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民族文化环境中的西北回族社区文化——以甘肃临夏市八坊回族聚居区为视角

本文以位于河湟民族走廊的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视角,通过对其成因的多种叙述,以及其所处的多元生态文化和多民族共居融生的历史、各民族多种生计间的互补、聚居区所处的宏观与微观资源环境中的生计选择等因素的分析,阐释八坊回族聚居区一体多元伊斯兰文化形态的形成。     

临夏回族方言“八坊话”解读

本文从语音、语法、词汇、语言表达的特殊形式等方面,对甘肃省临夏市八坊回族聚居区所特有的方言“八坊话”进行了分析。     

回族商业经济与历史上的西部开发——以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商业活动为例

回族是一个以农为主、农商并重的民族。笔者以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商业活动为例,对回族商业经济及其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进行了简要论述。在描述西北回族空间分布的人文地理特征和商业传统的基础上,从甘青回藏贸易、内地回族传统商业和集团化连锁经营等方面对民国时期的西北回族商业活动做了梳理。笔者认为,商业活动是回族参与西部开发的一种独特方式,西北回族在边疆所开展的商业贸易活动具有跨民族、跨文化区的特点,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经济文化类型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北区域经济中商业流通环节薄弱的状况,优化了区域经济结构,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内地城市、集镇和农村地区的回族商业则立足于民间社会、面向各族民众,有利于丰富和改善各族人民生活。回族商业活动本身也是族际互动的一种形式,它在各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流动的经济文化交流之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边疆与内地的交融与互补,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成型和固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回族经济多样性与民族性统一的历史考察

"大分散、小聚居"使回族经济呈现出多样性。但农业则为回族经济民族性得以彰显奠定了基础;伊斯兰教为回族经济民族性赋予了重要的文化内涵;商业是回族共同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回族经济的四个特点,而后三个特点维系的回族经济的民族性,与"大分散、小聚居"造成的回族经济的多样性既对立又统一。     

从封闭到开放:城市回族聚居区的变迁模式

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的变迁 ,经历了由相对独立的封闭性寺坊社区 ,转变为开放性象征社区的发展历程。牛街的个案显示 ,探讨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模式 ,不仅要注意社会距离与文化融合、民族文化认同、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作用 ,以及城市民族分布格局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 ,更应当关注其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民族政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特点的影响     

从回族文化特征透析回族居民的幸福感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幸福感的体验指数日益增加。回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独特文化表征,使回族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其内心的幸福体验指数相对较高。     

回族社区变迁与回族社会现代化实践

回族社区作为基本的具有共同的宗教文化认同感的单位 ,是回族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形成的象征和标志。在回族社区现代化变迁的进程中 ,它行使着进行社会动员 ,组织社会生产 ,进行文化传承、筛选和创新等职能。回族社区分布于不同的区域环境中 ,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 ,但由于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及社会发展水平不尽相同 ,西北回族社会现代化模式显示了它的特殊性与多样性。为此 ,回族社会现代化只能走将自身的主体文化精神回族传统文化与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的现代化之路     

试论寺坊组织在回族乡村社会工作中的功能发挥

以回族乡村寺坊和寺坊组织为切入点,通过对转型期回族乡村社会对社会工作需求的分析,讨论回族寺坊组织在社会工作中的功能发挥。从回族寺坊组织成员的特征出发,重点分析回族寺坊组织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工作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从而探讨民族社会工作在民族地区展开时,如何通过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区的内部组织资源来进行社会工作。     

多元文化视域中的回族商人——以20世纪初甘肃临潭回族商业实践为例

洮商即临潭回族商人,是近代中国商业群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中,他们依托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接地带的特殊位置,发挥重商传统优势,充当边地藏族与内地汉族之间商品交换的"中间人"角色。20世纪初,以皮毛贸易为带动的临潭回族商业发展繁盛,回族商人在经营方式、经营种类等方面形成了适宜自身发展实际的商业活动特点,成为西部商品流通贸易的主力军。回族中间商沟通内地与藏区的商业活动,有效地加强了汉、藏、回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补、文化沟通和心理联系。     

民族传统文化在回族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影响

回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 ,它直接影响着回族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 ,而且在回族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回族重商传统的文化内涵

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一个农商并重、善于经商的民族。本文从历史上回族重商传统的形成、成因两个方面做了主要分析,从而指出回族重商文化不仅深受伊斯兰教商业伦理精神的影响,反过来更提升了回族群体自身的社会地位,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内聚力。     

伊斯兰文化对回族商业活动的影响

经商是回族的传统和优势，从回族形成之日起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以商业活动为主业，商业伴随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商业促进了回族的发展。回族在接受伊斯兰文化的同时，受到《古兰经》和《圣训》等伊斯兰教规的严格制约，有着良好的商业道德和规范，以“公平、公正、合理”作为经营准则。回族的商业活动范围广，项目多，有较强的适应性和针对性。但由于回族商业的单干性较强，集约性较弱，所以，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建树不明显。回族经济要有大的突破，必须冲出家庭局限和小农商品经营格局，才能持续发展。     

论清代陕西回族经济生活变迁原因

有清一代陕西回族经济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前经济结构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和商业,农业经济活动日臻完善,达到相当规模。起义失败后演变为以商业为主,兼营畜牧和农耕。导致这种变迁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汉族在经济上对回族的依附。从回汉经济结构互补到汉族对回族经济上的过分依赖,极大阻障了回族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回汉民族关系的紧张。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资源日显窘迫,加之清政府“护汉押回”政策影响,使得回汉两族人民关系紧张。第三,伊斯兰教推崇商业的精神和鼓励经商的思想,无不渗透于回族社会经济生活中,对其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     

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逻辑与生存机理——一个组织制度的分析视角

寺坊组织是寺与坊的结合体,在社会风险日益剧增的今天,寺坊组织的功能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文章以组织制度为视角,通过对寺—坊与寺坊组织的内涵进行解读,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逻辑,即互动与共生。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寺坊组织在回族社区中的张力和限度,进一步阐析了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生存机理。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回族经济开发的特点

民国时期,随着甘宁青社会的变迁,回族的经济开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商业领域,还涉及农林牧业、工矿交通业、金融业等.这一时期回族经济开发的主要特点有:地方性与民族性；回族所处的政治环境与社会地位对甘宁青地区经济开发的制约；回族经商传统是经济开发的独特方式；回族经济开发的程度低、局限性大.这时,回族经济开发的功能从对本民族的发展作用、区域经济的开发作用,已扩大到对甘宁青社会的近代化有所影响.     

南京回族散居化的挑战与应对

城市回族散居化已成为一个趋势。散居化对回族社区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回族居民从社区群居生活方式为主转变为家庭个体生活方式为主,从而导致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之间形成一定的张力。具体体现在回族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传承、民族认同、宗教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并存。南京回族应对挑战的主要方法有:重视清真寺建设,加强宗教文化宣传,重视重大节日安排,开展慈善救助活动等,希望以此重建社区文化内核。     

地域性迁徙对新疆回族地域分布及文化的影响分析

明清至民国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大量回族迁入新疆,这种地域性迁徙对新疆回族的社区分布、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新疆回族地域社区分布呈现的特点：“大分散、小集中”与“大分散、大集中”;新疆回族社区主要分布于乡村,城镇数量很少;新疆回族社区大都是围寺而居。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融会而成的回族文化是新疆回族文化的核心,但这两种文化背景在新疆回族流散生活中又与各迁徙地地域文化产生了各种形式的交融磨合,因而对这一群体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逻辑与生存机理--一个组织制度的分析视角

寺坊组织是寺与坊的结合体，在社会风险日益剧增的今天，寺坊组织的功能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文章以组织制度为视角，通过对寺—坊与寺坊组织的内涵进行解读，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逻辑，即互动与共生。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寺坊组织在回族社区中的张力和限度，进一步阐析了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生存机理。     

Jamaat:都市中的独特社区——以对兰州市回族穆斯林的调查为视点

回族的分布范围很广 ,城市化水平也很高 ,但围清真寺而居的特点极为普遍 ,这样的居住区域被称为Jamaat,它是中国回族赖以形成的基础之一 ,也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相结合后产生的居处形式 ,是回族的地缘文化符号 ,与其它符号共同形成了回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性特征     

关于吉林省回族经济的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从一开始便提出从经济方面来研究民族问题和从民族方面来研究经济问题,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也给出了许多描述,本文就是在民族基础上来研究经济现象和结构,包括回族经济的概述、吉林省回族经济沿革、吉林省回族经济结构、吉林省回族经济特点等展示了吉林回族在文化影响下与经济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