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弹劾”

弹劾,在旧时代是剥削阶级的国家对政府官吏违法或失职行为的检举和揭发。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运用弹劾,是我们政治生活中亟待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弹劾制应属于人民的国家机器保持廉洁和高效能的防卫系统弹劾制在我国建制于秦汉。御史或监察御史就是专司弹劾之职的官吏。如有政府官吏违法或严重失职,御史得向帝王提出检举,请求惩办,充当封建统治者的耳目。这种制度,一直为历代王朝所沿袭。在我国政治史上,弹劾也有时起到过“澄清吏治”的积极作用;但大多数弹劾,是剥削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派系倾轧的一种反映。     

制度何以变迁——御史“关白”制度与北宋中前期台谏政治的演化逻辑

御史"关白"制度肇始于唐,终结于宋。从成因上看,御史"关白"制度在唐代主要受宰相专权及宦官秉政的影响,宋初以降,君主独裁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以文治国"的理念思维、"务行祖宗之法"的意识形态乃至宋仁宗个人对台谏的倚重使"关白"制度走向终结。"关白"制度为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之"变异",必将在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的进一步成熟后退出历史舞台,使御史职能之运作回归常态,此即御史"关白"制度之演化逻辑。藉由暴力潜能、意识形态、知识存量、特定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四要素,便可解析其历史动因与演化逻辑。对北宋时期的台谏政治和御史弹劾制度进行研究,有助于丰富对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解,为当下的制度建构提供镜鉴。     

蒋式瑆弹劾奕劻案考析

1904年,御史蒋式理弹劾庆亲王奕劻在汇丰银行存有巨款.弹劾案发生后,清廷迅速做出处理,蒋式理因弹劾“不实”而责令回原衙门行走.弹劾案背后有诸多疑团,奕劻是否贪污,他与汇丰银行有无往来；奕劻其人端谨精明,清廷对其的信任与重用,蒋式理弹劾奕劻缺乏确凿证据,错综复杂的原因决定了本案的发展走势.弹劾案折射出清廷官制改革的失败,都察院作为监察机构形同虚设.     

明代言官与皇帝述论

明代言官是对十三道监察御史(简称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简称给事中)的统称.由于明代谏无专官,让御史和给事中兼负进言之责,所以也称他们为言官.这样明代言官既有纠举弹劾之权又有进言上谏之责.明代在言官的设置上颇费心机,使言官秩甚卑、权甚重、赏甚厚.因为秩卑其爱惜自身之念轻,权重则职司不受阻碍,赏厚则求效之心激切.明代言官仅为正从七品小官,其秩甚卑,却可以进谏皇帝,弹劾阁臣大僚,其权甚重;可以超迁为按察     

唐代的御史推弹制度

史学界已经明确,封建监察官——御史有推鞫狱讼、弹劾百僚的职权,却没有注意到这两种职权在唐代已形成了固定的、系统的职事制度.御史推弹制度指御史推按和御史弹奏制度.唐代御史有两种权力,即司法权和弹劾权.御史的司法权表现在御史可以受理、审讯和参与司法机关审判案狱,这在以前的御史是少有的,唐人苏冕说御史“有弹邪佞之文,无受词讼之例,今则重于此而忘于彼矣!”但是,御史审理狱讼之后要上报皇帝或交付大理寺判决,自己没有独立的判决权,最多只能在同大理寺、刑部联合审判案狱时有一定判决权力,因而,御史的司法权     

中国古代弹劾制度探析

中国古代弹劾制度是封建监察制度的核心内容,弹劾权是御史的最重要权力.其权力运行特点在皇帝直接领导下,独立行使,弹章直达御前,皇帝亲自裁决,威慑百官.     

宋代台谏合一考述

“台”是御史台,“谏”是谏官。在前代,台谏职事不同,御史主纠弹百官,谏官主谏正皇帝,分职很严。而到宋代,御史得兼言事、谏正,谏官也任纠察、弹劾,开台谏合一之端,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大发展。对此,前人也曾有论及,但皆未深入细究,多语焉不详。有不少问题如“言事御史”的问题,台谏职权混同的问题,“不相     

试论行政权力的全方位监督

对行政权力实施监督,历来是一切统治阶级十分注意的大问题,可谓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我国早在西周末年就出现了宰夫,御史之类的监督官;秦始皇为加强中央专制集权,建立了古代监察制度。此后,自两汉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以御史弹劾制为主要形式的监督制度,这一制度经隋、唐、宋日趋健全,至元、明、清达到完善。封建制之所以得以延续几千年之久,与其监督制度的建立、实行是不无关系的。至于资产阶级更没     

己卯顺天榜乡试案实为诽谤案

康熙三十八年顺天乡试案,前科状元李蟠为主考,前科探花姜宸英为副主考。放榜后,落第士子起哄,以匿名揭文罗织罪名,御史鹿佑徇私弹劾,致主考放逐,副主考监中自杀。后经康熙主持复试,原取士子无一落第。事实证明,己卯顺天乡试并不是舞弊案,而是诽谤案。     

略论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特点及其利弊

略论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特点及其利弊邱永明，朱莲华以御史弹劾为核心的监察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部分。它能否正常运转和有效发挥功能，不仅与社会政治的清明、监察官的思想作风等因素密切，更是同王朝的政治体制，尤其是监察体制紧紧相关，换句话说，监察...     

对戊午科场案的考察

按照清代制度,科举戒律森严。但因其为进身之阶,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咸丰初年,条子关节之风已经盛行,大庭广众之中不以为讳。咸丰帝决心整顿,结果是上相弃市,士人满狱,震惊朝野,影响深远。有人认为此案系载垣等公报私仇,实际上完全由咸丰帝决断。     

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

“八座”会议是唐代中央首脑集体办公共同行使职权的组织形式,执掌朝廷的政务中枢,不仅集体研究中央政府日常较为重大的行政决策事务,还要制作“起请条”、“商量状”以及封建皇帝临时交办的其它决策事务。其决议案经过“八座”连署后,报经皇帝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对于这样的高层决策会议,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会议管理,工作效率较高,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转与政治稳定。     

方孝孺“志于道”思想探析

方孝孺自幼研读儒学经典,明初政治严峻,其父亲遭遇牢狱之灾,由此激发了方孝孺强烈的“立法”意愿。他藉建文帝给予的为帝师机会积极地为“君臣”关系立法,弘扬“立法”精神。方孝孺认为君主要有度量容得下才华横溢的士大夫,并具体化了朱熹的“格物”思想以便士人更好地提升自我。朱棣取代建文帝而登基,方孝孺用自己的生命去坚守儒家的仁道精神,去捍卫应有的君臣法度。     

试论春秋诸侯国外交中音乐的运用

春秋时期诸侯国外交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礼仪之一,主要应用在诸侯觐见天子、诸侯国君相见以及诸侯国君接见其他国家的使臣三个不同的场合。在音乐内容方面不仅规定音乐表演的程式及演奏曲目,在外交用乐中对乐器的使用及摆放同样加以规范。宴会上出现的赋诗环节同样是属于用乐的范畴。     

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

西晋之治乱存亡 ,与武帝立嗣及由此引发的统治集团的斗争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 ,齐王攸夺嫡问题尤为关键。武帝当政前 ,其继嗣位曾受到其弟攸的威胁 ,故其称帝后即以子衷为太子 ,以断绝攸进位之望。然衷弱智 ,无法理政 ,朝臣屡议废之 ,并提议以齐王为嗣。这触怒了武帝 ,在杨皇后及贾充党与的操纵下 ,武帝不仅确定以惠帝为嗣 ,而且逼迫齐王攸就国 ,致使其愤恨而死 ,同时对拥戴齐王的“清议派”士大夫进行严厉打击 ,激化了统治集团内的斗争 ,留下了无法克服的隐患     

试论战国王权的几个问题

战国国君不断改变称号直至最终称王体现了战国王权的形成过程.国王通过赋税征收制度、符节制度、官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并辅以神权来加强王权.王权的强化与相权产生了矛盾,因而国王利用俸禄选士、严刑峻法和设置大将宠臣等手段来分化控制相权.与诸侯的君权、周代王权及秦代皇权相对照,战国王权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战国王权是诸侯君权的扩张,其专制性与西周王权有本质区别,其不成熟性则是与秦代皇权的主要差异.     

东周王陵“六马之驾”发现的学术史意义

洛阳新近考古勘探发现了东周王陵 ,其中随葬的“六马之驾”格外引人注意。从报道看 ,“六马之驾”应该属于东周天子 ,然而 ,周朝以前天子是否有“六马之驾”却存有争议。“古《逸礼》”称“天子驾六马” ,晚出的《古文尚书》、《易经》等隐约透露出古有此制。洛阳“六马之驾”的发现有助于对相关学术史问题的深入思考。     

唐代直诉制度职能述论

直诉制度是指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的控告人可超出一般受诉官司和申诉程序,向最高统治者或特定机构申诉冤情的一种非常规诉讼制度。它在古代平反冤狱,保证司法公正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唐朝直诉制度的理冤职能不强,主要是作为统治者广开言路、招贤能的一种途径。唐代对直诉所做出的种种规定,是造成此制度局限性的重要原因。     

炎帝、黄帝、赤帝辨析

为了厘清上古炎帝、黄帝、赤帝的真实身份、活动区域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原接近真实的历史,对距今9000年前羌族到4000年前夏族进行了研究和辨析。分析认为：上古七世炎帝姜裹、黄帝帝江和赤帝榆罔属同一时期夏族领袖人物,都号称炎;战国时期为区别起见,姜裹及其祖上仍被尊称为炎帝、帝江被尊称为黄帝、榆罔被尊称为赤帝;炎帝、黄帝、赤帝既是汉族的祖先,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略论朱元璋文化性格的形成

对于朱元璋的研究,以往似乎更注重于其政权性质、历史地位及明初重要政策的评价方面.本文以朱元璋的出身和主要经历为线索,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朱元璋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笔者认为,朱元璋在由一个佃农子弟上升为封建帝王的过程中,每一次的社会角色转换,实际上都包含着对以往文化性格的扬弃,在朱元璋的文化性格里,既有佃农的勤劳朴实、机敏狡猾,也有游民的豁达豪爽、无所顾忌,又有地主豪强首领的勇猛果断、宽厚大度,还有封建帝王的贪权专制、猜忌多疑.正是这些方面的综合影响,使朱元璋成其为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