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慈主义”环境伦理的理论困境及其哲学突破

作为当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仁慈主义环境伦理在西方风靡至今。它主张：人应该对其他非人类生命存在者持仁慈的态度,不给非人类生命个体带来痛苦。但是,仁慈主义的理论前提是：以人的主观体验衡量动物的苦乐感。人能否理解或诠释异类动物的苦乐？如果不能对这一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仁慈主义环境伦理就会因此而走入困境。然而,到目前为止,科学依然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如此,伦理学只有回归哲学寻求帮助,而中国道家的＂道法自然＂则以人与动物苦乐的共通桥梁而成为突破这一理论困境的有效途径。     

当代心智哲学的演变和发展趋向

当代心智哲学形成于20世纪初期,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后期语言哲学、过渡阶段和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时期,当前则形成了科学研究范式和形而上学研究范式两种发展趋向.前者要求把人类心智问题纳入科学的范畴,以科学的方法论对之进行研究;后者则认为关于人类心智的基本问题本质上是形而上学问题,因而要求在形而上学架构中进行研究.我们在充分研究、把握和推进科学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必须充分重视、借鉴和研究正在兴起的形而上学研究范式,以便能够对人类心智问题作出更加全面、深刻的解答.     

自然主义科学哲学之我见

（1）科学哲学正在进行自然主义的转向；（2）奎因是自然化认识论的首创者；（3）第二代采取了认知科学的进路；（4）进化认识论则是另一条进路；（5）笔者的自然主义，通过系统科学哲学和物理学哲学的研究体现出来。     

当代认知科学中心智具身性主题的内涵及出路

认知科学中心智具身性主题的核心内涵有三个:认知是具身的活动,身体塑造认知,用身体思考。前两个内涵旨在探讨心智的身体经验起源以及与动物心智的连续性,但如果在所有水平上都强调心智以身体经验为基础则有失偏颇。实际上,具身认知进路仍然需要说明人类心智在哪些方面区别于动物心智,人类心智是如何在身体经验的感知运动水平上逐渐发展出一些高级的形态,那些高级形态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离身的。用身体思考与延展认知概念虽然意欲弥补具身认知进路在高层次认知能力解释力上的不足,却混淆了认知与认知媒介、认知与认知发生背景的区别。因此,心智具身性的合理且有意义的出路或许应该是,在进化的视角中探索心智的起源和发展问题。     

当代东亚儒学的主要课题与研究进路

对当代(新)儒家和宋明理学家而言,儒学不仅仅是儒学研究。他们认为儒家的终极教义是要寻求某种内在智慧和超越真理,这是客观研究和逻辑方法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强调,中西哲学有着本质不同,两者不能互相通约。与宋明儒家一样,大多数当代(新)儒学的第一代代表人物运用佛教的概念架构来建构其理论。然而,由于第二代的主要人物受过良好的西方哲学训练,他们常常借用西方唯心论者如康德和黑格尔的观念来重建儒家古典学说。与这种哲学的或形上的进路相比,日本儒学的进路自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以来基本上是语言学的和历史学的。除了揭示内在的超越领域外,当代(新)儒家还必须处理外在世界的问题。前者他们称之为“内圣”,而后者则称之为“外王”。由此乃引出“韦伯式论旨”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当代新儒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揭示其主要课题,及审视当代儒学研究的各种进路和方法。本文的结论是:当代新儒学的规划在哲学论证上是不确当的,虽然其历史意义是不容抹煞的。     

休谟问题与当代哲学观的重建

休谟把哲学指定为"人性科学"后提出了两类问题一类指向本体哲学的前提,即有什么理由说明宇宙世界是"物质"的、"意识(精神)"的或者"神创"的?另一类指向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即所谓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人们的一种"习惯联想".康德用对现象和本质割裂的办法回答了第一方面问题,却在第二方面问题上搁浅了.马克思主义明确地指出,对哲学本体问题的回答离不开认识本质的揭示,人类的认识和认识能力说透了就是人类自身的生活和实践的能力;"存在的事实"与其意义、价值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实践问题,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平凡生活和伟大实践,才能够产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休谟问题的考察和回答,我们深感当代中国重建哲学观的必要性这种"重建"并非是要把已有的哲学观解肢成碎片后重新组合,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拼凑,而应该是传统哲学思维和传统哲学态度的现代转变,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观的重新塑造.但无论如何,走向理论自觉的文化哲学,已是当今时代提出的刻不容缓的学术重任.     

从认识论视角理解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

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关键,在于从思维入手,从认识论的视觉出发。思维和存在在总体上是一种认识关系。其第一方面所回答的是关于思维认识的前提,第二方面所回答的则是思维的认知与否,它们分别回答了思维在认识中的两个方面。我们只有坚持哲学基本问题这两方面的统一,才能正确回答人类认识中的问题。     

当代中国哲学的回省与未来展开

中国哲学的新一轮展开,必须在反省与检讨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状况中寻找与发现出路的希望;迫切需要在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守成主义之间的仇视与敌对的消解中走向和平与平等的积极互动的对话,保持中国哲学乃至一切文化学术的多元并存与共同繁荣;尽管有必要借鉴西方哲学的概念与方法,但是必须不失"自性";必须尽力地主动倡导,积极参与和推进世界全景交往理论的筹划与建构:需要在当代与可能的未来世界哲学背景中以全景式的或全方位的各种可能的途径与可能的层面来"十字打开"地展现和发展自己,形成一种多元多层相互影响与渗透的立体网络结构的动态的综合进路;除了正统的理论思辨的哲学大道的继续进行之外,还必须开辟当代新儒学、新墨学、新佛学,重建中国哲学的知识论,建立中医哲学、茶道哲学、养生哲学、艺术哲学等进路.     

试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

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 ,首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     

理性的直观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一种展开在康德与柏拉图及笛卡儿之间的对话性的哲学史考察

对于形而上学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阐明。柏拉图和笛卡儿认为人类拥有理性的直观,所以肯定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可以被人类所认识。康德不承认人类拥有理性的直观,所以否定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可以被人类所认识,人类的知识限定于现象界的范围。这样,在康德与柏拉图及笛卡儿之间就展开了一场关于理性的直观能否为人类所拥有,以及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是否可为人类所认识的对话。这场对话引出了如何界定哲学的性质的大问题：哲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哲学是趋近于宗教呢？还是趋近于科学。如果哲学趋近于宗教,那么哲学必然要回答形而上学的问题;如果哲学趋近于科学,那么哲学必然要拒斥形而上学的问题。     

进化论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治史学路的世纪回识

本文作者通过 2 0世纪治史学路的回识 ,认为进化论———五形态论是 2 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通向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宏观共性是其学理的基本特征。而中国史学的传统特性是宏微通观 ,它可以在弘扬与兼收西学各种学理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历史位置的自然回归。     

论艾青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创作——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在抗日战争时期,艾青形成了自己浑厚沉郁、天然蕴藉的美学风格,并以自己丰厚的创作实绩,将"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创作,推上了一个完全成熟的境界.回首六十年前艾青在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我们将得到这样一个深刻的昭示无论任何时代,对国家、民族深沉强烈的感情以及广博的襟怀、火热的胸臆,才是诞生伟大诗作的根本!     

20世纪中国杂文理论之变迁

20世纪中国杂文理论的变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鲁迅时期,鲁迅不仅赋予杂文以战斗性,而且赋予杂文以社会学、历史学与民族心理学的重要价值;二是40年代,为杂文的衰落时期;三是50年代,杂文比较冷寂,并引发争论;四是新时期,关于杂文的讨论实际是40年代就开始的关于鲁迅式杂文是否过时争论的继续,提出了“新基调杂文”的概念。从40年代到60年代,杂文命运多舛,多次在与政治的短兵相接中一败涂地,“新基调杂文”实际是杂文领域中一股向着政治叛降思潮的体现。     

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汉译书对日语词汇的影响

中国的汉字词早在1000多年前就传入日本,直到现在还在大量使用.纵观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根据其特点,以19世纪为限,可以分为2个阶段.19世纪前的中日词汇交流可以说是由中国到日本这样一个单方面传入.19世纪以后中日词汇的交流比较特殊和复杂,有交织之处.本文围绕西方传教士的汉译书籍对日语词汇的影响为中心对这一时期的中日词汇交流进行探讨.     

19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比较论

:2 0世纪中国文坛思潮迭起 ,呈现出夸张的显泛化的态势 ,而 1 9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则体现着潜隐性特征 ,原因是 2 0世纪中国经过了规模浩大的反传统运动 ,在普遍反传统的文化语境中 ,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强烈冲击和导引下 ,极容易形成思潮的泛滥 ,而 1 9世纪中国文人虽然也思维活跃 ,酝酿着各种思潮 ,但大多囿于传统的规范 ,甚至碍于自己的身份 ,往往使运作中的或酝酿中的思潮呈潜隐状态。由于这两个世纪基本上都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 ,中国文坛都涌动着现实主义文学主潮 ,不过 1 9世纪流行的是以古典文化为价值依托的古典现实主义 ,而 2 0世纪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的宽泛的现实主义     

19世纪澳大利亚英语词典研究

一部词典能够反映某个社会在某个历史时期的语言特点和知识水平。 1 9世纪澳大利亚英语词典的编纂过程也是澳大利亚英语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过程。研究 1 9世纪的澳大利亚英语词典是研究早期澳大利亚英语的一个新视角。     

百年来文学上的麦比乌斯圈现象

麦比乌斯圈是拓扑学上的一个概念。取长方形纸带一条 ,扭曲一次 ,然后使两端相连进行粘合 ,所得到的曲面称为麦比乌斯圈。性质 :在麦比乌斯圈上某点环行一周回到原来的位置时 ,法线变为相反 ,圆周的环绕方向也变为相反方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正是麦比乌斯圈上的位移运动 ,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和分析 ,概括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两条整体线索 :一是救世主题 ;二是文学独立     

论我国早期的艺术学研究

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我国学者对艺术学的对象和研究方法作出了深入的分析。这些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看20世纪中国美学及其发展趋势

20世纪中国美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可以5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50年代之前,研究者并非把美学当作一门纯粹的科学,其主张侧重于美学研究应在改造社会人生方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美学问题大讨论,使美学研究再度引起学界的关注,形成一股热潮,并逐渐走向学理上的探讨和理论上的建设。当时,实践美学解决了美的根本性质问题。反思20世纪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美学与现实人生分离的"艺术哲学"的倾向,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把审美、艺术、人生三者统一起来进行研究,这是中西美学思想史以及20世纪美学研究发展过程所昭示的真理,它也预示着中国美学今后的发展趋势。     

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畸人形象

《庄子》中塑造了大量的畸人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体上的残疾人;一类是心理变形的疯子。20世纪中国文学中也有这两类畸人形象,可看作是对《庄子》中畸人形象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文化意义等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