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农民合作逻辑的演变——从罗兴《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谈起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多年的“增产不增收”,乡村治理出现了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一系列治理性危机,而农民则在日常生活中背负着日益加重的物质和精神压力,这些问题被形象地表述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     

农村税费改革的逻辑(笔谈,五篇)

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破解“三农”难题，中央政府决定从2000年开始在安徽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2002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推进到河北、湖北等16个省份，至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取消农业税。并对种粮农民给予补贴。由于农村税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税费改革的同时还启动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即乡村体制改革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改革，主要措施是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合村并组等。这一系列的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缓解干群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基层财源枯竭。农村公益事业缺乏组织动力，农民集体观念、人际关系变化等新问题和新情况，构成了当前新农村建设所必须面对的环境和障碍。而当前农村政策的制定者和研究者显然对这一问题缺乏系统和明确的认识，也没有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实施过程进行跟踪调查研究。以下一组文章，是对税费改革及其在乡村社会造成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的关注。这组文章在扎实的实证调查基础上，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税费改革实施过程的逻辑归演、税费改革的深层原由及后果，对税费改革本身和相关配套改革的内在逻辑作出了与政策部门和学界主流不尽相同的新的解释。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农民公平观念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关联

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既植根于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又依托于存在了近百年且形式不断演变的农地制度上,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而农民公平观念与税改前后不同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也有着相当强的现实关联。坚持农民主位的研究视角,从村庄内部向外看,税费改革前出现的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治理技术创新未能有效解决"钉子户"引发的农民抗税抗费行为,使农民基于享有土地承包权利和履行税费缴纳义务二者平衡关系基础之上的公平观念遭到了致命的挑战;而税费改革后新一轮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治理性危机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禁止清缴农业税费拖欠的刚性政策再次挑战了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公平观念,客观上导致村级组织呈现出"悬浮"的状态,而普通村民则开始在更多的领域均采取不合作的行为取向。     

我国西北地区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在近几年来越来越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以西北地区为例分析了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状况,从农村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农村五保户和农村基础设施四个方面阐明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产生的影响,最后从基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互动、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供给能力等几个方面作了分析和反思。     

农村税费体制彻底改革的路径探讨

农村税费体制的彻底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城乡统一的税费体制是农村税改的方向.政府应在巩固当今农村"费改税"成果的基础上,于2020年前分步推进针对农民税费的减、免以至取消的改革进程,过渡到没有"农村税费"和"农民负担"说法的制度安排,给予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并实施农村基层政府事权调整和机构精简的配套改革.     

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治理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农村现代化课题,随着农村后税费时代的到来,新的乡村治理问题也开始出现,转型期的中国农民迫切需要基层政府履行其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职责,但从收粮催款中解放出来的乡镇政府却陷入了职能转换迟缓、公共产品供给艰难、粮食安全生产危机的困境,这些困境也进一步使乡镇政权面临新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与现状——以湖北省J市调查为例

当前税费改革的目的,从中央和理论界来看,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收费收税行为。从地方政府特别是从乡镇一级政府来看,他们希望通过农村税费改革来减少当前农村收粮派款的难度,提高向农民收钱的效率。换句话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在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探析

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手段。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和政府责任缺失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不仅降低了农民生活质量,而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主体,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履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加强农村重点领域的公共物品供给,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结构,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责任划分;改革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机制,建立民主、科学的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保证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健全农村公共物品法律保障机制,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化、法律化。     

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农村政府改革

广大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人,进一步减轻与规范农民负担对新农村建设具有基础性与战略性。农民负担问题实质上是农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是农民财产权与政府征收权的关系问题。深化农村政府改革既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既要深化农村政府机构改革,又要加快农村政府职能调整与重构农村政府行为范式,还要改善农村政府外部环境。     

农村税费改革需要体制创新

农村税费改革是在一段时期以来农民负担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甚至越减越重的背景下出台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问题的这种直接关联性在各级政府文件和媒体中又不断得到强化,从而在社会舆论中形成了对农村税费改革的一种认识误区:农民负担过重是因为向农民收取的税费过重,农村税费改革就是要减少对农民收取的税费。这样一来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性和价     

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的转型阶段

如果说农村改革以来的 2 0多年中国农民负担治理是治标阶段的话 ,那么到 2 1世纪初叶 ,中国农民负担治理则是从治标向治本渐进的转型阶段。笔者的这一推断 ;是在对目前我国农民负担治理现状考察和对 2 1世纪初叶我国农民负担治理形势预测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写作本文旨在希冀各级政府进一步深化 2 1世纪初叶的农村改革 ,从而为实现农民负担治理由以治标为主转向以治本为主这一根本目标而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农村改革不彻底性的现状表明 ,政府目前对农民负担实行的是治标式治理　　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民负担治理是治标式还是治本式 ?对…     

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与农民负担问题

在农民与乡村组织的长期交易过程中,不管农民在改革前后有没有意识到负担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还是无情地让弱势农民承担了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取消的政策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然而与此同时,一贯依赖于农民负担的农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的处境也将更加尴尬。只有选择好与农村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共产品生产路径,才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中政治型事件增加,组织化程度提高,而且冲突形式逐渐升级。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利益冲突加剧,农民负担过重;农村基层政权政治整合能力差;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反体制意识开始形成。防止和减少此类事件的对策:一是调整利益结构,减轻农民负担;二是推进政治改革,健全农村治理体制,三是增强法律观念,规范公共参与行为;四是建立危机管理体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与减轻农民负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生产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农民负担过重,表面上来看是农村税费过重,实质上是农民负担体制的不合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不合理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体制根源。要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必须加快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      

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证分析——以海南省兰洋镇为例

在新农村的背景下，乡镇政府职能该如何调整、基层政权该如何运转是一个有别于一般政府架构理论的特殊问题。以海南省兰洋镇为考察对象，调查了兰洋镇政府职能现状、职责现状、财政现状以及工作人员现状，发现了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存在的问题。据此认为乡镇政府应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强化公共服务，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危机处理，成为为农民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塑造阳光政府、责任政府、互动政府形象，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理顺乡镇与上级的条块结合、乡镇机构的规模与职能以及乡镇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等三个关系。     

公共品短缺、规则松弛与农民负担反弹——湖南省山脚下村调查

本文通过对面临公共品短缺的湖南省山脚下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大规模集资导致农民负担反弹现象进行调查与分析,揭示了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完全破除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造成的现实困惑,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配套体制,为村干部在规则松弛下的自利性偏好提供了新的谋利机会,从而使新农村建设蜕变为干部"开票"而由村民"买单"的新游戏。重构以保障和扩展农民权利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结构,成为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任务和现实课题。     

关于浙西地区农民负担问题的调查报告

农民负担问题已经成为近几年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容忽视的问题。选择较为贫困的浙西地区的农村作为典型 ,对农民的毛收入、生产费用以及税、费负担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 :浙西地区农民的负担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为 1/3。农民每年的户均可支配收入不足 2 0 0 0元。税费总计每年为 812元。农民生活水平非常低 ,仅仅摆脱了饥饿状态。这与小康生活的标准相差甚远。同时 ,对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进行了初浅的分析。     

公共危机问责:风险治理制度化的重要维度

正值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公共危机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公众的安全。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必须担负起公共危机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寻求机制创新,以不断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构建公共危机问责机制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基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语境,通过对公共危机进行理论界定与类型梳理,提出两种主要的公共危机类型:诱发性危机和内源性危机。回顾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发现,近年来重大的诱发性危机有所减少但仍不可小觑,而内源性危机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据此,提出了官员问责和体制问责两种公共危机问责模式,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善治"发展。     

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开展,乡镇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国有农场的税费改革还没有全面开展,国有农工的负担没有减轻,与乡镇农民的负担差距加大,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死角”。因此,应将国有农场纳入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实施范围,减轻农工负担;建立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解决农场办社会的负担。     

“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府:何去何从——关于吉林市乡镇机构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兴起,现行的乡镇公共治理体制与当前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后税费时代"乡镇应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