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是心灵开放的花——论林语堂的幽默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幽默流派,指出了幽默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应该得到科学和合理的评价.     

文学史的"重写"与教科书的"新编"--评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是文学史"重写"与教科书"新编"在世纪之交的一大收获.它全面落实了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构架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史观和系统研究范型;鲜明体现了"现代文学必将被逐步经典化"的历史意识;同时又切于教学实践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史教科书.     

旧体诗与中国现代文学

尽管迄今为止现代文学的文学史没有把旧体诗列为研究对象,但是它的存在、延续和影响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因此,已经开始有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在尝试着要把它列入其内。既然我们能够宽容通俗小说进入现代文学史,那么把旧体诗也写进来,应该是合乎同一逻辑的。     

张资平：在“历史情境”与“历史叙述”中

在现代文学的"历史情境"中,许多研究者都将张资平与郭沫若等并称"创造社"四大金刚",而在文学史叙述中,张氏却始终无法摘去"三角恋爱作家"、"汉奸文人"的帽子.这之间的巨大裂痕,原因主要有三1.权力叙事干扰了文学史家的独立判断;2.道德至上的历史伦理观,影响了文学史家的公正评价;3.文学史研究未能把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学生产、消费系统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还应该有一部全面考察文学接受的文学史.     

虚构准则：历史剧创作无法回避的选择——《汉宫秋》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文本分析

"真实性原则"对文学创作至关重要,而对历史剧创作来说尤为复杂既要以历史真实为依据,又要受到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的制约.打上了时代烙印的历史剧创作,在虚构艺术上有三重约束历史真实、现实意蕴和审美需求.<汉宫秋>对这三重约束作出了选择当历史真实和现实生活构成矛盾时,以"现实意蕴"为其虚构准则;当历史真实和艺术创造的特殊审美规律的需要相抵触时,则偏向于艺术创造的审美需求.     

冯至早期诗歌的象征主义倾向

冯至的诗歌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一提到冯至的诗,许多评论家则从鲁迅的评论即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及他的<十四行集>文本切入去探讨,而对冯至早期诗歌很少作深入的探析.依托冯至的早期诗作<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两个集子对诗人早期诗歌创作的象征主义倾向作以体认,同时涉及鲁迅先生对冯至的影响,并从象征主义作为诗人对世界及人生的一种体悟方式和象征主义的暗示性角度入手,对早期冯诗进行别一层面的解读与把握,并对将冯至"归为象征派极不恰当"的说法提出质疑,对冯至早期诗歌中趋向象征主义的自发性特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予以新的确认.     

试论普鲁斯特的文学创作

法国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以反传统的写作风格和反叛的艺术思想在文学界和文学评论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他的超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一直被视为法国20世纪上半叶甚至是整个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杰作.其随笔体风格和"以乱取胜"的叙述手法打破了常规,是对根深蒂固的规范准则的颠覆和对传统秩序的解构.在为我们带来全新写作风格的同时,普鲁斯特笔下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变态的"他者"--从《沉沦》三部曲中看日本的形象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留学日本近十载,十年的留学生活使他对日本这个民族有了深刻的了解.本文试图中从其<沉沦>三部曲中窥视郁达夫笔下的日本是怎样在文本中发生了"变态"作一尝试.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为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并非鲁迅的<狂人日记>,这丝毫无损于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奠基者的崇高地位.何况,两者之争仅在于定义上的差距,以此争论谁是第一,并无多大意义.     

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写作精神上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著述精神和西方史学研究思想的影响,在叙述方法和艺术标准上以文学本位观念为出发点,他的文学史研究是带有史学精神影响痕迹的对文学发展进行自主叙述的研究.     

从“奋笔直书”到“以文为戏”论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

我国古代的传记长期以来依附于史学而存在,所以古人往往把传等同于史,写作传记只求真实.唐代,一批兼具史才和文才的古文家,以其敏锐的眼光,指出传记写作不仅要求真,更要讲求文采,这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传记挣脱史学的樊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文正是从传记的真实写作观到"以文为戏"的创新写作观,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念.     

"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重构

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抽绎文学史理念 ,然而能够成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的则应似“人的文学”。这是因为它既可透视和发掘现代中国不同样态文学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内涵 ,又可穿越和梳理现代中国文学艰难曲折流变的历史隧道 ,即使那些政治意识色彩浓重的“革命文学”的“人学”意蕴也可以洞察和概括。故“人的文学”观念能够作为科学把握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思维 ,也能作为贯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灵魂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

少数民族文学早已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入史＂。怎样入史？一是要做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扩大其在全国的影响;二是要坚持文学的国家水平标准,准确地反映各民族文学的创作成就;三是要采取融入的方针,从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的高度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四是可以撰写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者是单一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在高校开设少数民族文学专题课。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基于民族自信的平等,处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问题,也应提倡这样的态度。     

论梁宗岱诗学批评“真的追寻”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梁宗岱是有着鲜明个性的诗学批评家：诗人的敏感、重文采,评论家的理性与逻辑的严明,熔铸在梁宗岱的批评文字之中。梁宗岱的批评执着于“真的追寻”。“较真儿”体现出他的批评个性：重视文章中字、词、句甚至文法、结构的批评,强调文章表达要“中肯”与“确当”。梁宗岱的这类批评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尖锐,不留情面;梁宗岱有诗人的气质,在其诗性批评中彰显浪漫与理想情愫,有强烈生命意识及情感张力,追求艺术恒久价值,这恰是我们今天多元文学批评时代所缺乏的。     

真理应该是美丽的

人文科学所要求的不仅是真 ,而且还有善和美 ,因此 ,真理不应当是赤裸裸的 ,应当穿上美丽的外衣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本 ,无一不是道与语言的完美结合。人文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定量化 ,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特定模式的、大家用一个腔调来说的语言 ,因此 ,真理应当是有个性的 ,历史上那些经典的文本 ,无一不体现出创造者独特的概念、表述方式以及迥异于时代世俗的新异创见。真理是在人们“说”的过程中 ,才显露为真理的 ,有“说”才能够推陈出新 ,推陈出新才能诞生真理 ,因此 ,真理应当是谦虚的 ,与人为善的 ,是以尊重他人的自觉理解为前提的 ,而不是蛮横地去夺得别人的理解和强迫别人来接受。总之 ,真理就如同一位妙龄女子 ,美丽、独特、温柔、真诚 ,才会为大众所折服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研讨的回顾与反思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提出之时起就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格局的推陈出新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是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著史方法,更是一种新的著史理念,其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看作一个整体的构想对今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仍有较大的启示意义。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忽略了现代中国时期一些文学形态的存在价值,没能完整反映出现代中国时期文学的发展面貌。     

翻译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翻译文学是近现代中国的一种重要文学形式,它在促进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翻译文学书写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一项学术任务。不过,在书写翻译文学史中,有些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如翻译文学的历史依据何在,艺术属性是什么,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如何确定等。翻译文学史的再写与重写将是一个长期的学术任务,它呼唤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中来。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

20世纪80年代通过＂拨乱反正＂的除弊祛邪,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从极左政治化模式中拯救出来。然而,这种＂去政治化＂在带来正能量的同时,亦产生了值得关注的负效应,这主要体现在：文学史书写淡化或舍弃政治背景,或不写少写文学思想论争,或贬抑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或冷落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或过分抬高与大时代无关或疏离主流政治的作家作品等。为纠正此偏颇,必须辩证地认识现代中国文学与各种政治形态的双层关系,即宏观上窥察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与现代中国多元文学系统形成和演变的因果关系,微观上透析不同政治意识与不同样态审美文本构成的深微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