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所见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

太平天国时期,在清廷积极倡办下徽州团练应时而兴。徽州团练的兴办得到了宗族和绅商在组织与经费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形成了＂城乡设局＂、＂绅士统领＂、＂设防预警＂、＂相互协助＂、＂经费自筹＂等地方办团特点。徽州团练在守卫乡闾中积极协助官军,甚至独当一面,钳制了太平军在徽州地区的活动,实现了清廷倡办团练之目的。太平军与徽州宗族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和敌对,无疑是导致其在徽州战局不顺且受到致命钳制的一个重要缘故。毋容忽视的是,徽州团练的兴办给徽州地方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清代徽州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以祁门红紫金氏宗族为中心

位于祁门西部山区的红紫村,是徽州金氏宗族的聚居中心。清代,红紫金氏宗族在经济上以农耕、山林生产为主,兼有少量经商,其宗族经济发展反映了清代徽州宗族的一般特征。其文化则以祭祖活动为中心,通过会社组织祭祀活动,并致力于科第功名。但因该宗族既未产生显赫官员,也没有富商大贾,其发展更多地显示出清代徽州一般宗族聚居村庄的特征。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的房长及其权力

房长是族长之下徽州宗族领导层的重要成员,根据宗族内部分层管理的制度设计,他们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对所在房乃至宗族的内部管理和运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房长的权力主要包括族内行政事务管理权、族内经济生活监督控制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房长尽管拥有权力,但若玩忽职守、发生闪失,要负一定的连带责任。对过失房长等宗族领导层成员的惩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沿着稳定有序的轨道向前发展。     

从几份契约文书看徽州宗族的社会调适

从现存的“清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吴永福立罚纸笔据”等徽州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中期至民国初徽州宗族在处理宗族内部和族际问题时,调适缓解处置矛盾、维护宗族和乡村安定的一些社会实态。徽州宗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其社会调适和乡村社区管理是有力和有效的。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宗族制度的严重冲击以及徽州宗族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徽州宗族统治者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纠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风俗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宣扬和加强封建纲常，以便形成一个尊尊亲亲、雍雍睦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共生的实际形态研究——以岩镇为中心

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徽州村落的主要居住者均为同姓宗族,少有他族,但在徽州市镇中表现出诸多宗族共生的生活状态.以岩镇为例,有多达十数个宗族在一地同居生活,这些宗族和谐共生,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族共生状态的形成与稳定不仅受到了当时徽州宗族社会整体的影响,也有岩镇地区独特商业氛围的作用.从这种状态本身探寻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可以从另一角度阐述宗族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生态.     

宋元以降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形象的建构、演变与强化

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程元谭在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但查阅相关族谱等文献资料可知,程元谭在徽州程氏宗族中于宋代以前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作为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的时间也出现较晚。梳理相关民间和官方文献记录发现,直到宋元时期,程元谭的始迁祖形象才得以建构,并呈现出从宗族认同到官方认同再到地方社会认同的发展趋势,最后演变为颇具影响力的地方精英。然而,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始迁祖及其生平事迹的真实性,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一现象表明,在徽州宗族中,始迁祖不仅对本宗族有着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对整宗合族、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进而寻求获取更多的地方资源,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徽州宗谱家法资料中的植树护林行为

徽州宗谱家法是谱牒资料的重要内容 ,它是徽州宗族社会的民间法规行为 ,是宗族成员行动的规范 ,对宗族成员的行为起约束作用。提倡植树护林 ,是徽州宗谱家法资料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表现了徽州宗族追求林木绿化景观的景观生态思想 ,倡导植树绿化的行为和禁止毁林的护林行为 ,并在客观上培养了徽州人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惯 ,产生了巨大的植树护林效应和约束力量。该文认为产生徽州地区宗族植树护林行为的重要原因是 ,山林经济地位特殊、毁林严重、风水意识盛行及宗族经营山林。在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改善生态环境的现代社会里 ,徽州宗谱家法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族人的职业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宗族法的制定与执行等途径,对族人的职业规划和职业选择进行积极的干预和控制,要求族人从事士、农、工、商本业,反对族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从事贱业或恶业。徽州宗族的职业观具有较强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其对族人控制的日益强化。对徽州宗族的职业观,我们应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     

牖民化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宗族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与阐释

为响应与配合官府推行乡约，晚明时期徽州宗族在乡约实践中根据宗族教化和治理等现实需要，对明太祖圣谕六言进行了宣讲、演绎与阐释，这一活动主要由所在宗族的官僚、文人士子等精英承担，乡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演绎阐释，或由宗族官僚等精英直接进行，或由宗族直接借用地方官演绎阐释的文本，或吸收借鉴罗汝芳等理学家演绎阐释的文本进行再加工，广泛吸收借鉴前人或时人演绎阐释圣谕六言的成果是晚明徽州宗族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文本形式看，晚明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或最终形成独立成篇的文字并收录于族规之中，或将演绎圣谕六言的文字与族规祖训融为一体而成为宗族规训的一部分。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有助于乡族社区的移风易俗、牖民化俗，其终极目标是将宗族所在地乡族社区建成模范乡里，将自身宗族打造成模范宗族。     

儒家伦理与明代徽州籍进士

明代徽州籍进士总体上廉洁奉公,刚直不阿,并且注重恤商爱民,是能用儒家伦理约束自己行为的一个官僚群体。徽州进士的为官表现是儒家思想对其人格塑造的反映,也是对徽州社会风貌的折射。徽州强大的宗族统治势力利用各种方式把程朱理学、孔孟之道渗透到全体宗族成员的灵魂深处。儒家文化底蕴深厚的徽州社会造就出的徽州进士,在修齐治平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徽州特征     

浅析明清徽州宗族的教育理想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振兴宗族.基于这一总需要,徽州宗族又将振宗兴族的总目标细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通过科举入仕,光宗耀祖;二是科举不成,学得治生手段,争取富贵出头;三是富贵不成,亦可断文识字,勤于耕读.在宗族的大力奖劝下,明清徽州社会一片繁荣,呈现出封建社会少有的和谐富裕景象.     

清代徽州祭祖概述

清代徽州祭祖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深化,在经历了两次战乱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在重点讨论清代徽州地区的宗族有关祖先祭祀过程中遍修祠堂、重修宗谱、合修坟茔等内容的基础上,以《茗州吴氏家典》作为徽州祭祖研究的个案,论述贯穿清代徽州宗族祭祖的宗法思想和宗族实践。     

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宋代以来至民国时期,随着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徽商经营的成功、宗族社会的形成,以及教育、科举和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逐渐揭开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序幕,其中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和谱系拟构即是重要的基础性一环。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通过不断纂修谱牒,强调"万殊一本"的理念,并在矛盾、对立和冲突中,建构和强化了祖先中原的血缘身份与宗族谱系认同,以标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和自豪感。这种血缘身份认同几乎无法与历史真实性达成统一,但它确实强化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维系了徽州地域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浅论明清徽州的宗族办学活动

明清时期徽州教育非常发达,这是徽州强大的宗族势力重视教育的结果。宗族主要靠兴办族塾、书院和文会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培养子弟。此外,宗族还重视延聘名师,资助族内贫寒子弟。这些措施是明清时期徽州一府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重要保证。     

徽州家谱中的清代涉墓诉讼论略

有清一代,徽州宗族尤其重视"祖宗藏魄之所"的坟茔。这种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墓地为祖先崇拜的现实表述,更是由于其为家族利益的一种特殊载体。墓地在精神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属性以及选址上的特殊性,造成民间社会出现大量以墓地为中心的诉讼。既有异姓宗族间的诉讼,也有同一宗族内部不同支派之间的诉讼。诉讼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侵占、盗害墓地及与墓地"吉壤"相关的风水。徽州宗族对涉墓诉讼非常重视,阖族参与的现象十分普遍,并在各自家谱中记载诉讼的过程和结果,作为宗族财产权利合法性的证明。墓地诉讼反映了清代徽州社会的宗族观念、风水观念、民间习俗以及地权争夺与权利冲突等。     

徽州宗族与香火院——基于祁门盘溪吴氏和永禧寺的考察

徽州宗族捐建香火院的历史源远流长,一度对徽州社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宋宝祐五年,祁门盘溪吴氏捐建永禧寺,事历宋元明清,年逾数百,其间尽管发生过一些纠纷冲突,但彼此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实为徽州宗族与香火院之间保持长期互动的典型。明清时期,国家政策法令做出重大调整,严禁私自创建增置寺院,地方官府及社会的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和分化。在此环境下,宋元以来徽州宗族与寺院之间的融合关系受到冲击,寺院供奉先祖的习俗逐渐走向衰落。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认为《家礼》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是宗族礼仪一部新的重要经典。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规定进行了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