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美学思想在浙江女性词中的表现

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是清代成就最著的词派之一,其清空醇雅的论词主张对清代浙江女性词的创作有着或显或隐的影响。浙江女性词中呈现的清雅空灵之境、幽寂清寒的风调以及多用景语婉转传情的方式等,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浙派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实践,也透露出女性文学创作始终与男性主流文坛暗相关联的信息。     

谈艺不讥明七子——姚鼐诗法论初探

明七子诗学在清代已经式微,其诗学中摹拟论蜕变为初学者入手之门径。姚鼐是继承这一方法的突出人物,其诗学以诗法论为中心,可总结为"由摹拟以成真诣"的原则。这一诗法论以诗歌艺术的讲求为中心,涉及学诗过程的各个阶段,对后学来说不失为一种具操作性的有价值的方法。     

论厉鹗的诗

厉鹗是雍乾间以诗而名的学人。他的诗歌喜用典故,尤喜用宋人笔记中之偏事僻典,遣词造句也刻意生涩炫博。厉鹗资书以为诗,其诗显得生、僻、怪、碎,与清代学人诗本经史,引学术入诗的诗学风范有点不同。他后面的诗人惩于厉鹗的堆砌琐碎,于是偏向于以专门之学入诗,特别是以乾嘉学人擅长的金石考据入诗,翁方纲等人的诗歌代表着厉鹗以后乾嘉诗坛学问化的主要衍变方向。     

厉鹗及其诗歌研究述评

厉鹗是清代中期文坛浙派的领袖，集诗人、词家、学者于一身。综观历代厉鹗的研究情况，在人格特征、诗学理论、诗歌创作及诗史意义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对于厉鹗诗歌内容方面的研究，如游仙、佛禅、西湖诗等，以及厉鹗与浙派的关联，山水诗纵横比较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空间。     

《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

王渔洋诗学在《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集部中引述王渔洋之说多达二百余条,其许多诗学观点都与王渔洋诗学有密切的关系。《总目》第一次站在学术史和清代诗歌史的高度,对王渔洋诗学进行全面的总结,指出了其以“神韵”为核心的诗学理论诞生的历史必然和时代意义,分析了王渔洋诗歌的渊源所自、创作特征和末派流弊,并对王渔洋、赵执信的诗学论争进行了评述。分析《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总目》诗学批评与清代诗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乾嘉视域中的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论

学者兼诗人的姚鼐,治学虽强调“义理”为先,以宋学为尚,但也不能不被时代的学术风潮所影响,其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学问化倾向,可以说便是这一情形的最好证明。不过,学问化仅仅是姚鼐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的表征,“兴会”和“精神”才是其旨归之所在。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的学问化倾向所具有的价值,至少可从诗歌、学术、文化等层面进行挖掘,又从助诗歌之境界、疏诗坛之榛塞、正学者之途径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浙派诗歌理论及其渊源考辨

清代前中期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以重“学”与重“清”为核心建构起了自己流派的诗歌理论,但其诗歌理论并非渊源于学界所常提及的“淅派文艺源头”——黄宗羲与查慎行．而是源于常因“反宋”而被摈之浙派诗歌发展流程之外的朱彝尊。     

论陈衍的宗宋诗学观

本文以唐宋诗之争为视角,综合分析著名诗论家陈衍的诗学观点。其论诗宗旨是“三元”说和“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合”说。对严羽以迄清代宗唐派总体上持批判态度,对明七子批评尤甚;大力宣扬宋诗理论,为“同光体”指引前进方向,并创作出清隽奇峭的宋诗型诗歌。其中也不乏持平之论和精深见解。     

梵语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

梵语诗学是世界三大古代诗学流派之一,其六派理论具有当代运用价值。本文即以梵语诗学六派理论为工具,对土家族作家冉仲景创作的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从语言运用到情味神韵的表现进行分析,并对其诗歌表达中的合适性问题和“诗病”进行剖析。     

杜诗格调、精神与清诗理论及创作

杜甫诗歌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的诗学理论对杜诗之格调、情感、用字各有借重,清诗创作则与杜诗之“诗史”精神高度契合。     

厉鹗山水诗特点初探

清代浙派领袖厉鹗一生创作了许多以江南山水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堪称山水诗人。由于仕途多次受挫以及不谐俗的孤僻个性,厉氏宦情淡薄而转向山水自然,以求得涤荡胸襟、消解苦闷。生活阅历狭窄与气质情趣的孤澹,决定了厉氏偏爱描写清寒、孤寂的山水之境;而逃禅倾向,又使厉氏喜写佛寺山水,以得禅悦之趣。虽然其诗风格欠丰富,又好用僻典替字,但清幽的风格、典雅的文词,使厉氏山水诗于王士、朱彝尊之外自树一帜,并影响到浙派诗人创作旨趣。     

“肌理”说与清代诗学转向

翁方纲的"肌理"说作为清代四大诗说之一,不仅以一种特殊的风貌为清代多彩纷呈的诗说添上一抹别样的色彩,更以其对诗歌、诗歌史的独特理解和把握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清代中期一次十分重要的诗学思潮转向,从而在诗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论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及其伦理内涵

华兹华斯不仅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也是有着自己独立诗歌观念的诗歌理论家.华兹华斯主张诗歌的情感、题材、语言和创作目的都要以"快乐"为起点和终点,"快乐"成为其诗学中的核心理念,这就构筑了他独具个性与魅力的"快乐"诗学.在这种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华兹华斯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崇高的自然与人间之爱及其独到的伦理内涵,成就了其诗歌在英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对当今世界的诗歌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论性灵派诗歌的风雅之怀

清代性灵派诗歌的内容意旨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成员虽然以表现真挚之情与闲适之趣为创作主旨，但亦具有风雅之怀：一具有仁爱之心，二具有讽谕之意；性灵派诗对白居易新乐府精神是有所继承的。后人斥性灵派诗为“风雅之”，是十分片面的。     

戏曲家徐爔生平及创作新考

吴江徐爔是清代乾嘉时期较为重要的戏曲家,以创作《写心杂剧》和《镜光缘》传奇而著名,然而对于其生平事迹和文学创作的实证研究仍有许多薄弱之处。本文针对前人成果之不足,借助方志、别集、戏曲作品、郡邑总集等文献资料,对徐爔的籍贯、生平、交游、心态均有新的揭示,并钩稽出其诗歌、道情作品多篇,对其戏曲创作过程和版本的认识也更为细致、准确。     

“言意之辨”从哲学和玄学向诗学的转换——论刘勰的言意观

刘勰的言意观是<文心雕龙>诗学体系中的核心论题,但是龙学界对这一问题却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哲学和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等同于诗学中言意关系.刘勰言意观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对这一论题进行了诗学转换,强调了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对作家的创作和诗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戏曲家徐燧生平及创作新考

吴江徐燧是清代乾嘉时期较为重要的戏曲家,以创作《写心杂剧》和《镜光缘》传奇而著名,然而对于其生平事迹和文学创作的实证研究仍有许多薄弱之处.本文针对前人成果之不足,借助方志、别集、戏曲作品、郡邑总集等文献资料,对徐燧的籍贯、生平、交游、心态均有新的揭示,并钩稽出其诗歌、道情作品多篇,对其戏曲创作过程和版本的认识也更为细致、准确.     

论厉鹗诗歌的创作个性

清代诗人厉鹗反对为诗人和诗歌划分派别。现今大部分文学史著作将厉鹗树为浙派诗的代表人物,有碍于对其人其诗特立性的认识。厉鹗诗并非以师从某一派风格并将其推至极致取胜。他孜孜追求诗歌的艺术质量,表现为诗意的新奇和诗句的精整。     

姚鼐及其山水诗文

清代乾嘉时期的姚鼐,被称为桐城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钟书先生指出,清代桐城也有诗派。而姚鼐也是桐城诗派中的重要诗人。姚鼐诗和文都较多。在姚鼐的诗歌中,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是其山水诗;在姚鼐的散文中,写得最有特点、最被传诵的也是其记游山水的文章。应该...     

论梅曾亮对袁枚诗学的接受、批评及其意义

桐城派不仅以文法名世,其诗学也自成体系。桐城派中期代表作家梅曾亮,诗文俱佳,一时推为大师。然梅曾亮诗歌并非独取桐城,而是常有旁涉,甚至取法袁枚性灵诗学,这与其师姚鼐斥袁为诗家恶派颇相悖。考究得知,梅曾亮诗学与袁枚诗学渊源颇深,二者在诗学理念和创作实践上皆有契合之处。更可贵的是,梅氏于袁枚诗学之偏颇处亦能时时窥见,并加以矫正、补充。可以说,梅曾亮将袁枚性灵诗学与桐城诗学这两个原本迥然殊途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整合,并将合理因素纳入桐城文学发展进程中,使桐城文学成功实现了一次转型,从而确立了新的桐城文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