行不同的区位选择,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广。     

中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管控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成为我国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的重点区域。该区域因恐怖主义、宗教矛盾、民族主义、第三国干预以及国际犯罪等因素错综交织,使得在这一区域相关国家投资和承包工程项目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建筑业企业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加强对我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区域的政治风险及其管控措施的研究刻不容缓。本文以中国建筑企业为例,着重对中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管控建议。     

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主要风险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严峻,世界各国都进行了相应的经济调整与变革,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环境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一些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等因素也加剧了境外国有资产经营运作的风险.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主要风险进行归纳分析,提出了企业应对风险、加强风险防范能力的对策建议.     

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风险及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不断增加,主要集中在环境敏感性行业,对外投资企业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风险。东道国的环境规制风险、企业行为风险、争讼风险构成中企"一带一路"投资所面临生态环境风险的主要类型。东道国环境立法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海外投资企业环保责任意识淡薄、我国作为投资者母国监管乏力是"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生态环境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针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存在的问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签订国际条约时应当重新审视环境条款的纳入方式,防止"一般例外"条款被东道国滥用。我国有必要针对海外投资生态环境风险专项立法,专项立法应涵盖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环保合规管理、激励机制、"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内容。扩大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范围,增加环境污染责任险,充分发挥海外投资保险分散投资者环境事故风险的作用。以便利性、成本和多重利益为考量,形成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国际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负责任的对外投资:三重维度与企业所有权优势研究

如何使对外投资企业出得去、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负责任的大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新课题。基于Elkington“三重底线”原则,认为对外投资绩效、与东道国的环境协调和社会责任履行是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维度,并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所有权优势与中国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三重维度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提升总体上显著促进了与东道国的环境协调和社会责任履行。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所有权优势通过提升对外投资绩效促进了与东道国的环境协调。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有权优势的环境协调效应和社会责任履行效应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生产效率、不同投资地域的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引导企业主动提升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维度水平,加大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培育和提升,引导对外投资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是负责任的对外投资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环境风险与防范

“一带一路”倡议持续走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呈爆发性增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环境资源保护密切相关,环境风险必然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与此同时,东道国基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利益权衡,将会对外来投资企业设立一系列的环境门槛。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将在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污染责任、环境税款征缴、环境纠纷化解和环境修复补偿等方面遭遇巨大的环境风险。为践行生态经济的对外投资理念,中国企业应通过严格执行环境质量标准、改进环境影响评价机制、拟定危险物管理计划、选择高效投融资模式、营造多元化的纠纷化解架构和组构环境修复联动机制等方式积极主动化解环境风险,实现绿色投资。     

中国海外能源投资风险与国际法保障

海外能源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这一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必将遭遇东道国的各种政治风险。中国政府及能源投资企业应依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规避风险,保护投资利益,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实现。     

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识别研究

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严重影响了跨国企业的投资活动,本文按照风险管理的逻辑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进行科学地识别,以便为政治风险的评估与控制提供依据。     

论多边投资担保的必要

一、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和投资担保的意义私人向海外投资会遇到种种风险,有诸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也有决策失误,经营不善,货币贬值等商业风险。但最令投资者忧虑是政治风险(也称“非商业风险”)。这种风险是指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有关的,人为的,投资者无法控制的风险。外国一些学者将其广义地定义为:商业环境中,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私人企业的影响。这些风险主要包括:征收险,东道国基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转移险,东道国因国际收支困难,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者将原本,利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劳工保护责任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广阔前景。同时,也给中国企业在劳工保护为代表的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东道国劳工政策法规的了解,忽视对劳工保护责任的重视,造成在社会责任相关问题的负面评价,甚至引发当地劳工冲突,使得劳工问题成为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风险。文章通过对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投资过程中出现的典型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对中国政府和企业自身在海外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监管机制提出相关建议,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社会责任承担提供借鉴。     

中国企业印度投资风险评价研究

印度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投资印度前景广阔。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科学技术五方面对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的风险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廉政程度、对外商的态度和政策管制是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     

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在海外增加投资时会受到海外区位中环境因素和企业前期投资经历的影响,具有较强的跨期关联性。结合静态和动态投资视角,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借鉴和经验参考。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跨国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层面和东道国层面选取了12个变量,利用Logit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分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表明:企业的资金资源优势、管理层企业规模偏好、企业所有权属性优势、企业自身投资经验、同行业其他企业投资经验、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集聚、东道国市场信息溢出以及东道国良好的经济、政治和政策环境,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企业所有权属性对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性和行业差异性。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增加投资应综合考虑企业自身资产结构和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依据企业所在行业的特色和优势,在不同的东道国采取适宜的投资决策,通过抓住投资机遇、利用行业集聚效应等推动海外增加投资能快速稳定发展。     

中国在阿联酋的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为促进中国对阿联酋投资、共建“一带一路”和推进中阿友好关系的持续加强，详细分析中国与阿联酋在投资领域的发展现状，从中阿两国产业合作的角度，发掘中阿未来可能存在的投资合作机会，并探析中国企业在阿联酋投资中存在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安全风险。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在阿联酋的能源产业、通讯产业、服装纺织产业、汽车产业、建材产业等领域存在较大投资机会，应该紧跟阿联酋国家发展战略，增加对非油气产业的投资合作，积极进行品牌营销，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同时注重团结协作。在投资风险方面，阿联酋政权稳固，社会稳定，政治风险较低；但在经济风险方面，阿联酋经济外向特征明显，对外依赖性强，易受外来风险影响；且阿联酋国内安全风险较低，面临巨大的地区安全压力和恐怖主义威胁，这些风险需要中国企业重视。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2003—2014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效率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匈牙利和斯里兰卡.技术无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法律与腐败监管的严厉程度、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在降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无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东道国当地的文化环境,同时应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对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综合集成算法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价研究——以H公司为例

"一带一路"建设开启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纪元,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投资环境,能否准确识别、科学评价和有效应对风险深刻影响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本文构建了以外源性风险、内生性风险和过程性风险为核心,且动态评价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分析框架,基于对H公司的问卷调查,运用综合集成算法(DHGF),多维评价"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背景下,H公司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代表,其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稍有下降,但仍处于高风险区域,企业亟须分类防控各层级风险。     

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及规避策略

石油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是解决中国国内油气资源供求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和保障中国石油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由之路.目前政治风险的定义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政治风险对跨国公司的经营有较大影响.中国石油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政治风险是:石油资源引发的地区战争与军事冲突将长期存在;富集石油资源的国家往往政局动荡、纷争不断;东道国不连续的政策法规,加大了海外投资的风险变数;所谓的"中国石油威胁论",提升了中国石油企业竞争的不公正因素.规避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的策略包括:投资前的预防性策略,投资中的分散策略,风险发生后的补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