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该文采用全国2009—2015年季度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情况,通过建立VAR模型,运用协整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对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促使绿色金融发展更加完善,进而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不明显,但是从长期来看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其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绿色信贷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绿色保险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绿色信贷的作用远高于对绿色保险的作用。     

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贫困减缓

本文采用2007-2017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市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并基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具有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直接促进贫困减缓,且金融渗透度对减缓农村贫困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子维度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但实证检验得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不具有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则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一方面应继续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实现贫困减缓;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尤其是提升金融渗透度,不断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包容性水平,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OFDI、制度质量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战略,在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40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东道国制度质量以及二者互动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效应;（2）沿线国家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     

新基建对物流业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

针对新基建与物流业产业结构关系在实证研究上的不足,本文基于河南省2001—2019年的相关数据,构建新基建与物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体系,结合状态空间模型,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分析新基建对物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新基建是物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并且两者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结合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新基建对物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弹性系数为正且呈倒“U”形,即新基建对物流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此,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正向作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和物流业互动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PVAR模型,利用2006—2018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港澳台除外）,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物流业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3个变量之间未实现良性互动关系,物流业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在受到对方变量冲击时均产生正向效应,物流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具有时滞性;3个变量皆易受自身发展状况的影响,并保持稳定状态。由此,在加强物流业服务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同时,要发挥物流业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积极能动作用,助力区域经济价值链升级。     

年龄结构变迁、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理论分析以及转轨时期的中国经验事实均显示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作用。基于1995-2013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消费结构确实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中间变量,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呈正向变动关系;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均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人口年龄结构的需求效应及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大小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呈现出明显的区际差异。     

产业技术创新对深圳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建设效益深圳,关键是要增强产业竞争力。对提高深圳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可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角度展开,以对深圳产业结构调整历程的实证分析为基础,研究产业技术创新与深圳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作用的机理。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得出,产业技术创新与深圳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共同推进了深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是深圳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解决资源缺乏问题的必由路径;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是依靠科技进步,围绕提高创新能力,推动结构调整。     

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信息化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

分析了信息化是带动度极高的现代经济增长源、信息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等,探讨了信息化在优化产业结构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了信息化水平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等。     

中国OFDI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联度分析——基于行业选择与国别选择的灰色关联分析

为研究中国OFDI的行业选择及国别选择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联度,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构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标,并利用2006-2012年我国8个行业、173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对中国OFDI的行业选择及国别选择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业、制造业、采矿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用明显,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用不明显;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联度最高,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OFDI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联度最低,对发达中国家的OFDI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联度居中。     

开放经济下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传导路径

开放经济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已成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要途径,在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转型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及传导路径的互动机理分析,在对安徽省OFDI投资概况和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7年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VAR模型,运用ADF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从产业结构总水平角度,实证分析得出短期内安徽省OFDI所能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并不显著的结论。进而从具体传导路径角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10个变量中提取主成分构建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等方法实证分析得出安徽省OFDI可通过贸易、省内投资、就业和技术路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此,安徽省应扩大OFDI规模,提升OFDI质量和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作用,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     

产业投资基金与产业结构调整: 机理与路径

21世纪中国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类新型投融资工具,被寄予了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厚望。现有文献对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分析相对匮乏,且视角多停留在定性层面,鲜有相应的实证研究。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与路径,需通过将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纳入整体的研究框架进行探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首先,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已发挥促进作用;其次,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微观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路径被证实,产业投资基金在微观层面对价值创造和研发投入有正影响,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最后,产业投资基金宏观效应的传导路径不显著,产业投资基金虽然在宏观层面上对就业增长有正影响,但通过宏观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仍未完全释放。     

韩国投资企业在中国经营实况及应对策略——以青岛韩资中小企业调查为例

投资青岛的韩国企业由于对投资环境的认识和适应出现偏差,加之文化背景与国情差异,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韩国企业的发展方向应当是瞄准较长期的中国内需市场,加速产品升级换代,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技术含量,以适应中国环境的新变化。而地方政府在对韩招商长期规划方面应该有重点地突破。     

开放条件下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分析

在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大的意义。一国通过金融发展,一方面可以提升其在资本、技术、规模经济等方面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又可以优化东道国投资环境、强化国外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来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学人对国有企业与产业升级关系的判断——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

自1978年以来,在国有企业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的同时,中国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和合理化。在经济学人看来,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2018年8月《中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此问题,从国企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与不足、国企改革、对外投资等维度对经济学人展开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经济学人认为:首先,国企与民企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不分伯仲,且兼具促进和阻碍双重作用;其次,国企在推进产业升级过程中,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官员型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缺失、晋升锦标赛与既得利益者阻碍导致的产能过剩等问题;再次,竞争改革比产权改革更有利于国企推动产业升级,且国企完全私有化不是最有效激发国企创新能力的方式;最后,并购外企是国企促进产业升级最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利用外贸外资推动浙江产业升级研究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使一国或一地区获取静态经济利益,更重要地,它们还能推动产业转换、结构升级,造就动态利益。本文对利用外贸外资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进行了探讨,并对浙江外贸外资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外贸外资推动浙江产业升级的基本思路及对策措施,如实施产业结构升级导向型开放战略、进出口平衡贸易战略和“贸易-投资”联动发展战略等。     

河南省产业投资结构现状及优化对策分析

一直以来,中国各地的经济增长受到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制约,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可以通过投资结构的优化来实现。本文对河南省近几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主体结构及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河南省的产业投资存在扩大投资规模的难度加大、投资的主体结构不合理、投资的产业结构存在偏差等问题,提出了进一步优化河南省产业投资结构应在扩大投资及调整投资结构上下工夫。     

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企业在快速进行对外投资的同时,在东道国面临的政治风险也日益增加,给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依据中国企业2004～2010年对外投资的数据,选取69个样本国家进行实证研究,结论显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没有受到东道国政治风险的显著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中国企业正面临着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压力以及国内的投资渠道不畅。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区域产业升级:基于前沿文献的讨论

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于区域产业升级日益重要。人力资本异质性表现为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存在技能、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本存在数量、质量、结构上的差异。除了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市场分割也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重要来源。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人力资本异质性通过人力资本流动影响就业和企业选址,改变产业空间分布。人力资本水平通过影响区域的技术选择,决定了技术进步路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人力资本类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状况决定着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异质性,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最优比例、在区域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机制问题及其空间经济效应等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产业转型升级期广东企业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是产业转型升级期广东企业投资行为研究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及分析,主要研究该时期企业对政策的了解及响应程度、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企业投资行为受政策影响的主要表现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等内容。研究结果表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没有有效实施,并且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大部分企业认为当前投资政策环境一般,且对相关政策了解深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引导;大部分企业已经意识到打造品牌、技术研发以及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比较积极地响应相关政策并对其进行投资,但总体力度不够;该时期政策对解决企业投资过程中的困难问题有明显的帮助;与过去相比,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力变大,尤其是融资扶持政策、产业鼓励与限制项目政策及土地扶持政策;而企业在投资决策方法选择方面几乎没有受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发现广东企业响应产业导向政策、借助政策提供的机会更快地发展自身的投资动机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