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犯罪构成

在不纯正不作为犯情形中,只有义务人处于对刑法保护社会关系的排他性保护地位时,其不作为才能侵犯刑法保护社会关系;不作为与作为具有＂等价值性＂是不作为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当刑法保护的关系对行为人的义务形成依赖并且履行义务就能避免危害结果发生时,不作为和作为之间就具有等价值性;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犯罪主体分为法律明文规定的主体、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主体、法律行为引起的主体及先行行为的行为主体;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主观方面要件与其对应的作为犯的主观要件是一致的,不能在此之外增加主观要件。     

试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学界对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已做了很多研究。通说认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一)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二)职务上或者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三)由行为人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四)法律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但对通说中的四种情况应如何界定却不尽相同。不论是作为犯罪还是不作为犯罪,只要是犯罪,就毫无例外的构成了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而就不作为犯罪而言,探讨义务来源对刑事立法及刑法的正确适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论不纯正不作为与作为犯罪的界分

不纯正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犯罪的范围,拓展了犯罪圈,使得对相关危害行为的定性更为合理。在区分作为和不纯正不作为的时候,必须将行为的个数予以明确,不能将几个行为作为一个行为来判断和评价;必须明确行为不同的社会意义,并以此来区分作为和不纯正不作为;要区分作为和不纯正不作为行为必须找到需要法律评价的部分,而不能将法律并不予评价的内容也纳入区分的范围;区分作为和不纯正不作为要围绕法益的保护进行。     

不作为犯罪的特定义务

特定的作为义务是法律要求行为人必须实施一定行为的义务,是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条件,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和基础.本文从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入手,阐述了不作为犯的四类义务来源,同时提出有必要将公序良俗列为特定义务的来源之一.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研究

不作为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在考察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时,我们需要联系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来进行研究。对不作为犯其实行行为的认定应当结合其实行行为性、等价性以及其实行行为"着手"来考察,而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着手"应当联系作为义务予以具体的认定。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可罚性及其限制

不纯正不作为犯以不作为的手段实施了通常由作为犯构成的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存在结构差异,但在作为义务为媒介的基础上又存在价值等同。价值等同是将两者置于同一刑法条文之下处罚的基础,但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要受作为义务层级程度和违反程度的限制。     

论不纯正的不作为及其先前行为

犯罪不仅可由作为构成,也可以由不作为构成。不作为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纯正不作为犯,一种是不纯正不作为犯。前者的处罚依据是刑法各条之规定,而后者并未在刑法各条中有明示规定,对其进行处罚,似乎有背罪刑法定,但通过理论的分析,处罚不纯正的不作为犯并不违背罪刑法定。但因其未明确规定在刑法各条中,故处罚此类行为时,必须慎重,特别是认定其中的先前行为时,更应加以分类,从不同角度寻找处罚的依据。     

论不作为诈骗行为的认定

刑法学界对不作为诈骗多有探讨但尚未形成统一定论。解决不作为诈骗行为的认定,需正确把握对行为人是否履行告知义务、相对人是否陷于认识错误等相关问题。行为人是否承担告知义务源于对行为人是否居于保证人地位的判断;相对人陷于认识错误需借助假设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且有必要厘清不作为行为和引起错误之间因果关系的顺序。不作为诈骗与默示诈骗主要区分在于使相对人陷于认识错误的原因,而不作为诈骗与交易博弈诈骗的区分则主要集中于行为人、相对人对产生错误的认知上。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关系的辨析

在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中 ,先前已构成犯罪的交通肇事行为可以成为其后不作为故意杀人的先行行为 ,但并非行为人肇事后逃逸不履行救助义务就必然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只有行为人的不作为同刑法所规定的“积极的杀人作为”具有等置性时 ,才须承担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责任     

试论行政执法不作为

行政执法不作为是指行政执法主体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且能够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的行政行为。其具有违法性、法定义务的作为性、行为方式的消极性以及单方性四个方面的特点。抽象行政执法不作为和具体行政执法不作为、申请行政之行政执法不作为和职权行政之行政执法不作为是行政执法不作为的两种基本组合分类。认定行政执法不作为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论不真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法定性

在不真正不作为犯中,作为义务来源和作为义务没有被严格区分,导致作为义务来源理论的自相矛盾、作为义务的实质判断标准得不到发展。作为义务的法定不是指法律的规定,而是指刑法的规定。由于刑法无法对所有的作为义务进行规定,作为义务的法定性只能从法律的精神来理解,通过刑法解释来实现,故道德义务可以是作为义务的来源。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检视与路径展望——以行政行为的全面规范化为视角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政府的行政作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规范。但长期以来,行政不作为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与依法治国、执法为民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悖。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不作为呈现出多种新的表现形态。文章从行政权本位、政府机构职能交叉、部门利益驱动、权利救济机制不健全等方面全面检视我国行政不作为的生成机制,并进一步展望了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规制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路径。     

质疑渎职罪主体的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

根据刑法第 9章渎职罪各条文规定 ,渎职罪主体 ,除个别犯罪外 ,都是特殊主体 ,即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是渎职罪的主体 ,不能构成渎职罪。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扩大了渎职罪主体的范围。这违背了刑法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规定     

间接约束因素的缺失与犯罪发生关系的分析

犯罪社会学中的间接约束因素指犯罪暴露度与文化规范。犯罪暴露度的下降与文化发展的失衡是当代中国社会犯罪上涨的重要外因,因此,犯罪控制应当将犯罪暴露度与文化发展纳入其中。     

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探析

按照社会契约与人民主权理论,政府有义务依法履行人民委托的公共权力,因此如若行政机关未能依法履行其职责并导致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则国家需承担赔偿责任。由于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问题较为复杂,此次修订的《国家赔偿法》未能将其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对于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特别是其构成要件等关键课题尚需学界的进一步努力。     

大学生犯罪原因及预防

如何预防和减少大学生犯罪已成为当前研究大学生犯罪的首要任务。大学生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在特定环境下的有机结合,主要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和不良社会环境导致价值观的沦丧、教育体制的负面影响、家庭培养制度的落后、不良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大学生个人因素等等。通过对大学生各种犯罪现象的剖析,对制定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对策和措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论卧底侦查中涉罪行为的出罪事由——基于利益衡量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双层考量

卧底侦查行为并非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侦查行为,其规制涉及到对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在卧底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经常实施大量的具备犯罪构成形式要件的涉罪行为,理论界对这些涉罪行为的出罪理由存在诸多论争,但现有的各种理论只能对涉罪行为的出罪理由进行一种片面的解读。按照先客观后主观的考察路径,以利益衡量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为基础的双层次评价标准,能够为卧底侦查中涉罪行为的罪与非罪划定合理的界限。     

论信息与犯罪生成机制——以犯罪场为视角的分析

以犯罪场为视角,揭示了犯罪行为发生前的犯罪临界性因素激发犯罪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其模式。并从信息的特性着手分析,探讨了潜在犯罪人在犯罪意图下,怎样通过信息与外在要素发生互动联系,怎样推动特定犯罪场实际生成具体的犯罪行为。指出信息对人们的决策及行为时刻产生着影响,信息无疑是犯罪各种临界性因素发生联系的纽带。     

论税务稽查行政不作为与税收流失

根据布坎南的理论,税务稽查部门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基于自己利益得失的考虑,也会采取消极的行政行为或行政不作为,从而导致税收流失.从对税务部门稽查与纳税人偷逃税损益的博弈分析可知,把罚款同税务机关的切身利益挂钩、强制税务干部交纳一定职责保证金或抵押金、用技术手段防止税务征管查而不罚将是治理此类税收流失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