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道德哲学的五个特征

宋元明道德哲学具有逻辑的有序性、价值的合理性、话题的显明性、思维的互渗性、启蒙的批判性五个基本特征。以天理为核心,以"去人欲,存天理"为纲领,以超凡入圣为理想目标的伦理思想体系,构成了宋明道德哲学的逻辑有序性;宋明理学追求道与德的融合,强调个人对以天理为代表的道德精神、原则的体认,凸显了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的合理性;宋元明清各家各派,都是围绕天理(理)这个核心话题而展开哲学形上学的不同理路的论证,而有理气心性之辨,彰显了话题的显明性;宋明哲学家以求真的精神、恢宏的气度、开放的胸怀,接纳儒、释、道三教,各家各派之间以海纳百川的心态,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地钻研学术,这些都体现了宋明道德哲学思维的互渗性;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文化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的转变,而出现了所谓"异端"的、"离道"的社会思想,反映了新的经济势力、市民阶层的需求,可谓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启蒙"思想。     

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

宋明"理学"作为我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特定的概念,其思想内涵在发展历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文章主要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这一根本的思想转变入手,分析论述其转变的过程及重大意义.     

中国古代时空观与道观念的演变

中国古代时空观在中国古代法象思维的影响下,与原始的道的含义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在宋明理学兴起之后,这种与天地万物的实际存在相联系的时间和空间则由于理与气的相分而与理分离开来。道在宋明理学中被理学一系改造为天理,这个天理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与气、时空纠结在一起的混沌未分的存在。可以说,道在宋明时期分化出了两个部分,即理和气;我们因此也便知晓,宋明时期所说的天理只是先秦时期道的一个部分,虽然道的原意依旧在张载、王夫之的思想中有所保留,但中国主流关于道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宋明理学理欲论与精神分析人格结构理论的比较

宋明理学中的理欲论与精神分析的人格结构理论,源自完全迥异的思想体系,却存在着某种契合。将理欲论中的"天理""人欲"思想与"超我""自我"等精神分析中人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探寻宋明理学中的心理学思想,新角度解析东西方文化、哲学与心理学的交融。     

试论中国神权法思想的源起、发展与演变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始于夏商两朝所宣扬的的神权法思想以及西周时期周公旦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历史发展发生重大变革,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学派和众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中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先富后教、德刑结合,反对轻罪重罚、族刑诛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有较大贡献。神权法思想也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所倡导的重民轻神的主张,发展到汉朝时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给君主至尊无上的地位和实施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使得神权法思想为随后形成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吸收,长期起着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精神支柱作用。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的演变:以儒法思想的互动为研究路径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以法律与政治的文化互动为表征,体现为制度与思想两方面的历史演变。在制度层面,君权人治居于核心,礼刑合一的法治始终服务于人治。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德治居于核心,儒法合流代表着主流的价值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法思想的互动构成了法政文化演变的轨迹,"儒法一体化"是理解其精髓的一条思想主线,其中的"人治""德治""礼治"与"法治"成为理解法政文化的关键词。     

循天理、随势变 ——方苞法律思想论析

方苞是清代著名的古文家,被尊奉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基于对天理与人性的认识,方苞的法律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主张法应循天理,随势变,形成了"道不可异"与"制可更"相结合的法律时变说、"以道明民"与"下无遁情而罚必中"相结合的司法观以及制度建设与识才技巧相结合的选举论.他将对治法的理想追求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体现并适应了时代潮流.     

自然与道德——程颢对“天理”古义的扬弃与阐发

在程颢之前,"天理"具有自然、天命、道德等含义。为了批判佛老、复兴儒学,程颢对"天理"古义进行了改造。为了辟佛,他肯定"天理"的自然之义。佛教否定人的自然之性,程颢则认为人的自然之性是天理的体现。为了批判道家,程颢为"天理"赋予仁德。道家主张"绝仁弃义",程颢则认为仁德是天理的表现。程颢对"天理"的改造,奠定了理学的思想基础,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程颢的天理论还存在不足之处,体现在他对天理善恶缺乏一贯的认识,后经程颐改造,"天理"才真正成为理学的核心概念。     

道家养生思想及对现代健康观的启示

中国道家养生文化有着悠久历史,通过对道家养生不同流派的解析,阐述杨朱"顺性命之理"、"贵己乐生"和"全性保真"的养生思想,老子"顺其自然"、"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的养生思想,以及庄子从生理层面的"依乎天理"到心理层面的"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再到精神层面"心斋"、"坐忘"养生的最高境界。指出"顺应自然"、"贵己乐生"、"依乎天理"、"惔而无为"等道家养生思想,符合现代健康观的需求,为现代社会培养正确的健康观提供了借鉴。     

二程理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二程在自己体会的基础上,借鉴了《内经》及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的观点,对"天理"进行系统论述,创建了"天理"学说。二程以"理"论、"心性"论、"仁"论等理学思想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医学有关方面进行研究———以"理"论为哲学思想,研究养生、脉象、药理;以"心性"论为哲学思想,探讨心理健康;以"仁"论为哲学思想,对天地和人体生理、病理等方面进行研究。理学思想与中医学思想二者关系密切,理学思想为探讨医学知识提供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医学思想体现理学思想,并为理学发展升华奠定基础;其理学、医学思想对后世医学产生影响。     

张载礼理关系问题辨正

张载在北宋理学家中以重礼著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言"礼"而罕言"理"。在宋明道学话语体系中,对礼理关系的探讨多具有本体指向,而张载从践行的角度来探析礼理关系显然具有工夫论指向。在张载看来,"天"或"太虚"是最高的终极实在,"礼"与"理"皆本源于"天"而非"天理"。以"礼本于天理"来总结张载关于礼之本源问题的探讨,不利于准确理解其"天理"概念及工夫论特色,也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关学与洛学的差异。在张载那里,礼的实践过程就是实现内外合一的过程,礼理先后问题的实质只是对内外重视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以礼合理"是张载礼学思想的必然落脚点——后世关学衰落便是此思路中断所致,"以礼代理"或"以理代礼"也皆非张载的初衷。张载通过对"执于礼"和"执于理"的两偏之失的救治,以礼理贯通、"以礼合理"的思路重构儒家礼学,对包括朱熹在内的道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程颢易学“生生”之道的哲学意蕴

程颢在《易传》"生生之谓易"论断的基础上,以易之道为关注点,从解读乾卦卦辞"元"字出发,揭示"易"字的真义指向生生之道。程颢在指出"易"首先指向万物的生意的基础上,继而揭示生意的根基在天理,天理就是易之道。万物因禀受此天理、易之道而成其性,因此性而确立各自生生的基因,进而以自己独有生意彰显自身精彩,映现天理、易之道的奇妙,展示着以天理、易之道为一本而通贯为一体的现实易世界的美好。     

人性的"天"与天理的"人"

董仲舒对"人"的认识始终是建立在对"天"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人"是天之子,是禀受"天理"的,"天"是人性的天;"天"虽然至高无上,但"人"却脱离了物的地位,成为董仲舒"天""人"二元统治思想的一端.天道人道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是融通一致的,人人皆需循天道循人道;天道的核心是阴阳,人道的核心是德刑;循道必须止于一中,中即是忠.是董仲舒真正使"人"成为"统治"的基本要素,实现了"人"与物的真正分离.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根源判断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解体,除了由现实的历史原因决定外,还与儒家政治设计思想本身的理论缺陷分不开,这首先可以通过对政治秩序赖以建构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根源进行判断和考量的形式来获得。从现实基础判断看,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经济基础易于弱化人们的政治性格,腐化封建君主专政的政治权力,阻碍新生产力的发展。从理论根源看,天命、天理、(天)道决定论易于导致命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的英雄史观,强化神权、君权;性善论易于导致制度安排的缺失、法律的伦常化和宗教的弱化,造成"人治主义";阴阳论易于导致极权主义和秩序僵化,强化父权、夫权、族权和君权。     

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从性与天道的关系看宋明儒学与先秦儒学之差异

先秦儒家认为性与天道之间存在张力,承认人和天的绝对界限,否认人可以通达无限和圆满。而宋明儒家则认为"天道性命相贯通",人可以通达无限和圆满。在这一点上,二者具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与佛学的影响分不开。宋明儒学的"通而为一"的思想表面上高扬了人的价值,但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现实中也造成了"以理杀人"以及自我放纵的流弊。     

从夏商到春秋时期法律思想的嬗变

我国早期法律思想从夏商时期的"神权至上"、"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经过西周的"以德配天"、神人互补,发展到春秋时期的"以人为本"的政治法律思想。这种发展变化使我国古代法律很少受宗教的影响。而春秋时期的"以人为本"的政治法律思想又使法律与伦理道德结合,礼与法结合,人无法真正地独立。法律思想的这种发展变化对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说文解字》看古代的天文学思想

从《说文解字》所收天文相关汉字字形及许慎的说解入手,可试梳理古人的天文学思想。"天""示""三""王"等字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神""祡""尞""禷""禅""封"等字反映了古人对天神的敬畏与崇拜;"圜""宇""宙"等字反映了汉代人认为天是中空的半球形曲面;"暆""岁""曟""辰""辱"等字反映了先民对日月、五星及恒星运行情况的观测,并用以制定历法、指导农时;"娲""一""地""五""晶""星""日""月"等字则反映了宇宙由神创造、源自虚无、源自元气等几种学说。因此,《说文解字》为我们研究古天文学提供了新的信息或佐证。     

“以天合天”:本体与功夫视阈下的天人合一范式

我国宋明时期出现的本体功夫思想与儒学心性学说相连,《庄子》中也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以《庄子》文本为依托,从道本论、体道论与境界论入手,探寻庄子哲学本体即功夫的关系,这种和谐统一的关系是庄子"以天合天"的理想形态。庄子的这一思想在当今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承与转化:《淮南子》核心价值理念探析

《淮南子》以"道""无为"为思想价值的理论基础,在国家建设方面要求"体道返性,无为而治"。在法律和社会发展领域,《淮南子》提出"法不阿贵""尊卑同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法律思想。在处理人与社会关系时,《淮南子》强调人民应当爱国,并维护国家统一;又要求社会大众各司其职,遵守职业规范,诚信为本,与人为善,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研究《淮南子》核心价值理念和理论精髓的传承与转化,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法治建设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