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理性：“一家两制”与食品安全社会自我保护的行为动因

调研发现,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和消费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家两制”的方式进行社会自我保护,本文致力于分析基于理性考虑的行为动因。本文认为,由于人们的经济交换行为嵌入在自然本能及社会互动之中,单一经济理性不能对“一家两制”现象做出充分解释。因此,本文提出包含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在内的多元理性概念,建立多元理性行为矩阵,说明家庭经济行为在实践上遵从的是多元理性。从食品安全“一家两制”现象中,可以看到不同理性组合的考量下,“个体自保”和“社会共保”等基于食物交换的新型社会关系正在形成,多元理性引导下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正在出现。     

食品安全威胁下“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消费者行为分析与“一家两制”调查

中国已进入德国学者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其标志之一就是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威胁。食品安全风险源于市场"脱嵌"于自然和社会,并伴随食品企业、农户和消费者这三类群体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而加剧,消费者群体中差别化消费的个体自保,以及追求价廉物美的消费心理,诱使农户和食品企业进一步采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导致"飞去来器"效应爆发。在"一家两制"概念基础上,本文首先提出消费者差别化食品消费的几种表现形式,之后分析食品安全威胁下消费者责任意识的缺失,并通过北京和甘肃两地城市消费者的调查,对消费者"一家两制"的消费特征及责任缺失进行论证。文章建议,通过"农消对接"、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责任的引入,可以培养起"负责任的消费者",帮助走出食品安全领域的"风险社会",走向新型的社会共保。     

浅谈幼儿自我保护教育的途径

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中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安全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要“密切结合幼儿的生活进行安全、营养和保健教育 ,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近几年来 ,幼儿事故时有发生 ,严重地威胁着幼儿的健康与安全。因此 ,为了确保幼儿安全与健康 ,对幼儿进行自我保护教育 ,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既是新《纲要》的要求 ,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 ,本文从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两方面探讨对幼儿进行自我保护教育的途径     

农户家庭长期投资行为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特别是农户对农业的长期投资行为对实现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繁荣农村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农户投资行为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学派:组织和生产学派与理性小农学派,前者的核心观点是“自给小农”,而后者却认为农民是有经济理性的。在理性小农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农户长期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的角度和包含的因素、使用的研究材料等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不一致。因此,要深入研究我国农户长期投资行为,必须结合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将农户分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农地市场不完备等情况引入研究范畴并进行深入研究。     

福建省农户储粮行为研究

在对福建省28个县(市、区)的368个种粮农户展开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农户储粮现状总结出农户储粮行为的特征:生存理性与市场理性并存,储粮成本、收益与风险并存,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并存。基于农户储粮行为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后果,从分类引导农户储粮、完善储粮补贴方式和探索新型储粮模式等方面提出引导农户科学储粮的对策建议。     

失地农民抗争行为的社会学分析——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征地规模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当土地的征收危及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时,便走上维权抗争的道路,其抗争行为是特定背景下的自我利益争取。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以湘潭市Y村的失地农民的抗争行为为例,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及社会理性三个方面探讨失地农民抗争行为的动因,用合理化来说明失地农民抗争这一目的性行动的原因。同时指出,不同理性考量下的抗争行为具有差异化:生存理性下的抗争行为呈现暴力抗争的特点;经济理性推动下的抗争行为具有隐忍性;社会理性动机下的抗争行为则产生组织化、规范化特征。     

论食品安全生产过程中的自律与他律

基于2014年中国苹果主产区1079份种植户调查数据,考察农户自我认知和外部约束对其食品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在将农户农药施用行为分为农药品种选择,农药施用强度和农药稀释方式等6类行为之后,研究发现：自律因素（农户对农药相关知识的认知）对其施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他律方面（周围农户、市场、组织参与和政府规制）,周围农户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具有正向激励作用。此外,市场、组织及政府规制等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后危机时代食品安全的伦理叩问及救赎

当下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凸显人本能的伸展与人欲的扩张,使人们既产生了对“得”的无奈,又感受到“德”的失落。后危机时代食品安全的伦理叩问表明,中国的食品安全已凝成一盘棋局,没有一个人是孤岛。食品安全的自我救赎,既要将“道德进步”的坐标置于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时间轴上,进行个体理性精神的重建,更要面对一个基于“命运共同体”的道德救赎过程,运用公共理性进行价值的反思。     

生存有道:基于“家庭本位”的多元化小农生计结构——来自黔东南W侗寨的田野考察

随着我国农业转型和家计模式的变迁,W侗寨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新的行为逻辑,其生计结构呈现了以“家庭本位”为基础的多元化趋势,具体表现为种植水稻、稻田养鱼、异地务农(砍甘蔗)、割松油、种松茯苓、种植油菜等。农民充分利用生产智慧运筹时间、安排劳作,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产时间与生计来源相契合。W侗寨人的家庭经济行为兼具“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特征。“目的理性”反映了寨民秉持“勤劳”经济态度并竭尽全力积累家庭财富;“价值理性”反映了寨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体现在寨民的家庭伦理责任、村寨社会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等方面。     

农户集中居住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估计

以合理行动理论(TRA)为依据,基于河南省4个试点县(濮阳县、杞县、固始县、汝阳县)359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影响农户集中居住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对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集中居住决策理性尚处在"生存理性"向"价值理性"过渡阶段;家人意见及已经集中居住者的意见对农户集中居住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户信息技术行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439份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户对信息技术的主观认知、态度及行为选择,研究表明:农户对使用信息网络的认知强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同时,农户使用计算机、手机信息网络的认知、态度、主观规范对其行为意向具有直接影响,这充分反映出信息技术的使用在提升传统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的重要作用。     

控制农户焚烧秸秆的激励机制探析

不对称信息的存在,要求生态环境保护应当由政府来“供给”,由环境参与主体进行“生产”。和其他委托代理问题一样,生态环境产品的“供给”与“生产”也需要一种激励机制来防范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文章以控制农户焚烧秸秆为例,通过对农户参与环境的行为分析,探讨了建立向秸秆回收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补贴,从而对农户进行转移支付的激励机制的可行性。     

低碳视角下农业生态补偿的激励有效性

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从低碳视角分析了农业生态补偿契约中的激励关系,进而采用调研获取的微观农户数据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低碳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呈现出弱激励特性,主要原因在于农户进行低碳生产努力的经济价值未能显化,以及现行生态补偿机制所呈现的刚性特征。通过运用农业碳计量模型核算碳产品产量后发现,并非所有农业项目的经营都实现了碳汇量盈余,部分农户在低碳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搭便车”的现象,如此长期来看,农户逆向选择风险较大;因子得分结果显示农户在碳产品生产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不高,代理人农户以低碳为目标的生产性努力缺乏有效激励,进而导致农户低碳生产态度与低碳生产行为发生了背离;农户低碳生产意识、态度、行为是农户低碳生产努力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以低碳生产态度影响的重要程度最高。实现农业净碳汇效益经济价值的显化、提升农户低碳生产的积极性是强化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激励有效性的两条重要措施。     

财政困境下的乡镇政府行为选择

本文以乡镇政府的经济基础为切入点,通过对当前乡镇财政困境的描述,指出乡镇政府面临的生存压力和选择空间,并就乡镇政府的行为选择取向展开分析,从而为人们所憎恨的乡镇政府“不轨行为”提供一种理性的和情境化解释,在此基础上,就规范乡镇政府行为进行了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探讨。     

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参与的行为机理研究

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以湖北省咸宁市、鄂州市、安陆市、天门市、大冶市、嘉鱼县、沙洋县等市（县）14个乡镇34个行政村的644个农户为调查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农户在农地整治中参与权属调整的行动逻辑遵循“认知→意愿→行为”这一路径形式,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的行为意愿在其认知与行为响应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行为意愿是农户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行动逻辑中必不可少的一环;（2）农户关于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对行为响应仅仅存在微弱作用,权属调整的客观复杂性与风险性使得农户对此保持着极其谨慎的行动态度,农户的行为响应趋于“理性决策”;（3）农户的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行为兼具“自发性”与“诱发性”双重行动逻辑,且在组织支持下产生的“诱发性”行动逻辑占主导地位;（4）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农地权属调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农户生物农药施用为何“说一套，做一套”？

意愿是行为的拙劣“预言家”,探析二者悖离的原因对促进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意愿向行为的转化至关重要。运用深度访谈法,研究了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意愿与行为冲突的原因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第一,农业生产中,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意愿与行为存在明显的冲突,63.06%的农户“说一套,做一套”;第二,生物农药施用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不仅由农户自身的个人因素决定,而且还受不由农户控制的现实情境因素影响;第三,影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的个人因素、现实情境因素分别为自我行为效能、生产目的、施用习惯、质疑心理与认知不足和销售环境、社会风气、经济因素与即时情景。最后,提出公共部门及农药经销企业应加大生物农药研发投入,降低生产成本,重视示范基地和零售终端建设,增强生物农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效果和环境优势的可视性等建议。     

费希特统一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尝试——基于《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研究

康德哲学虽然恢复了人在其生活世界中的立法者地位,但仍面临着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统一问题。赖因霍尔德有关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应植基于一个最高原理之上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费希特,费希特对康德哲学展开体系化重塑以统一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尝试,正是以寻获自身学思体系的最高原理为前提的。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费希特基于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深刻理解,运用反思和抽除的方法对人的意识活动展开先验还原,最终获致了那作为哲学最高原理的“本原行动”——自在之“自我”。自我的自相同一的内在本质赋予其在现实的创设活动中以一种自我眷顾、自我静观的“反思”性状,“反思”构成费希特由“绝对自我”演绎“实践自我”和“理论自我”,并据此构筑整个知识学体系的内在理路。费希特正是借助于“反思”概念阐明了实践自我与理论自我系同一瞬间自我创设活动的两种不同状态,两者间存在着一种既相区别又相依存的关系,从而实现了知识学语境下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统一。     

全力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

7月17日，江苏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授予南京市玄武区“江苏省食品安全示范区”荣誉称号。在创建示范区过程中，玄武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始终以规范食品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和食品市场秩序为核心。     

价格对农户蔬菜种植决策的影响——基于山东省蔬菜种植户供给反应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户面临的市场价格所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多,已经影响到了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文章在对山东省蔬菜种植户的入户调查基础上,以果类蔬菜(西红柿、黄瓜)为例,对影响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重点对蔬菜价格变动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蔬菜价格对农户的生产决策也有一定影响,农户种植决策受种植习惯的影响较大,蔬菜的短期价格弹性较小,农户的个人和家庭特征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户的种植决策。     

试论假冒伪劣商品的成因、严重危害及根治的对策措施建议

原因高额利润;地方保护主义;质量意识淡薄;回扣;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监督管理欠缺力度.危害给广大消费者带来经济利益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浪费了大量资源,给企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可能影响到国家形象;假冒伪劣商品也毒化了社会风气.对策措施建议全民行动,联合打假;突出打假重点;完善市场法律制度;依法打击;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加快经济发展,铲除假冒伪劣商品生存的土壤;抓好消费者教育,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