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江苏诗歌总集与诗派之关系

作为诗歌载体的总集不仅提供了珍贵的文学史料,还是诗歌研究的重要途径,明末清初江苏诗歌总集内容非常丰富,富有地域特色,诸如<云间三子诗合稿>、<怀旧集>和<太仓十子诗选>等充分体现了云间派、虞山派和娄东派等诗派创作特征和诗歌宗趣,同时折射出了江苏明末清初的诗坛盛况,以及在全国的霸主地位.     

读近两三年的诗——对70年代出生诗人写作的一种观察

近两三年来，一个被称之为“’７０后诗人”的诗人群落出现在诗坛。在“第三代诗人”和“９０年代诗歌”雄居诗坛十余年之后，这一在历史夹缝中艰难生长的新的诗人群落，开始受到了读者的注意。就我搜集的刊物和诗选来看，其作品主要集中在《偏移》、《诗歌与人》和诗选《时间的钻石之歌———中国新锐诗人诗选》（２０００·８）、《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２０００·８）、《’７０后诗人诗选》（２００１·６）等中。另外，《小杂志》、《诗》、《第三者说》等刊也载有他们的部分作品。由于视线所限，有些刊物可能会有所遗漏或被忽视，但…     

试论明清四家诗选对“七子派”的评价

本试图研究《皇明诗选》、《列朝诗集》、《明诗综》和《明诗别裁集》编选的时间、动机、体例，并以对七子派的评价为例探讨各个选本的诗学审美倾向，借此辨析明末清初诗学思想的流变。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皇明诗选》和《列朝诗集》，认为这两部诗选采用“复古与革新”的批评范式，充满门户之争的习气；第二部分讨论《明诗综》，此书在唐宋之争的背景之下，欲矫《列朝诗集》之弊，对七子诗学已有接纳；第三部分讨论《明诗别裁集》，此诗选本于七子“格调”论诗立场，但对公安“主情”论和清初“代变”论多有吸收，具有兼容并蓄的性质。     

从《皇明诗选》的选编看陈子龙诗论中的“风雅之旨”

陈子龙等人编选《皇明诗选》的目的是借助对七子之学的重提来实现诗歌创作中风雅精神的回归。在内容上,他要求诗歌应该合于大雅,有风人之旨,又能够止于温厚,无怨怼之词;在外在的方面,强调辨体,要求诗歌音节婉亮,合于一定的法度。《皇明诗选》的选编与陈子龙的社事活动与实学经世思想不可分割。     

太仓地方志考评

太仓于明代始,从一个依附昆邑的小乡都一跃为太仓卫。在明弘治十年,由昆、常、嘉三邑割地,又升为太仓州,辖崇明县。至清雍正二年,再升为江苏直隶太仓州,辖崇明、宝山、嘉定、镇洋四县。自明代建州后三年,即撰州志,以后代有编修,不绝于缕。建州前则有陈伸首创之《太仓事迹》及陆容之《太仓志稿》。更前,太仓地方史,则散见昆山、常熟、嘉定三邑志书。现将搜访得知之太仓地方志乘六十二种,作一初步考评。一、通志三十九种(一)州、县志十六种1.陈伸《太仓事迹》陈伸(延令),太仓人。明洪武间为茶运副使,后改任富阳丞,明永乐间著《太仓事迹》。邑志之草创,实以此开端。该《事迹》对太仓的沿革作了生动简明的叙述,并着重阐明了太仓历史与海     

徐干、陈琳、应瑒、刘桢籍里歧说考略

“建安七子”中,有四子的籍里出现歧说。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王易)、刘桢。现将四子籍里略加考证。 一、徐干 徐干籍里,旧说有四:1.曹丕《典论·论文》云:“北海徐干伟长”,以徐干为北海人;同于此者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向长青《诗品注释》等;2.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北大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魏晋南北朝文     

再谈高彝与《七子诗选》——《关于“大学头”及其他》补说

1753年沈德潜编刊《七子诗选》，1757年高彝将此书加以删节，在日本出版和刻本，书末附录了他的《寄吴中七子诗》。根据《寄吴中七子诗》，可知《诗学新论》中记载的伪造的七子回赠高彝的和韵诗署名有误。释大潮是高彝的老师，他对高彝被骗事件曾发表过评论。     

高棅《唐诗品汇》述评

高棅是明初洪武时期的闽籍作家,是“闽中十子”之一。《唐诗品汇》,顾名思义,不啻汇粹唐诗精华,比起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元好问撰、郝天挺注《唐涛鼓吹》、杨士宏《唐音》,在体例和标准上,更趋完整和成熟,而且在品评唐诗,建立唐诗学的理论框架上,更显出理论的系统化和独特性来。这本书,开了明代诗必盛唐,前后七子格调说的先声,实是力矫南宋至金、元重视诗律、诗法、句法等变化的偏窄研究狭路,为恢复古道古风鸣锣开道。《唐诗品汇》在明代乃至清     

元明之际太仓儒医王履三考

元末明初儒医王履在医学上成就甚巨,有关他的里籍,在当代著述中几乎均标注为江苏昆山,当是受《明史·王履传》的影响。而正解是明弘治十年（1497）割昆山、常熟、嘉定部分乡镇成立太仓州,据弘治版《太仓州志》,王履里籍当为太仓。他的著述在明代名医葛哲作的《溯洄集叙》中列为五种,即《医经溯洄集》《标题原病式》《百病钩玄》《医韵统》《小易赋》,经考现存著述有《医经溯洄集》和从日本回归的《小易赋》。他的医学成就得益于人文艺术成就,其影响因素主要是太仓当时作为“六国码头”,海商开通海上漕运致富后亲近文化及文化人,修建林园聚拢文人墨客,收藏名人书画,由此形成的人文环境伴随着王履的成长而成为影响其人文艺术成就的重要因素。     

《黄景仁诗选》指瑕

黄景仁是清代著名诗人,“毗陵七子”之一.李圣华先生的《黄景仁诗选》以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两当轩集》为底本,参以其他刻本与选本,选黄景仁诗348首.经校勘整理,发现《黄景仁诗选》存在诸多文字误植及注释错误,这主要源于作者不够“知人论世”,未区分形近、意近字,不明平仄,不辨韵脚,不识对仗,不解诗意,错认僻典为熟典,典故出处失注.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成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雏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全唐诗〉补遗》指瑕——兼与黄震云先生商榷

通过核对<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发现黄震云先生<<全唐诗>补遗>中所补之唐五代诗存在问题较多,尤以"新见作者26人"为甚,是近年来学界较大规模的唐诗误辑工作.     

宋代闻喜宴诗研究

宋代闻喜宴诗,是专门为新科进士而设的国家级宴会中形成的诗歌,是宋诗之林中的一种。研究宋代闻喜宴诗,分析其类型,知其有会中诗、会外诗、回忆诗等,辑录了一批会中皇帝的赐诗;这些诗篇具有文学史料价值,可补《全宋诗》之漏。     

《太平广记》篇目考辨三则——以韩藏《太平广记详节》为校勘依据

《太平广记详节》为朝鲜时期集贤殿文人成任编纂的～部《太平广记》的选本,所据《太平广记》底本为宋本,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今存韩国。据韩国学者所整理的《太平广记详节》篇目卷次考辨现存《太平广记》篇目三则：一、今存《太平广记》中《周广》篇名应为《广周》;二、“嘲诮”类《李寰》《韦蟾》《李台瑕》《陈癞子》疑属“嗤鄙”类。三、今存卷二七0“妇人一”下当有“烈女”类名。     

相和歌概念新解

重理相和歌概念使用历史及其与清商曲的关系，可知汉魏六朝时，相和歌特指汉相和曲；经唐宋逐渐扩展，终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含括多类的概念模式。古人把在曲辞及表演体制、艺术形式上与汉相和曲有密切渊源承续关系的相和引、吟叹曲、四弦曲、诸调曲等都归入相和歌，是符合相和歌历史实际的，体现了古人对相和歌动态发展的正确理解与合理总结，令人对相和歌概念范畴的争议莫定正是缺乏辨证分析与动态理解的结果。     

“九华四俊”考

晚唐时期,在宣州和池州出现了众多文人,人们称呼其中的张乔、许棠、张螭和周繇为“九华四俊”,他们又与其他士人一起被称为“成通十哲”,在唐代皖籍作家中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但这个称呼并不见于唐人的记载,其得名的原因和时间经过初步分析可知,主要是因为他们同一年参加京兆府试并且同时获得举荐,又都来自宣、歙、池地区而闻名当时。     

以诗为史：清初浙东地域诗歌创作的群体特征

诗歌创作具有一家之言的特质,臧否时事、訾议人物比以历史事实为中心的书写更加灵活。恰逢明亡清兴之际,处于其间的浙东诗家,因循王阳明、刘宗周心学一脉,提倡诗道性情、诗以传史,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矫七子诗文之弊,由唐入宋,完成清初浙东诗歌群体审美风格的转变与延续。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of Major Articles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of Major Article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Rules and Forms of Metrical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WANG Xiang-f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Abstract： The ＂modem style＂ poetry or metrical poetry composed by the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is considered as artistic wonders in both content and artistic creation. In metrical application it has become the stylistic norm of the later generations and been regarded as practical standards in the following one thousand years and more.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makes comparisons between Pingshui Rhyme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New Rhyme of the Modem Chinese. The article presents unique opinions on how the present people should write classical poems, and how they should realize and deal with some questions in the rules and forms of metrical po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