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债务、房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1997—2014年相关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实证研究了公共债务、房产价格、通货膨胀、基尼系数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共债务、房产价格和通货膨胀在短期内与我国GDP增长率存在正向关系,但在长期内公共债务与GDP增长率存在均衡关系,房产价格、通货膨胀在长期内与GDP增长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基尼系数与GDP增长率一直存在反向关系。而公共债务、房产价格、基尼系数、通货膨胀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宏观经济波动,所以政府应当实行合理的公共债务规模,缩小收入差距,将通货膨胀和房产价格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从而促使我国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导语

<正>近年来，“土地财政”收入下降明显，中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受到广泛关注。2023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及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遏制增量、化解存量”。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是重中之重。因此，全面深入地认识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成因和影响进而寻找破局之举，     

人口结构变迁、福利制度错配与主权债务适度规模

老龄化和高公共福利支出是影响希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债务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医疗保障与养老金支出作为刚性财政支出无法形成税收,债务融资成为政府弥补财政缺口的主要手段,同时脱离了经济发展约束的福利制度进一步恶化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基于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理论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公共福利支出的增加将扩大政府债务规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抚养比、养老金替代率等指标对债务规模影响显著。此外,债务负担率高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欧洲国家,人口与福利指标对负债的边际影响更为强烈,这种差异来自于不同阶段的老龄化成本和人口结构变化速度,印证了主权债务规模应适度。     

浅析公共选择理论的财政观

公共选择理论是公共财政理论的重要分支,在当代财政理论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兴起的背景和思想渊源出发,分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人"假设、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和交易政治的观点等,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围与内容,总结了公共选择理论在财政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     

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融资困境、债务风险与对策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投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投资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一方面,我国过去的公共投资领域累积了大量的政府债务,另一方面,未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仍需保持较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而融资困难多、债务风险大是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急需解决的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规范投融资行为、整合资源、分类控制,从而缓解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融资困境、系统控制政府债务风险。     

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内涵的比较与争论

理论界对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是认为公共管理基本等同于公共行政;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明显区别,或认为公共行政包含公共管理,或认为公共管理包含公共行政;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一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     

主权债务重组能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吗？

近年来，部分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经历了主权债务带来的不幸。导致不幸的原因纷繁复杂，其中包括：过度借贷、持久经济衰退、银行危机或政治危机，以及汇率错位。凡是重组主权债务的国家都有责任维护其可持续发展。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一份不定期研究报告显示：1998年-2005年，全球有8个国家（阿根廷、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摩尔多瓦、巴基斯坦、饿罗斯、乌克兰和乌拉圭）重组了其与私人债权人之间的债务。该报告旨在研究造成债务增加的初始条件，探讨债务重组的后果以及债务重组是否能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     

中国公共养老基金的债务风险与运作治理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公共养老基金的债务风险及运作治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目前,国内对我国公共养老基金的债务风险及运作治理存在一定的误解与争论。为此,需要从理论上和我国基本养老金制度的具体安排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讲,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风险,比如宏观经济波动、人口结构变化、金融市场波动、政治操纵等等。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安排和运行状况看,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公共养老基金面临严重的债务风险,而且各省份之间差异很大,其中广东省的偿债能力最强,上海最弱。考虑到公共养老基金运作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我国公共养老基金运作宜将投资主体和治理主体分离,并严控管理成本,才能有效降低债务风险。     

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的比较分析

对应付税款法与纳税影响会计法、债务法与递延法、损益表债务法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异同点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指出从递延法到债务法再到资产负债法是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发展的必然趋势。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应是我国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最优方法的观点。     

苏南小城镇制度性公共物品的可持续供给研究

可持续性是评估公共物品供给效用的重要标准.制度性公共物品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它本身既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对其他公共物品的供给有指导作用.基于苏南小城镇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研究如何通过制度性公共物品的可持续供给推动各类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办高校债务危机的治理研究

化解公办高校债务风险问题迫在眉睫,为此论证了公办高校破产清算的可能性,在识别高校债务偿还主体的基础上,厘清了高校偿债资金的来源,总结了缓解公办高校债务危机的短期方法,并提出治理高校债务危机的长效机制.     

欧洲债务危机的主要成因分析

肇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停息的迹象,甚至还呈蔓延之势。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支出规模持续扩大,导致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最终使得国债规模超过政府的偿还能力,出现明显的违约可能性。同时,国际竞争力不足,导致出口受阻,使得资金问题更加严重。从更深层次看,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过低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及过高的储蓄投资转化率,都是导致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     

国债成本优化

自从1998年我国开始大规模发行国债以来,国内关于国债规模的讨论十分激烈,但人们似乎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国债规模的扩张,有赖于国债成本的降低.国债的发行成本太高,期限结构及持有者分布不合理是我国国债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并主要针对以上三方面提出了降低国债成本的三点主要建议.一是降低筹资成本,二是优化国债的结构,三是要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     

迪拜债务危机:基于主权财富基金与流动性的解析

通过构建风险投资行为与流动性危机模型，对投资机构的风险投资行为及其与流动性危机的关系进行了解析。同时结合“类主权财富基金”的特殊性质，对迪拜债务危机进行了现实透视，可以发现：投资机构的风险投资行为将导致社会风险资产总体规模高于社会有效水平；债务危机是投资机构非理性扩张的必然结果；迪拜“类主权财富基金”的特殊性质是引发其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高校债务危机的成因分析与应对策略

当前,我国许多高校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债务危机,针对这一现象,结合高校的实际,对高校存在的债务危机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揭示高校债务危机存在的原因,并提出有效防范债务危机的应对策略。     

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与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

乡村共同体主要依靠村庄内生力量建构和维持。以公共危机的社会化应对为视角，研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现象，发现自发性缔造的乡村共同体是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的重要形式。该行为遵循“冲击—应对”的发生逻辑：当不可预期的公共卫生事件给村民生命财产带来冲击时，村民在共同利益引导、主流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支撑的基础上自发地缔造乡村共同体。乡村共同体虽然能够有效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侵蚀村庄，但也面临着专业性不足、情感性缺失和可持续性较弱等问题。对此，可以通过加强村民与政府等主体合作、强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践行集体意识、弘扬共同体文化等措施，促进自发性缔造的乡村共同体提质增效，打造公共危机综合治理模式。     

我国财政债务风险实证分析与防范对策

实行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刺激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从各项债务风险指标的本质特征上分析 ,潜在的风险很大 ,必须加强债务管理 ,有效防范财政债务风险。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为时尚早

近期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呼声甚高 ,认为过重的税收严重地抑制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而且 ,随着国债的继续增发 ,财政风险会加大 ,最终会引发财政危机。其实 ,民间投资低迷的根本原因不是税高而是国内有效需求仍然不振。此时“淡出”将会导致恶性通货紧缩与经济危机。税既不能减也不能增 ,可以继续通过增发国债解决资金来源。国债是储蓄的一种延伸形式 ,储蓄非债 ,国债亦非债。积极财政政策目前的真正问题在于财政投资结构太偏重长项大项     

发达市场对新兴市场的金融传染性分析——基于国际危机视角

运用DCC-GARCH模型对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发达股票市场对八个新兴股票市场（智利、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和南非）的金融传染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美国次贷危机,还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发达股票市场均对新兴经济体市场存在明显的传染效应,且这种传染性具有显著的持续性。此外,由于各新兴市场宏观经济基础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危机期间发达股票市场对其传染效应也存在着差异性,发达股票市场对印度尼西亚和台湾的传染效应较弱,而对智利、南非和墨西哥的传染效应则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