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国籍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于区分不同国民或者公民的一种法律概念。历史上促使我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订立的直接因素,源于清政府希望为海外华侨提供延伸保护,这一历史背景,致使法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从侨务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围绕着国籍法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然而,从法制史的历史视角看,第一部国籍法的制定标志着大清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端,应具有更为深远的法制意义。若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国民身份建构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及清晰的国民身份。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之中,对外只知"天下"而未知有"国家",对内自称为"子民"而不知为"国民"。国籍立法关涉现代国民身份之法律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新政改革后期,出于被动适应现代国家政治运作逻辑和主动解决统治危机之需,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进行国民身份立法的尝试。然而,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构建稳定的国家秩序,在尚未解决生存危机的背景之下,这种尝试注定难以成功。从条例的文本内容上看,该条例依然与现代国家成熟的国籍制度相距甚远。尽管《大清国籍条例》的立法尝试并不成功,但是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国民身份意识的萌发。一直以来,通过户籍制度实施人口管理是中国从古至今的传统,而国籍法的首次颁布将能够为"个人"脱离"户",拥有独立的身份,提供可能性。从法制的层面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与颁布,使得"个人"身份具有了制定法意义上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从户籍到国籍,从臣民到国民,传统儒家的伦理秩序替换为现代权利与义务的法律逻辑,这部法律关涉"中国人"之法律身份之确立,为后来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埋下伏笔。     

清末小说中的南北之辨和南北之旅——以对“庚子之乱”的叙写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心中的“天下”观念渐渐改变,“国家”观念渐渐兴起。与此同时,中国“南”“北”之间的无形界线渐渐浮现。这种分际在“庚子之乱”中由隐而显,也投射在想象与虚构层面的小说叙述中。清末小说对“庚子之乱”的叙述,不仅呈现了这种南北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其叙写姿态的变化中王朝的意识形态已潜在崩解;小说在痛定思痛之时,叙述逻辑中已有意无意间使传统道统式微,救赎期待被转向海外,求变思维豁显;传统的循环世界观消退,线性时间观念在想象领域的叙述逻辑中开始登场。在此过程中,“华洋之辨”消失,全球视野出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叙述逻辑上已被虚位以待。     

欧诗断论

中国古代地理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当作自足的知识体系而存在，而是同时代观念世界尤其是知识领域认同的结果，因此从这一角度讨论不同时代对地理学形象的描绘与认同，并从文本的理解与阐释、观念的描述两个方面提出了考察古代知识世界地理学观念的初步设想。     

表征与隐喻：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及其主题阐释

中国古代的疾病叙事由来久矣,就疾病的历史叙事而言,完成了一个从巫医传统到巫史传统的转换,前者是这一历史叙事所描写的对象,后者则是描写的形式。在经史典籍中的疾病叙事向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叙事的演变过程中,疾病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已突破了人类的生理疾病这一基本含义,开始作为喻体来指代各类有损国家利益的因素。疾病叙事进入古代小说领域,内容属性上有实笔与虚笔之别,前者可称为写实型,后者可称为隐喻型。两种笔法对应着不同的主题表达,一是作为日常生活的表征,一是个体与家国命运的隐喻,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后者,具体包括了个体层面的道德隐喻、命运隐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隐喻。关于疾病的道德隐喻主要表现在天理与人道两个方面,因果报应观念成为小说叙述中道德缺失导致身体疾病的动力机制。道德的丧失是身体受损的直接根源,相反,道德的疗救则可以使恶疾者病愈。就命运隐喻而言,一些明清小说名作浓墨重彩地详细描绘了精神性疾病的具体病症表现,凸显和强化了作品的悲剧主题。就政治隐喻而言,晚清小说家往往用疾病来比喻满目疮痍的中国现状,批判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之弊端,提出改良国家之方案。以上三种类型,就疾病叙事的内容而言,包含了叙事中的致病之因、祛病之法和被病之果。就作品题旨而言,则又交错着"病""医""药"的三重隐喻。最后,可以从"天人合一"和"医儒同源"观念两方面来阐释古代小说之疾病叙事极为深湛的文化意涵。"天人合一"说认为在传统观念中,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违背自然规律将是疾病产生的诱发因素。只有顺应天意,才能免除疾患。"医儒同源"观则从中国传统士文化演变的角度,揭示了医儒之道本自相通,治国与治疾原理亦可相通,解释了"妙文醒世"和"悬壶济世"之间的相得益彰和彼此成就,疾病叙事中的典范正是以"妙文"书写"悬壶济世",乃是两者合流的结果。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昭示后人:千百年来,医者和儒者的共同理想不止在于医人之病,更在于医世与医国。     

正统论与中国的国家认同

正统论虽被今人看作“纯属荒诞”,但在古代却是渊源深厚又生气勃勃。它作为解释中国人历史活动的史学观念,能完整地包容分裂和统一时期两面的史实,既照顾到互不统属的各分治政权的历史活动,又将它们纳入一个终究是属于一体的“天下“之中。它是唯一能处理这种复杂历史现象的史学叙述和国家认同的观念框架。国别史的视野以政权/国家为唯一的叙述对象,这种视野驾驭不了中国史统一与分裂共存的复杂性。悠久的大一统观念是支撑古代国家由分裂重归统一的“人心之公”。但古代时期中国的国家认同也存在二重性的现象,既有占主流地位的大一统价值认同,又有地域性的价值认同。这种复杂性的存在说明完成现代的国家认同尚是任重道远。     

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天下、世界与民族国家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不仅受到西方的影响,也受到传统历史和思想的制约,研究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能仅限于用西方的民族主义类型对之进行分析,还需要充分考虑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需要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即传统"天下"观念如何同时向"世界"和民族国家观念转变。对章太炎关于种族与文明、排满与种界、民族与国家等三个层面的思想的考察充分地说明此一转变在他身上的表现。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续完)

康有为信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道,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作为圣人的事业,因此他对世界的看法不是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这一观念是康有为认识西学,接受西学的一个思想基础。康有为的天下观即世界的观念正象梁启超批评的那样:“中国儒者动日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渺小一物不屑措意。”     

“西部来信”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以萨缪尔·鲍尔斯《我们的新西部》为中心的考察

美国内战后,以西部见闻为主题的旅行书信在各大报纸上涌现,记者、文人和政客通过风景话语参与国家重建和文化重塑,"西部来信"在此意义上成为美国认同的一种文化载体。《共和党人报》记者萨缪尔·鲍尔斯于1865、1868年加入由联邦官员主持的两次西部之行,据此撰写的旅行书信在当时具有代表性,集结为《我们的新西部》一书。其中,关于太平洋铁路、大平原和印第安部落的叙述为经历战争创伤后的美国人提供了一个重新凝视和想象共和国的入口。首先,鲍尔斯将太平洋铁路作为联合各州的文明纽带,借助"铁路现代性"触发的与历史的"断裂"意识,促使人们遗忘过去,看向未来,并预设了一副美国"天命论"之下的"统一的帝国风景",旨在为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做铺垫。其次,作者笔下的大平原形象经历了从"大沙漠"到"大牧场"的转变,"荒地变花园"的拓殖神话有助于调动起美国人攻克"最后一块边疆",进而征服整个北美大陆的普遍愿望,联邦在地理空间和文化象征层面的不可分割性得到了重申。最后,印第安部落在西部的迁徙和游荡被处理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以佐证白人至上主义,强调盎格鲁-美利坚人天然享有美洲土地的归属权。而印白冲突在文中的夸大化所激起的种族仇恨,一方面弱化了南北分裂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在想象"野蛮他者"的同时界定了民族自我。经以上描写,西部被塑造成南北和解的场域、"大陆帝国"的缩影,以及上帝赋予清教徒的"应许之地",作者以此架构起以"重聚"为核心的国家前景、国家身份和文化共同体。但这样的"新西部"传递的是征服者(白人定居者)和胜利者(北方联邦)建立的知识秩序,由此形成的报刊民族主义话语看似整合了相互冲突的地方观念,激发起一种广泛的、无差异的美利坚民族性,实则未能成为弥合分裂的利器。同时,其所宣扬的资本主义进步观、土地开发假说和文明等级论等,反而加剧了重建时期的社会动荡,透射出美国国家建构中的内在矛盾与分离危机之根源。     

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中华民族的认同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和学术的层面上。当今中国"国权"和"族权"应该统一,现在已经到了确立中华民族是"国族"地位的时候了。族群概念的引入和应用是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对立统一、确立中华民族是"国族"地位的理论基石。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中国各民族互动、整合和认同的历史趋势。中国各民族面对全球化挑战的最佳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     

民国时期民族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在从传统王朝的天下体系向国民国家体系转变过程中,境内的民族不断面临着民族意识如何发展,民族认同如何凝聚,边疆如何稳固等诸多难题。而对此,在意识层面,民国时期的许多学者和政治人士都展开了研究和争论;在现实层面,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尝试。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鸦片战争时期,先进士人逐步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的束缚,从“天朝大国”、“华夷之辩”的心态中觉醒,眼光开始超越“天朝”的围墙,用近代世界的眼光来关注外部世界,开始将中国的命运与外部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正是近代世界观念的觉醒。受传统世界观的影响所导致的整体性世界观念的滞后,成为决定中国早期近代化成败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     

西方理论构建世界国家的幻想和非现实性

国际政治现实的演化使"世界国家终将实现"这一终极论断遭受重大挑战。该文试图借助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等概念来讨论世界国家无法形成,认为认同的形成机制是有限的互动,在微观层面上限制了世界范围内集体认同的形成;情感因素带来的群际内偏私、群际间积极区分和外群体偏见,则在宏观层面上限制了集体身份的边界,世界范围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无法建立使世界国家无法形成。从现实意义来看,一种相信西方自由主义能够产生世界性国家的幻想得以被击碎;从理论意义来看,该文重新理解了集体认同的形成机制,重新界定了集体身份的内涵与边界,并将社会心理学的成果引入集体身份效用范围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本文从西方文化传播对中国的文化观念变异之影响入手,认为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舆图及图志挑战了中国自古有之的世界秩序观念,探寻其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形成的作用。文章认为它对于改变国人对世界本身及中国在世界中所处地位(即“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并借由鸦片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意识,促使国人在改变“世界秩序”观念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国家新改制的途径,传统的皇朝权威开始遭遇现代立宪政治的挑战;而政治观念上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的演进,为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准备了思想层次的变革基础。     

构建我国制造业创新驱动标准化的国家创新系统: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缺乏完善的标准化国家创新系统制约了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文章在系统梳理制造业标准化创新系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与美国、德国、日本等科技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针对创新系统主体、要素、协同作用、保护机制、路径五个方面进行分析,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教育机构、中介平台和标准化组织;要素分为知识、人才、资本和基础设施;协同作用主要分析比较创新系统中各主体和要素的联动情况;保护机制主要讨论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路径强调各国标准化创新系统的路径依赖特点,不可复制,只能借鉴,并在借鉴的基础上发挥优势。通过对这五个方面进行文献分析比较,采用规范式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地构建我国创新驱动标准化的国家创新系统,提出从核心层面、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四个维度进行整体把握:核心层面,要精准把握"知识—技术—专利—标准"的标准化与创新协同重要路径,知识在该路径中产生、吸收、转移、扩散、整合,再形成新的知识;微观层面,要严格要求"企业—教育培训机构—科研机构—国内标准化组织"标准先行,微观层面从"点"的层面对标准化起到产生、学习、研究和发展的作用;中观层面,要积极促成"产业联盟—金融体系—中介平台—行业协会"的协同合作,中观层面从"线"的层面服务于标准化的资源整合;宏观层面,要重点加强"政府—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际交流与互动,宏观层面从"面"的层面推进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最后,针对构建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驱动标准化的国家创新系统,从"政府与市场" "扩大开放" "搭建平台" "创新效应" "标准国际化"与"人才培养机制"六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宁失藩服,毋损郡县”：中法战争与晚清国家观念的变迁

＂宁失藩服,毋损郡县＂是清政府在地缘政治变化下的战略调整,是在华夷秩序瓦解后晚清＂国家＂观念的重大转变。正是在＂宁失藩服,毋损郡县＂影响下,＂大一统＂的边际与＂中国＂的边缘日趋统一;传统的＂一统天下＂、＂一统四夷＂观念,向稳定、维护多民族国家的＂一统＂观念转变。由此,＂中国＂观念在近代中国的转型中进行了调适,即认同的＂中国＂不再是文化上的＂天下一统＂,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体。     

“想象中国”何以可能——晚清报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晚清时期,新知识群体的崛起,现代印刷业的进步,报刊语言和文体的成型,都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从"天下"到"万国"和"世界",由历史循环论到历史进化论,晚清报刊的时空转换和时空想象同时也催生了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在办报办刊理念上,晚清报刊以"通上下内外之情"强国,以培育"国民精神"建立国家认同,以"改良思想"救国,以"正确、适宜"之独立言论报国,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晚清报刊不仅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现实基础和观念前提,更为"想象中国"进行舆论造势,成为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引擎和载体。     

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自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至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大体经历了古典王朝国家认同危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初步确立、地域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和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完成四个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情势决定了当时国家认同之情状及其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最终完成。     

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近代中国社会严重的内忧外患促使中国人逐渐觉醒,是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条件。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大致经过了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等三个阶段。它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家主权;另一方面使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得到普及和被接受,对统治者的专制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     

儒家“天下之中”观念的文化控制蕴涵——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解读

从周武王、周公营建洛邑“天下之中”,到后来“天下之中”演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概念,历代儒者不仅论证、阐释了洛邑“天下之中”的地理地位,还基于儒家的德政思想阐释“天下之中”的历史渊源和深刻内涵。运用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解读儒家的“天下之中”观念,既可以准确理解“天下之中”观念的深刻内涵,又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思考儒家确立和传播“天下之中”观念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一是作为历史上统治最长久的朝代,周代立国八百余年,“天下之中”的文化向心力功不可没,这启示当代中国要重视知识分子的理论阐释作用,制定恰当的文化策略,在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彰显自身的文化魅力;二是“天下之中”并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它的产生是周初统治者主动选择文化发达地区建立文化中心、借鉴吸收夏商两代优秀文化的结果,这启示我们应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三是儒家对“天下之中”观念的传播、阐释,既有顺应时代民心的德政主旨,又掺杂了所谓“天道之数”之类的愚昧迷信,我们应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以古为鉴,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