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在西方文化特别是启蒙价值的冲击下,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传统已经基本上被解构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对儒学的批判仍显肤浅和不足,启蒙仍未深入;另一方面,儒学必须对西方的强势有所回应,儒学的发展尽管障碍重重但它仍有转化重生的机缘.     

后现代语境下的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不仅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且有着西方近代文化危机的深刻影响。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现代新儒学表现出了与之有同有异的价值取向。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现代新儒学的这种状况显然是被动适应现代化的。辩证地看待现代新儒学的价值,并经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之是必要的。     

徐复观:政治儒学的重建

在传统社会解体后，儒学原有的社会、政治功能被一再削弱。徐复观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一员，矢志负起重建现代性政治儒学的重任。他的重建有其重要特点：强化儒家思想的批判功能，在与专制政治势不两立的鲜明态度下，彰显儒学为现代政治发展张目的经世意义     

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

清末戊戌间,康有为欲变法以救中国,然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使儒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康有为借鉴了基督教等宗教的某些理论与仪式,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儒学建立为宗教.康有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出于变法的需要而保全儒学,而且,他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普遍的作用,甚至能够融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然而,康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儒学承担政治功能的一线希望亦最终破灭,其旧有的制度基础亦不复存在.文章主要论述了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种种意图和实践活动,以及儒学在现代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其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现代新儒学与民主法制建设

现代新儒家反对西化派的观点,反对把儒学等同于君主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把儒学同民主法制截然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其中固然存在维护君主专制主义的因素,但也存在着与民主法制兼容的因素,不能予以全盘否定。民主法制作为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新的社会组织技术,具有普遍可接受性。每个国家都可以选择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在中国建立和健全民主法制,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现代新儒家把民主视为"新外王"的重要内容,认为从儒家"内圣学"或"道德形上学"中就能开出民主来。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儒家的人格理论仅仅是民主政治文明建设的资源,要想把民主法制变为现实,还必须考虑其他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试论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

19世纪末,宋恕通过借鉴西方议院民主的政治思想,和挖掘、阐发传统儒学中民主性和经世性的思想要素,对汉后正统儒学予以全面地批判,将其概括为“阳儒阴法之学”。这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颇具特色的。同时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也意味着儒学近代化变迁的一种思想尝试,即儒学为了适应晚清政治变革的需要,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     

儒学人伦原则的现代开展

差异性是儒学人伦的根本原则,体现在三纲五伦等传统的人伦规范中,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认同,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近代以来,儒学人伦差异性原则受到源自近代西方的平等性原则的巨大冲击,三纲五伦等传统人伦规范受到激烈批判,但也有很多学者对儒学的人伦传统加以反思,寻求其与现代伦理接轨的契机。我认为,儒学的人伦差异性原则源自人际关系的实际,在今天仍然有继续存在的生命力,但在对差异性原则的内涵理解与应用范围上应当予以新的诠释,使之顺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传统

尽管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以其反基督教文化为其基本思想倾向和特征的,但基督教文化传统并未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消失或引退,它反倒作为一种沉重的背景影响和制约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决定着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基本特征,并作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不时地回荡在现代主义作家的内心深处,最后又必然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中.从基督教的面向上帝很容易走向现代主义文学的面对内心,因为二十世纪的西方人在失去了上帝之后,更容易关注、聆听和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经常表现的主题之一是异化,但是,现代主义作家的异化观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却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反倒同基督教思想颇为接近.     

唐君毅礼乐思想探析

礼乐教育是传统儒家道德人格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突出特征。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在道德严重滑坡的现代社会,重新发掘礼乐教化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礼乐教化的现代开展路径,其理论的终极指向是通过对礼乐精神的培养重建中国人的德性生活。     

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在感性学上的会通——基于对关怀伦理“移情”概念的追溯

通过对“移情”这一情感概念的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哲学有感性学上的会通,这种会通将推动传统儒家当代转化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间的内在融合,以及当代中西方道德文化的协同创新;传统儒家的当代转化需要吸收马克思感性学说的哲学社会学方法,实现“由内向外”的转化;马克思感性学的中国化发展也需吸收传统儒家的道德心理学方法,实现“由外向内”的转化,以此奠定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民族心理学基础;但是,无论是传统儒家的当代转化,还是马克思感性学的发展,两者都必须统一地根植在当代西方关怀伦理中所含指的全球化-地球村背景下正在形成的后工业文明（或生态文明）“新熟人社会”这一生活世界,只有在此世界,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哲学才能真正实现感性学上的会通创新,也只有在此世界,人的感性能力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解放。     

《论语》中的积极人格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人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作为儒家经典著作的《论语》蕴含着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积极人格思想,对《论语》蕴含的当代价值进行研究。研究认为,《论语》中具有现代意义的积极人格思想对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对培养积极人格、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内核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学传统的突破

以《新民说》为主线,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及其与儒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分梳和评析。作者认为,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和群治思想突破了儒学传统的民本思想,符合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但在伦理道德观方面仍保留了相当多的儒学传统,既有所继承,同时又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梁启超提出,一方面通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通过"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种将两种文化的长处兼容并蓄的文化创新观念,即便在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现代启示

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从儒家、道家、佛教的角度进行阐释。研究认为,儒家主张用礼规范个人的行为,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 所讲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道家最能体现自由精神,既有对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也有对生命自由的终极探寻;佛教重在弘扬生命的主体性,强调不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妨碍他人的自由;由此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西方遵从道德法则、主动和被动的自由等自由思想存在相通之处。     

论儒家的生活趣味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生存方式。儒家以人的实际生活为起点,以人的本性和精神为中心,构建了自己独特的以注重现实生活和精神享受为特色的人生哲学,整个思想体系充满了具有中国气息的浓郁的生活趣味,在人类哲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研究儒家学说的生活趣味,对于认识和分析当下面临的经济与文化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论传统儒家思想的当代转化进路——“时代化、科学化与生活化”命题探析

价值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面向现代性的现实境域,传统儒家思想只有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才能进一步体现出历史和时代价值。实现传统儒家思想的“时代化”即把它的理论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结合起来,回答时代的新课题、新任务,以满足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科学化”即实现传统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等现代性理念的对接,从而祛除自身理论体系中的封建性糟粕,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生活化”即把传统儒家思想融入现代人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中来,关注每个人的个体价值,为现代人确立生活的方向和意义。     

儒家伦理与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大力推行法制而在乡村社会屡屡受阻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思考的不是法制的强制推行,而应对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脉的儒家伦理给予应有的关注,重新考量传统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影响。试从儒家伦理的内涵入手,探讨儒家伦理对当代法治的影响,思考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资源与现代法治的融合。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