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约谈、环保督查与地方环境治理约束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当前我国环保执法的利益阻力及对策探析

论述了我国环境问题呈不断恶化趋势,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现状。分析了环保执法效果不佳、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利益分歧、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合谋、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等影响环保执法有效性的因素。提出了推进税制改革、对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加大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加强政府对企业的环保扶持、建立环境公民诉讼制度、改变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晋升机制等措施。     

我国环境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改善建议

从我国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环境管理制度和环境管理的行政体系角度分析,我国环境监管在环保部门、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四个方面出现困境,结合美国、日本的先进管理经验,应在重构监管体系、完善监测系统、增强政府监管动力、调动企业和公众的积极性等方面采取措施,以完善我国环境监管体系。     

海上行政执法的主体困境及其克服——海洋权益维护视角下的考察

我国目前海上行政执法存在如下主体困境:海监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缺失,海上行政执法力量分散,海上行政执法主体间行政职能重叠或界分不明。"统一模式论"和"现状维持论"均非当前解决海上行政执法主体困境的适宜对策。出路在于在"分散模式"下,赋予海监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明确划分海上行政执法主体间的执法边界,在中央一级海上行政执法主体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在地方一级通过行政机构归并实现地方海上行政执法力量的整合。     

环境治理悖论中的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一个智猪博弈的模型

智猪博弈模型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协同治理环境的行动逻辑。以"智猪博弈"模型讨论作为博弈参与人的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的环境治理偏好,可以清晰地描述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的环保行动逻辑,解释政治晋升锦标赛制度语境下的环境治理悖论。依据博弈"规则制导"的核心启示,破解环境治理悖论需要以"放权"和"赋权"的两手,以位移制度开关设置和扩大预期制度红利增量的协同性制度变迁,督促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从"等待"走向环境治理的"行动"。     

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的现状、困境与对策

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平衡分权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考核制度、外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矛盾重重,垂直管理混乱.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保障机制,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基层政社权责嬗递的联动逻辑、实践样态及融合治理

基层政社权责关系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政社权责嬗递历经政府向社会尝试放权、政府向社会扩大放权、政府向社会收缩放权3个阶段。整个过程呈现出行政吸纳自治的实践样态。乡镇政府负担在行政吸纳自治的政社权责嬗递中形成，主要表现为工作任务量大和工作人员思想压力大。政策文件和网格化管理机制为乡镇政府权责扩大、社会权责缩小提供了实现载体，而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监督考核过密化和政社权责模糊化是造成权责转化、负担加重的深层逻辑。为乡镇政府减负应坚持国家社会二元合一的价值理念，在渐进解决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和监督考核过密化等体制性问题基础上，将破解政社权责模糊化作为切入口，以村民自治能力为准绳重构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体系。与此同时，通过党建引领和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融合治理方式为村民自治提质增效。     

论政府社会治理的“四民原则”——兼论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制度创新

"四民原则"就是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坚持"民本、民权、民生、民享"。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还存在诸如行政观念转变不足、治理目标偏差、公民参与不足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以民为本、民生为重、赋权于民与民有所享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价值导航,也是摆脱与改善我国地方政府现存治理困境所应秉承的理论原则。基于此原则,政府行为价值及结果应最大限度反映民众利益诉求、赋权于民,并最终实现民有所享的多元治理格局。而地方政府一系列制度创新举措也证明我国社会管理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的困难与对策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是保证环境法律、法规、政策得以贯彻与执行的行政行为。随着经 济建设的快速推进，我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行政执法现状不容乐观。本文分析了当前环保执法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及其原因，认为我国的环保事业起步较晚，全民环保意识不强、保护和执法成本远高于破坏和违法成本、传统的属地管理原则、环保部门法定权限 薄弱及环保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是当前环保执法困难多的基本原因。本文就如何强化环保执法力度，提出了增强全民环保意识与法制观念、增强环保执法权力和能力、加强法制和队伍建设、完善科学考核体系、健全监督体系等对策。     

基于预算绩效的政府战略性绩效管理新形态——问题、逻辑与实施路径

在新时代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下,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碎片化"的现状与新时代改革发展"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在理论、比较和实践的基础上,厘清了政府绩效管理对象、主体、过程、权责和信息等诸要素在结构上的内在逻辑关联,建构了基于预算绩效的政府战略性绩效管理新形态,这种形态实现了办事、花钱、用人绩效的协同。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战略选择是扭住预算绩效管理这一"牛鼻子",通过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形成政策绩效、预算绩效和人事绩效的协同,迈向基于预算绩效的政府战略性绩效管理新形态。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完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路径选择

城管部门和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是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选择形成的,有其存在的理据和历史贡献,也有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问题。其问题表现为城管执法权力受限,执法依据和手段不足,管理范围广,任务重,机构性质和公务员身份模糊,经济地位、福利、工作条件、队伍建设没有保障。而地方政府给城管设定的城市管理目标与公民生存目标存在太大的差距。城管执法时面临秩序与生活两种需求的矛盾,执法当中极易触发暴力倾向。必须正视城管执法体制存在的尖锐矛盾,尽快明确某个中央部委承担城市治理的统筹规划、指导协调等职能,这是城管体制改革的要务。要树立大城管理念和共同治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柔性执法理念,形成城管部门与其他执法部门的更大合力,创建一条政府负责、公众参与、政民合作、民主行政的城市管理法治化路径。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论海洋管理中的政府职能及其配置

传统上将涉海管理对象作为设置政府机构并划分其职权范围的做法亟须转变,从维护公民权益、提供公共服务、增进公共福利的公共管理学视角来理解海洋管理是探讨现代政府海洋管理职能的基本思路。国家海洋管理的基本职责是提供海洋公共物品,包括维护海洋权益、维持海洋活动秩序、提供海洋公共服务品、推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并保护海洋环境等。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应该淡化"资源管理"、"海洋事业"等观念,正确理解综合管理等流行理念,摆脱狭隘的部门视角,真正从国家海洋管理的职责出发思考海洋管理的政府职能,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调整政府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配置。     

政府的环保责任与环保问责制度的建立

部分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根源在当地政府环保责任不落实。地方各级政府应当依法履行教育引导、规划指向、执法监督、市场服务、信息公开责任,而建立环保问责制则是强化政府环保责任的有效途径。     

论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与法治政府建设

合法、合理的环境行政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法治政府的建设也有助于环境行政执法工作的有序开展。但是,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尚存在环境行政执法无法可依、环境行政执法主体缺乏必要的自行强制执行权和政府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后提出了结合环境行政执法的实际适当加快相关立法的进度、赋予环境行政执法主体以自行强制执行权和强化法律责任等三方面的建议。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为克服传统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体制中多层执法、多头执法之固有弊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应运而生。从理论上来说,该项改革有助于科学设置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机构、高效整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进而实现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目标。但就实践情况看,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却存在着执法范围不明晰、执法管理体制不完善、执法队伍结构不合理等现实困境。未来,亟须合理划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权限范围,理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管理体制,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规范化建设,以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稳步、有序及顺利推进。     

美好乡村视阈下农村土地整治与环境法制建设——以安徽省为例

土地整治是安徽美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它与农村的生态环境关系密切,而相应的环境法律法规,是协调两者关系的有力保障。当前维护安徽美好乡村建设的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存在自身可操作性不强、宣传教育不到位、部门间难以形成合力,执法力度不足等问题,应采取加快地方立法工作、弥补法律法规空白,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激发公众积极参与,合理确定部门分工、完善建设管理责任,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健全绩效考评制度,完善法律监督体系、构建监管长效机制等措施。     

地方政府市场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应对

近年来,地方市场监督管理体制改革虽取得一系列成效,但仍存在人员知识结构与履职要求不相匹配、基层监管强度与其业务承接能力不相适应、基层政府精简与缺员不相适配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压力与能力失衡的具体表现。通过对案例深入分析,揭示压力与能力的失衡是地方监管部门在改革实施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无法得到有效提高的根源,提出地方政府应从严格执行机构的编制纪律、建立上下联动机制、提高监管队伍专业性三方面深化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大部制改革。     

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以损害管理为主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尚未全面、系统地贯彻风险预防理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协调与合作,且生物安全规制机制仍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规制色彩,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也出现严重缺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生态风险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型的实践需求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向风险治理的转变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在具体进路上,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的转变应当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引领、生物安全风险合作治理、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