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的健锐营与金川土屯兵

乾隆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之乱后,很好地利用了嘉绒地区的土兵、屯练的力量,使之成为清朝八旗、绿营等军事力量的补充。其次,因金川战争而生的健锐营,成为清朝军队中的一支特殊兵种和中坚力量。他们在维护清朝统治,防御外来入侵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清代哈密回部的独特性——兼论其在清朝边疆经略中的作用

哈密回部在新疆诸回部中具有独特性,该部是最早归附清朝的回部,也是第一个实行扎萨克制和唯一一个首领晋封亲王爵的回部。由于清朝对哈密回部"以德待之",以及哈密回部首领对哈密历史的认知,终清之世,即便是同治朝新疆变乱之时,哈密回部首领始终忠于清朝。同时,哈密回部是清朝经略西北边疆的依托,在清朝历次西北边疆战事和管理新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因此,清朝君臣对哈密回部评价较高,并予以特殊对待。     

从《乾隆朝上谕档》看乾隆帝的驭臣策略

《乾隆朝上谕档》是乾隆一朝上谕副本的汇集,其中保存了数量众多的吏治方面的文献,为深入研究乾隆帝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是乾隆帝总结康、雍两朝的吏治得失慎重提出的,具体表现为恩威并施,执两用中,这一策略在维护清朝统治的稳固和帝王的权威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论尚可喜叛明归清

尚可喜是明末清初的重要人物。从1623年到1634年他一直为明朝东征西杀,立下了汗马功劳,官至广鹿岛副将。尚可喜是忠于明朝的,功不可没。他背叛明朝不是其主观因素决定的,而是明朝当中的一些势利小人出于个人的私怨逼走了这位忠臣良将,完全把他推向了清朝方面,使他为清朝出生入死,成为清朝的开国功臣。从他归附清朝来看,他有他的特殊情况,不能将“汉奸”之类的称呼加在他的头上。     

清朝与瓦罕关系述略

瓦罕,是一个位于帕米尔高原最南面的土邦。1759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瓦罕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但乾隆时期瓦罕与清朝的关系比较疏远,清政府不仅对瓦罕的求援置之不理,而且在布鲁特部落劫掠瓦罕人、牲畜一事上大多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乾隆朝之后,瓦罕与清朝的关系进一步疏离。在浩罕骚扰中国新疆的活动中,瓦罕多次派人参与其中。1883年,在英国的纵容下,瓦罕被阿富汗吞并,中瓦宗藩关系正式瓦解。而这与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紧密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英俄两国探险家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的来说,清朝与瓦罕关系的流转变迁,映照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传统的以“朝贡”和“羁縻”为中心内容的宗藩体制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     

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     

乾隆朝俄属乌梁海越界问题研究——以观念史视角为中心

乾隆朝汗卡屯地区俄属乌梁海人越界问题,实乃俄罗斯利用跨界民族乌梁海对清朝领土进行渗透,这一问题的产生与乾隆朝在中俄西北边界的巡边制度实行中之漏洞相关。面临俄国的扩张压力,守土有责的清朝地方官员曾萌生了具有一丝近代色彩的边界意识,乾隆皇帝却为维护中俄关系大局而回归清朝固有的传统边界观念加以应对,由此标志着中俄西北边界政策由积极进取转向消极保守,也为晚清俄国割占科布多大部分地区埋下了隐患。此外,相关满文档案与舆图还表明,乾隆帝对西北科布多辖区中俄"原本定界"有明确认识和在俄方挤压下俄属乌梁海对清朝产生了政治认同,皆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澄清国际学界对清朝"扩张性"的争议。     

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

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移民实边;兴修水利,发展农牧;开矿设厂,整理财政;筑城修路,改善交通,等等,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清初汉族士人政治处境及心态考略——以己未博学鸿儒科“新朝士人”为考察对象

康熙十七年(1678)诏开博学鸿儒科前,"新朝士人"虽已在政治上归附了清朝,但"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处境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慌与失落,个体价值无所归依,人生理想无法实现,他们与朝廷处于一种淡淡的"疏离"态势之中。博学鸿儒科的诏举使"新朝士人"在文化上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政治态度由"疏离"彻底转向"归附"。汉族士人的"国家效忠"意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超越了"民族认同"成为决定他们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     

汉将之首 边陲保障——甘肃提督张勇与清初的西北边疆局势

清朝顺治、康熙时期,靖逆侯张勇坐镇甘肃数十年,对清初陕西、甘肃(含宁夏)地区政治军事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清廷经略西北边疆的关键人物。"三藩之乱"时,正是由于张勇忠于清朝,故陕西、甘肃没有完全被叛军所控制,并在张勇的平叛下逐步转危为安。同时,张勇任职甘肃期间,在绥定青海蒙古、收集准噶尔蒙古情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康熙帝经略边疆的得力助手。此外,张勇在西北边疆为清朝培养了一批军事将才,这些人成为清朝经略西北的重要依托。基于以上贡献,张勇备受康熙帝、乾隆帝等皇帝的推崇,并被清末民初人视为清初"汉将之首"。     

清代科场加试试帖诗之始末及原因探析

清乾隆二十二年,在诗歌退出科场数百年后,乾隆下令在乡、会试中增考五言八韵律诗,此年因之成为科举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以这一事件为切入点,研究清初诗赋在各类考试中的运用情况,联系乾隆及其祖父康熙的教育背景、个人素质,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看似偶然、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中规中矩渐趋跄”——翁方纲倡“学人之诗”的背景分析

清代诗论家、诗人翁方纲所经历的乾隆、嘉庆两代皇帝都重视学问、褒奖学术,而官方所谓学问主要指知识积累的广泛性。“学人之诗”的提倡以对“盛世”的认同为前提,又与科举考试中恢复试帖诗相关。同时,既为作诗者提供了大兴文字狱时世之下的避祸之道,也不失为作诗的避俗避熟之道,更顺应了最高统治者对“学问”和“诗教”的重视。     

高密派诗学所关的一代诗运——清代高密派诗学理论成因探析

高密诗派是清代康乾盛世时期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诗歌流派。它以"高密三李"李怀民、李宪暠、李宪乔为代表,趋步中唐诗人张籍、贾岛的"苦吟"。其诗学理论则乖离盛世文化主流,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为整体认识和了解清初诗学开辟了另一新颖的视角。     

乾隆时期土尔扈特回归事件相关诗作研究

乾隆帝和他的臣子纪昀、徐步云等人以不同的身份从不同的维度、视角和空间,以不同的情感对亲历的土尔扈特部回归事件进行了文学上的典型性抽绎和浓缩,以生动形象的表现和张扬凸显了这一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盛世气象。将三者的诗篇集合在一起,连贯起来看,恰好实现了对土尔扈特回归事件文学式的全景覆盖,故而笔者认为其具有诗史的价值。     

洪亮吉对西域壮美山河的吟唱

清代乾嘉年间著名学者洪亮吉,在流放新疆期间,以其强烈的情感,豪迈的气派,丰富的想象,生动的语言,尽情赞美了西域壮美的山河.     

论乾嘉学人诗——以翁方纲诗为中心

清代乾嘉时期,在重经史、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学人诗,以翁方纲的学人诗最为典型。这些诗堆砌学问、缺少性情,以经史金石等考据知识为诗歌内容,以考据学方法为诗法,违背了诗歌抒情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特质,不被诗坛大家、名家认可,当时效仿者主要是翁方纲弟子辈。但此类诗重学问的特点,也得到一些诗论家肯定,并对后来的程恩泽、郑珍等人的诗歌创作有影响。     

试探清乾隆兵部尚书李世杰与黔西历史文化遗产及水西彝族李氏的渊源

清乾隆兵部尚书李世杰,从例捐小吏到封疆大吏,一品重臣,他非科举正途入仕却政绩卓然,百姓拥戴,皇帝恩宠。本文就相关历史资料,对其事迹与黔西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进行分析,并考证澄清与水西彝族李氏的渊源关系。     

雍正-乾隆年间莽牛哨事件与清朝-朝鲜国境地带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朝与朝鲜之间发生了多起越境事件,甚至直到19世纪末,在双方朝贡关系解体之前,边境违法事件仍时有发生。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处理边境事务的立场及态度,包括对越境采参、非法屯垦等问题的处理,前后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最初的态度强硬转变到后来的较为宽容。本文通过关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朝与朝鲜之间的越境事件及雍正、乾隆年间两国外交议题之莽牛哨设汛事件,探讨18世纪清朝统治稳定后如何展开与朝鲜的外交关系,进而解析18世纪中期清朝与朝鲜的相互认识及边境意识。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顾宏《杜诗注解》辨正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顾宏《杜诗注解》十二卷,实应为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的五律注解部分。在《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杜集文献中,还存在著者、书名、卷数、排列次序等方面失误,因此,在使用和征引《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杜集目录信息时需要详加辨正。     

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