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与义务论探本

义务论的道德标准，一方面，对每个人的欲望和自由侵犯最为严重：它侵犯、否定每个人的一切目的利己的欲望和自由；另一方面，它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最为缓慢，因为它否定目的利己、反对一切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就堵塞了人们增进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最有力的源泉。反之，功利主义的道德标准，一方面，则对每个人的欲望和自由侵犯最为轻微：它仅仅侵犯、否定每个人的损人的欲望和自由；另一方面，它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又最为迅速，因为它肯定为己利他、鼓励一切有利社会和他人的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就开放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最有力的源泉     

论企业财富的社会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启示

西方经济学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伦理回报理论解释企业社会责任,这两种解释都无法避免道德义务论和功利主义分析固有的缺陷。罗尔斯的正义论实现了道德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沟通,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分析提供了方便的手段。但罗尔斯的正义原理缺少剩余价值概念,不能从企业财富的社会性质说明企业社会责任。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解释了企业财富的社会性质。遵守法律只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低限度。企业社会责任的大小与企业获取的剩余价值成正比。     

普遍性与相互性——论康德的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分野

康德的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伦理学之间的真正区分 ,既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利益”上的差异 ,因为康德道德哲学也讲利益的问题 ;也不是通常所谓的“动机—结果”上的差异 ,因为功利主义的行为也有动机的问题。二者的真正差异在于方法论方面。康德为了全面贯彻其先验的方法而在道德领域中强调法则的普遍性 ,而功利主义则“社会利益总量的增加”的原则下 ,立足于个体的立场 ,关注个体间的相互性问题。     

善与幸福——从批判哲学的观点看

功利主义把人的一切行为归因于利益,这不但与人性本善的美好愿望相悖,而且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康德提出德性伦理学与之抗衡,却失之于曲高和寡,于是,他提出至善论,企图把功利主义和义务论进行综合。构成至善的善和幸福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东西,二者的契合必须靠上帝来保障。至善并没有因为其中包含幸福而使自己易于被接受,反而因为掺入了经验的因素遭受指责。     

关于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批判性的探讨

批判性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本文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批判性的基点是他的主体本体的价值方法论,个人、劳动(实践)、社会、历史的“四位一体”学说,说明了批判现实社会历史的可能性;而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中的科学实证方法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批判性的具体的实现途径。     

功利主义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解释力

鉴于见义勇为的行为日益隐退,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漠视,因而,亟需一种解释力极强的道德哲学来证明见义勇为之行为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功利主义就是这样一种道德哲学。它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行为的最高指导原则。然而,根据密尔的功利主义,我们没有要求他人对我们仁慈的绝对权利,同时,我们却有不危及他人安全的绝对义务,这就是正义的要求。如果实现了正义,也就不那么需要见义勇为了。因此,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要求把他人需要做出见义勇为行为的次数降到最低,因为功利主义不主张通过自我牺牲来实现利益总和的最大化,而是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协调一致,这需要个人、社会和他人对安全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康德、元伦理学与后果论

当代功利主义者或后果论者从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相容的,而如果我们从规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不相容的,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反驳。但是即使从元伦理学来看,康德主义与直接后果论也是不相容的,而与一种间接后果论,即配得幸福论或应得后果论是相容的。康德不是直接的后果论者,而是直接的义务论者,而直接的义务论与间接的后果论是可以相容的,康德作为直接的义务论者能够同时是间接的应得后果论者。     

马克思道德观基础新论——精神和肉体关系视角下的马克思“道德论”与“反道德论”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英美学者就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问题提出所谓的马克思的“非道德论”甚至“反道德论”。这一肇始于马克思的文本现象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思想与道德无涉。马克思是从精神和肉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理性,并把辩证理性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从马克思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两种思想的批判中可知,我们既不能认为肉体和精神完全一致,也不能将其完全对立,而必须在精神和肉体的对立统一中理解道德。马克思的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而这个道德形而上学又被融合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马克思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批判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的共享思想：逻辑进路与现实关照

马克思关于共享的讨论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开始的。其立论的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新社会，这也是马克思整个理论大厦的逻辑归宿。马克思不是就共享论共享，而是从“现实的人”的发展逻辑出发，从生产力发展和制度的构建出发，从生产关系讨论分配关系，这是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基本逻辑。只有从批判“异化劳动”出发，才能切中资本主义“私享”的要害。马克思的共享思想正是从建构共产主义新社会出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建构出人类社会可能具有的理想样态，解决“谁来享”“享什么”“如何享”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共享发展”理论的建构中，马克思的共享思想担当着为现实生活提供规范的理论指导的责任。     

论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尤其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实现这种"跨越"的原因在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跨越"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跨越"的条件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榜样作用以及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提供的"一切积极成果"。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这一思想指导的结果。     

《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思想转向研究

《新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转折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对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反思，马克思日益发现，原先基于对主体性解读的哲学已经无力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必须从高扬自我意识的人本主义转向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解剖，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这一转向不仅对他自己的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而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因此，准确认知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的哲学转向，是客观梳理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的应有议题。      

践行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的内在逻辑

政治解放基础上的社会解放是无产阶级政治价值实现的内在要求,维护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实践的价值原则、能否有利于化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是政治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实现共产主义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是无产阶级政治的终极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百年艰苦奋斗的历史,是一部践行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的伟大历史。中国共产党顺应无产阶级政治价值的内在要求,彰显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实践的价值原则,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治价值评价标准,蕴涵着无产阶级政治价值的终极追求。     

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论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以斗争为生命要素的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运思中,马克思确证了社会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和“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同时还回应了工业革命和资本逻辑背景之下反对旧的社会关系和联合的革命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致思理路中,他先后聚焦物质利益、异化劳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分别阐发了他的社会革命思想。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它既是革命理念与革命行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与人类解放、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又是历史地回应时代之问的人民革命。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高扬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和精神,在理论上肃清消解、否弃、拒斥革命的误识,在实践中继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从“九世仇”经“立宪”到“革命”：李大钊思想变迁考察

通过李大钊的文章可以了解到,李大钊一生的思想和政治倾向,经历了前反满清、反满清、资本主义立宪、无产阶级革命等几个时期。一位反对暴力和革命的谦谦君子最终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个历程,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     

论马克思承认理论的历史-逻辑谱系

在马克思那里,承认理论不再仅仅是以一种理论构想式的生长逻辑出现,而更多地是以一种历史批判叙事的外观呈现出来。承认叙事在马克思贯彻其解放政治规划的历史逻辑过程中表现为三个发展阶段:首先,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承认的批判,以及经由劳动范畴中介获得相互承认的探讨,青年马克思建构起一种人本主义的承认价值观;其次,马克思通过"自由人联合体"来克服个体与共同体(集体)之间历来的矛盾,以相互承认来中介双方,最终实现两者的统一;最后,通过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指出承认关系的物化根本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产阶级才能进入"自由王国"。由此,马克思着手将承认的方式改变成无产阶级合法斗争的武器,从而完成了由理论叙事向革命实践的历史性升华。     

经典作家东方社会曲折前进的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俄国农村公社以及俄国社会的前进道路将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明确地阐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曲折前进的理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领导苏俄经济建设的实践中,阐述了无产阶级国家经济建设曲折前进的理论。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曲折前进的理论。     

现代社会发展的三维历史图景及其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理论规定,不仅包含着一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信念:现代社会既然负有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的历史使命,它也必将随着这种历史使命的终结而被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而且体现出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态度:只有从社会发展、社会批判与社会革命这三个相互联系的角度,才能科学地认识现代社会是如何"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资本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生成与发展路径,由此把资本主义的伟大文明性与其历史狭隘性区分开来,把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时代的必然性与作为民族社会形态的局限性区分开来,把人类物化历程在商品经济阶段的客观规律与人类制度历程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缺陷区分开来。     

个体自由的式微及追问——兼读阿多诺的《历史与自由》

与马克思寄希望于一现世的乌托邦不同,阿多诺对集体解放的政治革命表示怀疑。在他那里,个体是最真实的,整体或集体反而常常是一种假象,因而他的研究聚焦在自由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上。资产阶级的个人,作为总体性的对立面,并不是完全自由的,积极自由的目标是要达到普遍与特殊的利益的统一;而消极自由在这个辩证的总体性中则是一个瞬间。自由是个社会历史范畴,个体不是自觉的,而是被中介和受控制的,因而追寻个体自由也并不是一任性的主观过程,它是一种面向客观性的态度,是认识社会、走向社会的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美好生活观的文化权益向度论析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美好生活与文化权益之间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联系。美好生活内蕴文化权益实现，文化权益作为身内自然人化的必要手段，是走向美好生活的现实路径。基于经典文本能够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文化知识获得权益、精神文化成果享有权益、精神文化产品创造权益为基本内容，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践踏工人文化权益，进而剥夺工人美好生活的社会现实。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美好生活建设的文化权益逻辑为内在理据，着力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保障人民科学文化知识获得权益、供给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人民精神文化成果享有权益、构建高质量文化产业格局保障人民精神文化产品创造权益，对于当今中国以保障和维护人民文化权益为基本路向推进美好生活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引价值。     

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统一——基于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

美国生态学家福斯特运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科学地论证了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统一性关系,并以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为批判武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了鞭辟入里的生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生态的冲突本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在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与生态辩证法的科学运用中,福斯特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生态革命的同源性与同旨性,即二者同源于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生产方式的批判和超越,同旨于生态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