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减贫助推民族村寨产业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产业生态系统理论为以绿色减贫助推民族村寨产业振兴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与逻辑起点:绿色减贫既有助于促进民族村寨产业优化升级,又能推动民族村寨产业可持续发展。当下,打赢生态治理和精准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紧迫任务,绿色减贫正好构成了这两大攻坚战的链接点。实施绿色减贫不仅有助于促进生态环境改善,而且还能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绿色减贫：贫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

绿色减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其减贫的机制在于通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实现贫困地区脱贫。从产业融合和利益联结机制两个视角去考察了绿色产业的模式。农业产业内部融合的模式有循环农业、林下经济、庭院经济等模式,农业产业链延伸形成的主要是电商扶贫模式,三产融合形成旅游扶贫和观光农业模式,新技术催生了光伏扶贫和大数据产业扶贫。利益联结视角下,绿色减贫模式主要有企业主导、大户主导、集体经济主导、政策主导和资产收益扶贫五种模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绿色减贫的经验,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减贫理论发展研究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根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凝聚新思想，追寻中华民族实现摆脱贫困梦想的实现，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的、精准的、可持续的中国贫困治理方案。通过梳理和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减贫的理论发展历程，总结“在消除贫困的斗争中孕育的共同富裕思想、在救济式减贫中推进的绿化发展思想、在改革式减贫中发展的生态保护思想、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在脱贫攻坚中创新的绿色发展理念”，为总结脱贫攻坚成果，系统推动绿色减贫未来持续发挥效用提供理论支撑。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     

后脱贫时代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的对策研究

民族地区整体贫困的普遍性、特定族群贫困的深度性仍然十分突出,在"后脱贫时代"应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减贫"的原则。政府绿色治理的制度设计、产业循环体系以及公众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共同构成了绿色发展的"三方主体"行为框架,共同构建了"三位一体、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路径和对策包括各类生态资源"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弘扬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态伦理文化及提升生态文化自觉意识,以生态资源、生态资本和文化资本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培育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第六产业"增长极,持续实施和完善生态移民、生态修复、生态补偿,以及发展生态循环农牧业,开发和应用清洁能源等。     

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理论阐释与路径创新

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因其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于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接续推进减贫工作,以及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厘清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基本概念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剖析贵州、重庆、内蒙古等地的实践案例,发现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具有协力推进、互利双赢、收益保底、联营联动等显著优势。针对目前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在管理机制、投资收益率、资源边界和政策协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建议从完善组织绩效评估与风险保障机制、促进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明晰扶贫资产的产权归属、完善相关理论与配套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的实践效果。     

十八大以来绿色减贫的成就以及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绿色减贫作出了重要贡献。该文在界定绿色减贫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梳理了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减贫形成的政策框架,评价了绿色减贫的总体成效。绿色减贫的经验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开展"乡村绿色振兴工程",按照"三步走"的战略安排,通过绿色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量。目前亟需搭建乡村绿色振兴的总体框架,建立面向重点生态功能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瞄准机制,建立以财政机制为主体的乡村绿色振兴的保障机制,建立乡村绿色振兴指标体系为核心的考核机制,继续在乡村绿色振兴中发挥绿色减贫的有益模式。     

建设新时代生态综合交通强国——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思考

中国交通运输的阶段性迈进支撑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进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回答在新时代怎样建设交通强国这一关键问题,为交通体制规划与创新提供理论的引领与支持,解决政府、企业在交通决策方面遇到的现实问题。基于文献研究法和FSO三维综合交通运输理论,回顾了生态综合交通体系的理论发展,总结了1949年以来综合交通体系的发展改革历程,提出了综合交通体系的阶段论,构建了生态综合交通体系的理论框架。研究认为,生态综合交通体系是综合交通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理论内涵是从功能、结构和运作3个维度符合社会经济协调和友好发展要求的交通体系;构建生态综合交通体系,需要贯彻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管理创新,掌握好交通产品创新、交通工艺创新、交通市场创新、交通资源配置创新和交通组织创新,注重交通发展与生态发展的协调性,为交通强国提供绿色驱动力;只有构建生态综合交通体系,推动国际、城际、城市交通的绿色发展,促进交通企业组织、硬资源、软资源的绿色发展,推进规划、映射、弹性机制的绿色发展,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绿色发展的交通强国。     

用绿色发展制度体系推进生态山东建设

在世界各国纷纷向绿色发展转型和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山东省于2012年提出了建设生态山东战略。建设生态山东必须推动山东经济向绿色发展转型,构建起系统完备的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山东省在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方面存在强制性制度较多而自发性制度不足、条块和部门性制度较多而系统整体性制度相对较少、具体和器物制度较多而综合性理念性制度较少等问题。因此,山东省构建绿色发展制度体系需要从构建绿色教育制度、绿色发展考评制度、市场引导制度、注重整体性规划和完善法律法规等方面努力。     

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下中国绿色专利制度的构建

针对专利制度与绿色技术的关系问题,通过对中国相关专利法律法规文本的分析,发现现有专利制度仍以技术中立为基本价值,并未体现对绿色技术的引导与激励,绿色专利制度尚未建立,从理论探源、法理依据分析及国际实践经验比较 ３个维度对构建绿色专利制度进行探讨。研究认为,无论从绿色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出发,还是从绿色专利制度对绿色经济促进作用的视角,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绿色专利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同时,绿色发展理论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与完善的,强调规律性与目的性统一发展,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生态、文化各方面,为绿色专利制度构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对比分析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缩短专利审查时间、为绿色专利申请提供条件和经费便利、并运用强制许可制度等绿色专利制度经验,结合中国法律制度现状及经济转型需求,建议中国尽快构建绿色专利制度以与国际接轨;中国绿色专利制度的构建应当包括“绿色标准”作为绿色专利授权实质条件的确立、绿色专利审查特别程序的增加、绿色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特殊设计、绿色专利创造激励机制的设立与绿色专利实施监督机制的配套等 ５个核心环节,其中绿色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设计需在激励与限制之间把握最佳的利益平衡点,并制定专门的绿色专利强制许可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的普适性规定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