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网络安全治理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行业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各种网络安全问题也应运而生。这极大地危害到了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对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必须加强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日本的互联网产业起步较早,网络安全治理也随之推进。经过多年发展,日本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网络安全治理体系。日本在网络安全治理中着重制定国家层面的网络安全战略,加强网络安全的法律和行政体制建设,也积极推进国际网络安全合作。这对于中国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美国“监控门事件”中网络隐私权保护之反思--以网络隐私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为视角

隐私权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之一,在网络环境下的保护面临诸多挑战。美国“监控门事件”突出反映了网络环境下隐私权保护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以及国际互联网企业在隐私权保护中的责任空缺。实现网络隐私权的充分保护,必须解决网络隐私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明确国际互联网企业在网络隐私权保护中的责任,并通过国际合作与国际协调,构建网络世界的新秩序。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全面贯彻“五统筹”：新时期新疆与欧亚国家次区域合作的新理念、新目标

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提出的“五统筹”发展理念,为新时期开展次区域合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当前,新疆与欧亚国家次区域合作取得一定成绩,但优势和潜力尚未充分发挥,严重制约着双方在次区域层面的合作拓展与发展需要。新时期,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合作和竞争、统筹存量和增量、统筹整体和重点”,贯彻落实新疆与欧亚国家次区域合作的新理念,有助于实现“经贸水平实现新提升、新发展格局达到新高度、治理保障能力得到新增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迈上新台阶、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新目标。深刻把握“两个大局”意识,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全面贯彻“五统筹”发展理念,是深化新疆与欧亚国家次区域合作的必由之路,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试论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法律管制——兼谈中国对美国外资并购管制法制经验的借鉴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风潮愈演愈烈，将危害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进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然而一向标榜“自由贸易”、“自由投资”的美国对外资并购却进行严格的管制，本文在介绍美国外资并购管制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借鉴其经验，完善我国外资并购管制法律体系，设立外资并购管制机榭，建立外资并购听证制度，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并加强国家协调与合作以确保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乃至国家经济安全。     

刑法价值与人格刑法研究

法治的本质在于良法之治。法的价值是评价良法的主要标准。刑法的基本价值包括正义、自由和秩序。刑法的基本价值之间应当建立起价值“生态平衡”的观念,使刑法价值的三大要素在价值“生态系统”中和谐相处。人格刑法学以人格责任论和人的违法观为理论基础,将正义、自由和秩序同时纳入刑法价值体系中,是一种能够实现刑法价值观上的“生态平衡”的学说。     

移动互联网新时代高校网络安全教育的困境与策略

移动互联网新时代高校网络安全教育是实现国家“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路径,是维护社会“网络生态”环境的应然选择,是保障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基本手段.目前,中国高校网络安全教育面临着制度体系尚待健全、协同机制仍显薄弱、教育能力亟待提高以及平台搭建急需加强的现实困境.基于此,从健全系统性的教育体系、构建多元化的教育机制、提升专业化的教育能力、搭建全方位的教育平台四个维度来构建移动互联网新时代高校网络安全教育“四位一体”的创新模式是解决当前高校网络安全教育问题的基本策略.     

从“萨达姆之死”看国际秩序与全球正义

“萨达姆之死”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凸显了国家安全、国际秩序与全球正义等方面的问题。“萨达姆之死”和伊拉克作为“失败国家”问题,一方面将进一步危及伊拉克的国家安全、破坏国际秩序和损害全球正义;另一方面它又为维护国家安全、建构国际秩序和伸张全球正义提供了种种可能。“萨达姆之死”在短时间内并不能终结伊拉克的乱局,因为没有民族和解与政治宽容就无法实现“永久和平”。     

浅谈当前威胁网络安全的因素及对策

互联网在给人们的生活、工作与交流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自身的安全问题却日渐严重.当前威胁网络安全的因素很多,网络使用者必须采取相应的网络安全措施来堵塞安全漏洞.一般来说,完整的安全防范措施应包括网络级的安全控制、系统级的安全防护、用户级的安全防范、应用级的安全控制、数据级的安全防范这五个层面.     

后脱贫时代社会参与扶贫的法律激励机制

传统的行政扶贫模式在后脱贫时代面临诸多局限,引入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实现“单中心贫困治理”向“多中心贫困治理”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然而,市场化的社会主体与行政化的精准扶贫、收益性的社会主体与公益性的精准扶贫、碎片化的社会主体与系统化的精准扶贫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张力,而法律激励机制的引入为张力的打破提供了契机与路径。当前我国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制度安排存在理念层面的“管理型激励”、标准层面的“资格型激励”和方式层面的“帮扶式激励”等问题,故应当针对当前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问题,彻底实现“三个转变”:即实现激励理念从“管理型激励”向“契约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标准从“资格型激励”向“绩效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方式从“帮扶式激励”向“合作式激励”转变,最终实现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效能最优。     

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博弈及中国进路

网络的诞生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成为各国在国际话语权博弈场中新的角力点,大数据技术进一步拷问民族国家政府的决策甚至执政能力。美国凭借技术、语言、内容优势占据网络安全话语权博弈主导地位,中国须借鉴美、欧经验,秉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同时,制定网络安全战略,完善相关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推进国际合作,维护互联网正义,树立中国在互联网领域“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     

网络主权的政治基础与法律保障

越来越多主权国家重视网络空间的主权利益,网络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已经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 网络主权的确立和实现是国家主权理论在网络空间的应对,需要植根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环境,同时坚持总体安全观的国内政治考量。当前国际立法为网络主权提供法律保障,国际社会需要基于国家间的勤勉注意义务,以禁止适用武力为底线,扩大网络安全立法范围,打击网络恐怖主义与网络犯罪,增加国际合作,以求促进国际网络秩序的有序健康发展。     

基于国家政治安全的网络政治传播自由与规制分析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维护和实现政治安全,是当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然而,网络社会的发展则给政治安全增加了新的变数,特别是网络技术变革促进网络政治传播自由不断扩展,在给国家政治安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空前挑战,所以对其施以有效规制是应对这种挑战并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现实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任何网络政治传播活动都进行严格规制,就国家政治安全来说,这种规制有其特定的对象和内容,也需要确定合理的规制边界,而这尤其需要法治的作用。其要旨,就在于通过完备的法律来保障和规范网络空间政治信息有序自由流动,并使各行为主体在网络空间的权利范围和法律责任都有明确界定,以便在公民自由表达和参与与政府规制之间实现适度平衡。将网络政治传播自由规制纳入法治化轨道,这样有助于逐步走出网络安全治理中自由与规制的困境,从而既能保障公民权利,又能巩固政治秩序、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当代中国治理与现代自由理念

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社会层面的首要价值,也构成国家治理的价值涵项。在国家治理的不同背景中,由伯林区分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形态,往往被塑造成具有特定政治诉求的价值取向,由此决定了自由价值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差异。在当代中国,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现自由价值的重要形式,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治理中,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实现自由价值,应当避免意识形态的对峙思维,致力于寻求两种自由的内在一致性、动态平衡性,为国家与公民的良好互动、善政良治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     

论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面临的难题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空间治理的问题通常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得以有效开展。然而,当前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却面临诸如国家间网络主权是否存在的争议、网络空间治理适用制度的差异以及不同意识形态融合等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制约着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建构。事实上,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的缺失导致的结果就是：它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而且也纵容了跨国网络犯罪,妨碍了公民信息自由权利的实现。虽然当前的国际形势决定了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难以在短期内达成,但是以捍卫网络主权、坚持网络合作的国际谈判与网络技术研发等为达成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而创造条件的努力不能停止。这对于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以及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合作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化之争的中国因应

标准化是实现全球互联互通以及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随着网络安全标准化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双重推进,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制定话语权逐渐成为各国竞争的对象.当前,中国已将"参与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化"纳入国家战略,并实施"政府主导网络安全标准化"策略以提高参与竞争的能力.然而,中国在参与竞争的过程中仍面临着障碍: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网络安全标准制定的主导地位,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化机制过于依赖专家治理,以及我国在标准化进程中政府介入过多引发外界担忧.对此,中国的未来参与进路可采取措施有:推动形成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化法律体系,拓展我国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制定影响力的输出方式以及完善我国网络安全标准化的激励机制等.     

论当代亚太秩序困境与中国关切

当代亚太秩序从力量、利益与机制上都处于安全结构与经济合作结构不匹配的困境中.其重要原因: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政治安全结构和经济合作各自在去冷战化方面具有非对称性,且两者彼此影响,表现出非应然性与畸形化,域内争端多极化及相关诉求方的零和博弈,域外行为体的非正常介入.这些使当代亚太秩序出现“机制”层面上的政治安全无常与经济合作冷热不定两种趋势并存.亚太局势与中美关系密不可分.     

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概念评析

基于“自由”与“一般规则”二元模式阐释了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认为过去以“自由”、“一般规则”与“竞争”三元模式理解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有失偏颇,并进而对“自生自发秩序”概念展开了评析。     

习近平网络治理思想的理论特色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开创性地提出了有关信息安全和网络治理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缜密的互联网治理思想。习近平的网络治理思想立足“四个全面”大布局,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网之道提供了新思路;聚焦“网络强国”大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了新视角;把握“网络安全”大命脉,为实现国家总体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新路径;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主题,为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方案。准确把握习近平网络治理思想的理论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