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探源

通过纳西族象形文字"中"字与原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甲骨文的"中"字对比研究,可以认为"中"字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是以"木矛"一类的东西投中物体之义;"华"为"粟花",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远古居民主要以粟作农业为主有关;"粟花"为华,有大而美、光明之褒义。春秋时诸夏取"华"之美意,形容享有礼乐文明的诸夏人,"华"遂成为族称,与夏同义。"中华"称谓源于中国诸华,与中国同义,最早出现于西晋武帝初期。     

吴兴华：当记者比当官有意思多了

早在一个多月前，吴家还是有保姆的，如今，保姆已被辞退了。这让正准备晚餐的吴兴华妻子有些为难，她已经很久没有下厨了。 “我对保姆产生了怀疑．一个保姆跟我的工作毫无关系．我们吃饭的时候，她不吃饭，跑到我书房里看材料。”     

美国的"世界文学":文本与概念

美国世界文学研究现已成果显著,并在文学文本和理论建构层面都为世界文学研究带来了有益启示.通过对《作为世界文学的美国文学》的分析,文章指出美国世界文学研究呈现出重文学外部的世界化过程而轻文学内部的世界性表征的研究趋势.在美国"世界文学"的语境下对世界文学概念再辨晰得出:世界文学研究应以文学内部的世界性为本位,兼顾文学外部的世界化过程,并采用远距离阅读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式对世界文学文本进行合理、公正的解读.     

吴兴华诗歌的叙事艺术

吴兴华诗歌是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一种独特的存在.他采用幻化时间、时空联结视角等艺术手法.通过营造浸润了个人情感和思维的意象群落来加强叙事作品的诗化程度,使诗歌呈现出神话性、意象意绪化等特征.吴兴华引入西方诗歌的叙事技巧.注重在现代语境中挖掘古典叙事与现代情绪的反讽效果,增添了戏谑成分,结合穿插旁白体,造成多方叙事的角色转换技巧.     

"竹林玄学"文本诠释思想探析——以阮籍和嵇康为例

竹林时期玄学思想重点围绕道家<庄子>展开,其思想追求和生活方式均源自对<庄子>的"体验式"理解,与"体验式"理解相互彰显的是竹林玄学的表达方式:诗."体验式"理解与诗的结合,张扬了文本理解过程中的主体性,造就了竹林时期以精神体验为追求的文本诠释取向,统一了文本诠释与生命践履,由此开显出一个审美境界.同时,体验式理解对主体性的张扬和对经典文本的疏离,也为相对主义打开了缺口,对这种缺口的弥补,构成了郭象<庄子注>的主要任务.     

直觉与逻辑的统一:宗白华"散步美学"方法论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具有雍容、灵动与洒脱的学术风格,这种风格被称为"散步美学";散步美学的主要方法论特征是直觉与逻辑的统一,在对中国艺术意境的描述与阐释中,宗白华具体而娴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这一方法之所以出现在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中,主要是因为宗白华不仅有丰富的东西方艺术体验与修养,而且还有将东西方文化与艺术"渗合融化"的理想、视野与实践.让人怅惘的是,散步美学的方法虽令人向往却无从摹仿.     

翻译艺术观"现实"关照的本体论意义

翻译什么的问题属于翻译的本体论问题,"以原作所写的现实为模特"就是其中的重要命题之一.由于西方学术话语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这一命题的理论价值尚未揭示出来.经过修正,这一命题将有助于建立译者与作者、译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的平等对话关系,有助于理解人与翻译以及人与他者文化的关系.孤立的文本不占有文本的全部意义,"现实"同文本一起成为翻译的对象改变了对翻译本身及翻译中各个因素之间关系的认识,然而这个"现实"并不是现成的,它同文本的意义一样是在实践中由原作和译者共同揭示出来的.共享"现实"的引入有助于翻译实践及对翻译的伦理和政治问题的思考.     

华夏营造:华莱坞电影中的中华古建筑

电影与建筑因为彼此掌控着清晰的空间与时间结构而不断地靠近并结合,从某种层面上看建筑是凝固的电影,电影是消解的建筑。本文以华莱坞电影为研究文本,以中国传统"意象与意境"理论与媒介地理学为切入点探索华莱坞电影中的中华古建筑,紧扣"建筑意象"与"建筑形式"这两组表现元素,观照并剖析华莱坞电影与中华古建筑的交互作用,从而建立一种解析华莱坞电影文本与创作主体由平面走向立体研究的新思路。     

符号之"水"畅流不息——符号、文本、文学文本概念辨析

自索绪尔以来,自然语言研究向符号研究的转向,语言学向广义语言学的扩张,文本的广义化以及文学文本化,已成为重要的论域.本文以"水"为"论坛"讨论符号、广义语言、文本、文学文本等概念与含义,辨析了能指、所指与实用意义、隐喻意义的关系,符号束、符号多度意指化与文本的转换.     

"文学数理批评"论纲--以"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为中心的思考

所谓"文学数理批评",是指从"数理"角度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东西方古现代学者都有关于文学数理批评的实质性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包括"作品命意批评"、"编撰体式批评"、"框架结构批评"等八个方面。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古人把握、表现或再现世界与艺术接受的方式与特点,并注意借鉴吸纳现代哲学与文学研究各种有益的经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全部)文学数理批评的理论。     

古“县”新考——与唐德刚教授商榷

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对“县”的性质、建制的说法值得商榷,从文字学与政治两方面结合古代礼制提出新的考证,对古代“县”的建制的产生演化及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侯国间的同与不同进行历史的考辨,证明唐德刚先生以“悬而未决”论说“县”,十分不当。同时为县之起源,立一新说。     

早期新诗"说理风气"之形成

在早期中国新诗中,“说理”这一观念的产生及传播,直至成为主导范型之一,不仅凸现了早期新诗的特殊语境,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新诗不同的想像方式。胡适以“说理”为视角,以建立自己于旧文学的风格性,并藉此开拓出新诗之空间。在其后关于新诗的种种辩驳中,“诗文之分”、“诗之好坏”、“说理与诗”等话题亦被讨论,而成为新诗话语争夺之场所。     

从清末民初科学小说新词语看"现代性"新词语的来源和发展——兼论"标志性子词语场"理论和"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起点

“新词语”在词汇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概念。新词语实际指新义位。为新概念造词是新词,旧词产生新义位也是新词。旧义位的新用法有的能产生新词,有的不能。新词语是一个时期所特有的,是一个共时概念。一个时期的新词语系统是标志性子词语场,是与上一时期区别的标志,是划分词汇史的标准。而“基本词汇”由于它的稳固性、普遍性、能产性,它是词语最底层不易变化的成分,因而不宜于作划分词汇史时代的标准。现代汉语中反映新文化、新科学技术、新社会、新经济、新生活的词语系统产生于明末清初,所以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起点在明末清初。     

申采浩与梁启超：历史主体认识及“新国民”构想

在近代东亚,韩国与中国都肩负着反封建和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申采浩和梁启超作为探究两国国民性的先驱者,都认识到了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创造“新国民”的必要性。申采浩的“新国民”目标是保全民族,恢复国权;而梁启超胸怀创立民族帝国的梦想。他们之所以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同的“新国民”形象,是因为国家的有无造成了两位启蒙先驱者心境的差异。     

文科之“新”与文科之“道”——关于新文科建设的思考

人文社会科学发轫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之中,对于现代性的阐释与批判始终构成其经典传统,但同时,现代性无孔不入的渗透也使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着异化的危险.作为对现代社会科学之现代性的克服与超越,新文科是后工业时代基于知识高度综合化、信息化、数字化的一种文科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新形态,以交叉前沿、战略需求、现代技术、区域优势为建设动力,以专业及课程体系的构建、跨学科师资队伍的构建、教研评价标准的确立以及运行模式的形成为四大核心要素.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探索国内外跨学科联合学位培养、建立以多学科集群为基础的现代书院制度、推动"新文科实验室"建设以及践行"传统文科+"可成为高校探索新文科建设的四种模式.     

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

“新诗”概念是研究早期新诗的一个关节点。这个概念的发生、确立,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概念的来源显得相当复杂,既有纵向的来自晚清“诗界革命”的某种继承,也受到美国新诗运动等外来影响。作为“新诗”发明者的胡适,是这个概念的大力推行者。     

高师音乐专业“研究性课程”探讨

研究性课程是带有专题性、探索性、创新性的教学活动,它一改过去"各自为政,缺乏沟通","强调技术、技能,忽略理论思考"等传统教学模式,给予高音乐教学无限的探索和研究空间,它将理论与实践.学习与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为高师音乐的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之间架起一道畅通、开阔的桥梁。为新世纪优秀音乐人才培养开辟一条更加崭新的途径。     

十七年文学研究“热”的几个问题

"十七年文学"研究渐成学术热点,其中原因值得深究,无论是历史演进中的心理补偿、"现代性"反思的推动还是"新左派"思维的影响以及新的文学文献的发掘和使用,都有其各自的理由,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新的学术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回到文本,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构建历史的真实景观。     

宜宾方言指示代词“恁个”“弄个”研究

宜宾方言属西南官话灌赤片下的岷江小片,其指示代词“恁个”“弄个”具有句法、语义、语用上的特殊性。首先,通过对指 示代词“恁个”“弄个”共时和历时情况的考察,可知“恁个”“弄个”在除宜宾方言外的多个方言里存在,但其用法有差异;其次, “恁个”应是中古汉语指示代词“恁”的口语化形式,且早期的用法并不明确;再次,宜宾方言中“弄个”的产生应与“恁个”有关, 应是分化了早期“恁个”的用法;最后,通过对指示代词“恁个”“弄个”的研究,可见宜宾方言指示代词系统中有古汉语指示代词 成分的残留。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民本"问题研究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几年间,学界对“民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民本思想的流变、民本思想在近现代的转变、当代中共的民本思想和有关研究状况的梳理等几个方面。这一时期“民本“问题的研究还拓展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当代民营经济、近现代新闻史和唐诗研究之中,孟子、黄宗羲、孙中山和中共主要领导人是受到较多关注的人物,各种“新民本主义“是引人注目的新说法之一。这段时期“民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存在重复性研究较多、对近代状况从历史角度系统梳理不够、基本资料整理滞后、基本概念混用,以及学风欠佳等问题。学界当在注意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的同时,能从学风上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