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微论"与反"极微论"——以罗什与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的讨论为中心

在<大乘大义章>中,慧远与罗什对"极微"的不同理解,不仅表现出二人不同的宇宙观、本体论,也显示出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后,中观学说与"极微论"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下的交锋、以及在印度佛学中国化过程中,中国佛教学者对于"毕竟空"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金圣叹与明清之际江南佛学

金圣叹借用《大般涅槃经》“月爱三昧”来论述佛学上的呈露清凉本体和文学上的忽隐忽现、翻苦为乐之境,极尽变幻和超脱之美。金氏《唱经堂圣人千案·独超案第十三》和《怀感诗序》等篇还模仿《大般涅槃经》的文体来阐述“月爱三昧”。钱谦益、金圣叹等人皆通过佛经古注疏这一中介而关注“月爱三昧”,折射了明清之际江南佛学的征实风尚与文学的互动。以“大般涅槃经体”建构“月爱三昧”之境,体现了金圣叹化实为虚的文学才能。     

论早期中国化佛学"空"论对道家“有无”观的扬弃与超越

“空”论是佛学的核心,中国化佛学的“空”论,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与中国原有的各种思想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其中,正在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道家“有无”观,被佛学吸收和改造,成为超越印度原始佛学的中国化佛学“空”论的重要思想要素。这一复杂的融合过程在早期即经历了第一轮的求同——寻异——会通,格义与六家七宗、鸠摩罗什、僧肇分别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其小说观之关系

对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思想及其小说观,学界都多有论述,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指出其佛学思想与其小说观的关系。细读梁启超两篇小说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告小说家,》发现梁启超的小说观与他的“应用佛学”关系紧密。梁启超运用他心目中的佛学宗旨、思维、术语来比附解释他心目中的新小说宗旨、特征、作用。梁启超以佛学论小说来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具有强烈的功用色彩。     

“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辨正

金圣叹在其《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贯华堂本金批《水浒传》,下同)。不少金圣叹小说评点研究者误认为这是金圣叹对历史和小说区别的认识,并在这种误解的基础上对金圣叹的文学本质论作了歪曲的理解与论述。为了正确理解与评价金圣叹的文学思想,笔者深感有对此作一辨正之必要。     

王船山诗学概念"现量"探析

王夫之抛弃了“现量”的佛学基本立场,将＂现量＂纯粹作为认识活动中的心理活动状态,使“现量”概念更具有普遍性,并指出了现量的时空性、瞬时性、如实性。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将“现量”一词引入他的诗学中,加以改造,成为他诗学中的核心概念。王夫之剥离“现量”的佛学立场,将其引入诗学,对后人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于金圣叹的两个问题与张国光同志商榷

对于金圣叹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张国光同志对于金圣叹问题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历来强加给金圣叹“反动文人”的帽子,应该摘去,强加给金圣叹的不实之词,应该推倒。这个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四人帮”曾经借评《水浒》之机,对金圣叹的历史遗产又做了一个横蛮的裁决,硬说金圣叹是一个“反动文人”,把金圣叹研究这个学术问题,变成一个“政治禁区”。张国光同志在十年动乱之后,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提出不少可贵的看法。我认为,这种精神和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对于金圣叹是否是一个朴素唯物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是否是一个歌颂农民革命和革命政权的思想家,我同张国光同志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与张国光同志进一步商榷。     

金圣叹贯华堂本《水浒传》考评

与评价《水浒传》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金圣叹.自金圣叹死后三百余年来,对他的评价一直是有分歧的.1975年,“四人帮”借评论《水浒》大搞政治阴谋之际,《学习与批判》刊登了罗思鼎的一篇文章,题为,《三百年来一桩公案》.该文挥舞“定案唯我”的棍子,彻底否定了金圣叹和他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并且对一切不同意见冠之以“刮起为金圣叹翻案的妖风”的罪名,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以实行“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现在,关于金圣叹的这桩“公案”还没有了结.我们认为,金圣叹及其七十回本《水浒传》不应全盘否定.金圣叹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既有功,也有过.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评价,给金圣叹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明清小说批评中人物性格"情理说"的历史演变

在叶昼、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家的视角中 ,贯穿人物性格艺术真实性的核心在于“合情合理”。本文就他们人物性格理论中的“情理说”进行了阐述 ,同时对明清小说批评中人物性格“情理说”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大致的梳理     

浅谈佛学与理学的主客体论

佛教心法说与理学心物论是中国哲学史上自觉探讨主客体问题的西种学说。两者的观点呈现出同异交错,相互影响的情势。其同异性表现为:在主客体特性问题上,二者均以“心”为主体,都肯定了主体的灵明能思性;但理学之“心”具有先天道德意识,它认“物”为“实”,佛学之“心”则具宗教人格色彩,它认“法”为“虚”。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二者都肯定主客体本质的同一性,都断定主客体之间的派生与被派生性;但在主体如何派生客体的问题上,理学在其间引入了“气”这一中介环节,佛学则是直接以“心”造“法”。佛学与理学的主客体论之间又是相互影响与渗透的。     

浅谈巴金《家》的比拟艺术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是要吐露他二十几年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替一代人伸冤,是要控诉那吃人的封建制度。这种强烈的情感像激流一样,在全部作品中奔流着。巴金先生抒发这种情感时,使用的是独具特色的巴金式的语言,而巴金式的语言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就是比拟手法的娴熟运用。     

《搜神记》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搜神记>展现给读者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活动,其作者干宝是东晋时期的一个史官,他用记录历史的笔法记录了人类与另类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这部小说是在魏晋南北朝主要思想文化背景影响下产生的.魏晋南北朝的主要思想是玄学,另外秦汉以来形成的神仙思想继续流行.作为史官的干宝在当时深受神仙思想的影响,他的<搜神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他的思想的具体反映.     

巴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生成与终结

巴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生成的社会基础是旧的封建制度,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对巴金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巴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逐渐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中,使自己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家》的版本变迁——兼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问题

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从1933年5月开明书店印行单行本起,至1986年《巴金全集》第一卷出版,经历了繁复的修改,其版本的多次演变,影响着我们对其思想性、艺术性的分析判断,甚至是对作家文学史地位的中肯评价。当下一部部现代文学作品修订本的出版,理应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版本校勘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容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     

浅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

金庸武侠小说成功地将俗文化与雅文化结合起来,被称为文化武侠小说。其中佛教元素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作者从佛家的悲天悯人精神出发解读人性,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诠释侠武的艺术创作手法。     

郭象美学:"任性"而"自得"

郭象是西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通过《庄子注》,将庄子“适性”为美的思想作了丰富发挥和重新诠释。他认为,“物任其性”则“自得逍遥”。物之美在于安分守己,适其自性。“无心”是人性,“有情”、“仁义”也是人性。人的“适性”之美在于以“无心”之“至理”排遣“有情”,身在仁义名教之中而心怀自然。他揭示的“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当时佛教般若学会通真俗有无的影响,成为魏晋名士风度的精辟概括,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审美理想和导向。     

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改造

戴震是我国 18世纪的著名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戴氏之学 ,博通经史 ,融贯汉宋 ,为乾嘉之际学术重镇 ,不仅在文字、音韵、经史、考据、天文、算学诸方面有专精造诣 ,而且对宋明性理之学有独到的批判诠释。他对“理”范畴的新诠释 ,对理学先验论的批判 ,对理欲之辨的新见解 ,对程朱“借阶”佛老思想的揭示 ,具有反封建启蒙意义。在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的乾嘉时代 ,尤为可贵。     

金圣叹与吴江沈氏交游探微

金圣叹与文学世家吴江沈氏的交往 ,对其一生影响甚大。诸沈在政治倾向上多为遁世遗民 ,在文艺修养上多精于词曲音律 ,在为人处世上多敦信尚义。在圣叹生前 ,他们与之切磋交流、相濡以沫 ;在哭庙冤案发生后 ,更有收殓骸骨、收留遗女、收存残书等种种侠行义举。关系至密者 ,或为其弟子 ,或为其姻娅 ,是金氏交游中最为亲近的一支。     

《正纬》与谶纬--《文心雕龙·正纬》篇辨正

刘勰的《文心雕龙·正纬》篇是针对谶纬而作的。刘勰以“宗经”思想为指导,按经验纬,指出了谶纬的虚伪诡异、乖道谬典。然而,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还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其对谶纬的批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刘勰是以“宗经”而“正纬”,但是刘勰“正纬”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文”上。因此,《正纬》篇在指出谶纬的“无益经典”的同时,又从“事丰”和“辞富”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谶纬的“有助文章”,提出了“酌乎纬”,这正是《正纬》篇作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一的意义所在。     

人格与事业生涯的发展——以金庸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为例

采用人格形容词评定法对杰出文化名人金庸的人格作了定量研究，因素分析揭示了金庸的自强审慎、儒雅精干、上进有为、积极自主等自强型人格特征。运用心理传记学进行质方面的研究，揭示了其人格形成受到家庭环境与遗传、动乱的时代背景、坎坷的生活经历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其特殊文学才能以及他所处社会文化背景中提供的机遇是其事业生涯成功的主要原因。此外，其人格与事业生涯还受到其身上传统知识分子儒主道次的人生哲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