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社会与孔子学说互动研究

周公在周初有杰出的贡献和特殊地位,其封国不仅是诸侯“班长”,而且也是宗周礼乐文化在东方的样板。至‘呀乙坏乐崩”的春秋时期,鲁国仍有着‘礼仪之邦”的美誉,再加上具备春秋社会的复杂特点,堪称诸侯国的典型缩影。自幼“学而不厌’的孔子既‘好学”,又自觉担当拯救社会时弊的使命。由‘好学’到‘博学’;由‘（博学”到‘嗨人’,孔子为早期儒学奠定规模。而孔子学说与鲁国社会的关系可以用“互动”来概括：一方面鲁国社会滋养、检验了孔子学说,成为直接源头;另一方面孔子学说巩固了鲁国‘呀L仪之邦”的地位,赋予其代表中国精英文化“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符号,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从儒与禅的比较看儒家的道德传承

作者在台刊《哲学与文化》第30卷第6期上发表文章认为,儒家的道德传承自孔子至孟子这一时期,师师相传,皆以“悟道”———彻证自心本性为标准。至孟子以后,儒家的道德便一直沉寂,汉代董仲舒时期才兴起了对儒学的研究。但是,儒学研究与儒家道德并不是同一回事,儒学属于文化现象学的范畴,儒家道德则是属于实证自心本性的范畴,尽管从汉代董仲舒至唐朝这一时期儒学大兴,尽管不乏其学术大成就者,但是,就“孔孟之道”而言,却是无人能够亲证的。历史再发展到唐宋,由达摩而来的禅宗—心法的弘扬,才使得中国读儒书之人借禅宗得以豁然顿悟“孔孟之道”…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栏首语

《广西大学学报》"儒家哲学与文化"专栏,继续敦请学者们惠赐佳作。在我国历史文化不绝如缕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与文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儒学的历史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因为它适应了中国乃至东亚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予以指引和提升。儒学对中国社群的凝聚作用至今并未衰减,相反却方兴未艾,绝非是"博物馆"里的死物或所谓"游魂"。重新发掘调动儒学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相调适,是我们的任务。儒家哲学思想与文化的研究课题甚多,需要学者们做扎实深入的宏观中观与微观的研究。有关儒家的政治哲学伦理哲学生态环保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成中英的新儒学思想——本体诠释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本文从五个方面解析了成中英的新儒学思想,认为他的本体诠释学从多方面沟通了中西哲学,他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并提出天人合德的宇宙本体论、知识与价值合一的心性论和儒家道德的辩证观及管理哲学的伦理工程,努力达到对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创新”,使之现代化,进而走向世界。     

浅谈儒家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     

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

何为哲学?何为儒学?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构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和儒学观。以体用论重建本体论,是熊氏哲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而“哲学只有本体论”的哲学观乃是熊氏哲学的原点。熊氏指出西方哲学将本体抽象为现象之外的“独存”,使本体和现象被割裂为“两重世界”。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是不离“发用”而反求实证本体的哲学,故是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哲学孤悬本体之覆辙的“真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重反求实证又“不遗理智思辨”,故中国哲学“当为哲学正宗”。尽管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但未来哲学应将西哲重思辨与中哲重实践的意趣加以结合,发展出“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新哲学”。这些观点表明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其儒学观有密切关联。熊氏儒学观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成为熊氏哲学建构的原动力。中晚期熊氏的著作《读经示要》和《原儒》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了整体考察,虽然某些具体观点不免逸出了学术史的历史范围,然而他面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意在力挽中华文化将倾之危局,通过由历史以见价值、由价值反显历史的方法,提出儒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的重要观点,对传统文化作了充分的价值肯定,显示出其哲学的时代性以及文化...     

“中庸”浅说

“中庸”作为儒学核心范畴之一,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中庸”思想虽植根于中国上古社会文化之中,然而作为重要文化观念概念的提出,则应归功于孔子;子思及门人继承发展了“中庸”思想,并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中庸》;宋儒进一步在哲学文化观念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庸”。论文从“中庸”概念内涵出发,对“中庸”作为道德范畴的思想意蕴进行了初步考察。“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它源于人所禀赋之天命、天性,然而在现实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却和“礼”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天命、天性是“中庸”思想形成的终极根源,那么“礼”则是其真正实现的外在规范。     

当代中国文化心态的“爱憎症候群”

去年六月,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英文中国哲学季刊主编、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成中英先生来沪讲学。临行前,他对国内有些青年学者把他的观点误解为“新儒家”表示担忧,并希望我有机会替他澄清。近来,朱维铮先生在论文集《断裂与继承》的前言中,提到当前国内学术界的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李泽厚先生否认自己倾向于现代新儒家,但他强调儒学传统是中国文化心理的现实存在,强调儒家已侵入中国人无意识的深层等,这也被某些青年学者看作是转向新儒家的表现。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以唐君毅道德形上学为中心

［摘要］新儒学在中国哲学范式现代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以其成熟的理论体系、概念系统、话语转换、学术系谱和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现代新儒学所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思想体系集中彰显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学术特征,突出展示了其理论成就。唐君毅会通中西,融贯三教,创造性建构了一个以心灵生命为体,从三向三观的角度开出三类九重之境的道德形上学体系。这个体系不仅继承和阐释了儒家传统,凸显了儒家哲学所具有的内在超越精神,从而在理论上为寻求儒家的精神追求完美实现提供了可能,圆润了儒家心性论。同时,这个体系也十分鲜明体现了现代新儒学所独具的学派特征,充分展现了现代新儒学为推进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所做出的实际努力。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熊十力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读程志华教授《熊十力哲学研究》

熊十力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实际开山者,其哲学建构不仅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思潮,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哲学的走向。因此,熊十力哲学始终就是诠释现代中国哲学精神的重要依据。基于此,对于熊十力哲学的研究近年来经久不衰,且不断有力作涌现。尽管程志华教授的专著《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乃众多相关论著中的“一种”,但它以自觉而明确的方法论意识而“别具一格”。     

护教热诚对牟宗三政治哲学的影响

[提要]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一直寻求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从儒家思想中找到适合中国复兴的思想资源。在学理上,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的两种表现方式,即“理性之运用表现”和“理性之架构表现”的阐述,分析了中国未能产生民主政治的原因,认为道德本体经过“良知坎陷”方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科学的正途。作为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对儒学的护教热诚极为高昂;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牟宗三知道在中国实施民主、科学的重要性,这个两难极大地影响了其政治哲学的建构。     

墨子刻对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墨子刻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其著于 70年代末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 ,揭示了宋代以后新儒学的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书中最重要的是墨子刻关于新儒学“困境意识”及其相关的“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的观点 ,以及关于“现代中国与前现代中国之间的一贯性”之论证。本书由五个章节构成 :依赖性与中国家族主义的人文理论、唐君毅的儒家自我完成的概念、新儒家的困境意识、新儒学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文化、高涨中的乐观主义和西方时代中互相依赖的精神气质。墨子刻把 2 0…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论方克立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

作为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主帅之一 ,方克立在文化哲学研究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对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发展历程进行了拓荒性研究 ,通过宏观审视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较为系统地阐释了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贡献与缺失 ,批评了“西体中用”论的文化观 ,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思考 ,从而就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方针、方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学派的“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     

现代儒家文化的传统与创变——以熊十力本体论为视角

现代新儒家自兴起以来,一直以应对现代化困境和复兴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这种复兴与应对,会通中西,融贯今古。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性”研究的一部分,以熊十力为例,借剖析其哲学特色,可以探析中西文化的异趣。熊十力发挥了《周易》“生生之谓易”的精神,对比柏格森看待“生命冲动”的解读,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上别开生面。现代新儒家立足中西文化交流,以彼此之优长互补彼此之偏,救时代之弊。熊十力哲学以儒学生命之“本”融贯了现代性的要求,从而实现儒家精神的返本开新,成为儒家文化现代化尝试的开篇之作。     

与儒学复兴"第四次浪潮"的对话——兼评鲁迅研究界"集体失语"现象

近年来,儒学掀起了“第四次浪潮”,鲁迅研究界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很需要作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如果用主流话语的“先进文化”概念来品评和衡量“儒家文化”,就能对儒家的“第四次浪潮”做出科学的评价:历史上的“儒学”固然有它的价值,但后来渐渐地落伍了,它统治中国思想文化两千年,最终让中华民族落后于西方列强几百年,所以“儒学”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不能对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儒学复兴论”也不可能在民众中引起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