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应急应战协作网络结构与演进——以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事件为例

构建一体化应急应战体系是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内容。然而，现阶段中国一体化应急应战组织模式尚不清晰，机构间协调关系有待明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以部际横向协调机制为视角，绘制了一体化应急应战协作网络。在构建“核心度百分比排名—限制度百分比排名”二维框架的基础上，从时间维度分析网络形态、机构角色定位和机构间互动关系的演化情况以及协作网络的演化逻辑。结果表明:中国一体化应急应战协作网络呈现出整体结构不断优化与核心机构功能提升相互促进的演化模式，网络中机构职能的逐步整合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体网络结构的不断优化。同时，中国应急应战协作网络中的核心机构集合呈现出由“多元弱核心”→“稳定强核心”的变迁过程，应急应战体系也由单一危机事件或单一灾种的导向特征转变为统筹协调、多危机事件多灾种耦合的应急应战响应模式。在网络演化逻辑方面，中国应急应战体系呈现出机构改革推动与国家危机管理需求拉动的双向驱动模式。在此基础上，从“管理机制”“力量建设”“资源共享”等三个方面对中国一体化应急应战体系建设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突发暴雨灾害应急协作网络研究——以郑州“7·20”特大暴雨为例

构建突发灾害应急协作网络，明确应急主体职能分工，是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郑州市“7·20”特大暴雨灾害，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整体网络二维分析框架，依据网络规模、网络凝聚力、网络密度、中心度及凝聚子群等指标进行测度，揭示突发暴雨灾害应急协作网络整体结构与主体角色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郑州突发暴雨灾害应急协作网络类型为闭合 紧密型，组织间联系紧密，但领导组织较多，导致应急主体职能交叉，应急效率降低。因此，在突发暴雨灾害应对过程中，应明确领导机构权责划分，加强权力与资源的下放，进一步发挥协作网络在应急管理中的优势。     

我国区域应急合作协议的制度优化——从“依法援助”到“依约协作”

区域应急治理是应对公共危机跨界性的关键之举，而区域应急合作协议是其稳定运行的制度保障。基于“依法援助”与“依法协作”的双重模式，我国区际应急治理应当形成制度合力，开创共享、共治、共赢的新局面。尽管“依法协作”现已成为区域应急治理的潮流，但仍然具有法律定位空白、运行机制设计粗糙、横向补偿机制失位、信息共享存在壁垒等问题。通过根基维度、政治维度、系统维度、组织维度的精准分析，凸显其灵活性、专业性、可持续性等特征，实现区域应急合作协议的法制化、制度化与责任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村民的公共认知及提升路径研究

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决定着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乡村振兴的质量，也是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在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自媒体已经成为主导村民公共认知的主要媒介；信息的复杂性和渠道的多元化使村民缺乏信息识别的能力；应急资源的匮乏和科学知识的欠缺影响村民的公共认知。以村庄社会共同体为主导的公共卫生应急治理方式是当前农村公共应急治理的主要选择。鉴于此，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需要构建以村镇为主体的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不断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的网络舆论引导和镇村一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构建以村社共同体为主导、社会力量有效参与的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     

政府食品监管职能缺失的体制分析及其治理策略——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沿革表现出了"破碎化"的监管职能,这与社会结构转型、制度变迁和政府机构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解释框架,分析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缺失原因,制度化政府内部及部门之间的跨界合作,把社会多元治理力量纳入到协作的制度内,建构政府内部之间、部门之间及社会监管主体之间的协作网络结构,这是对公共行政适应社会改革发展的回应。     

协同治理：日本闲置宅基地活用的经验与启示

农村宅基地和住宅是农民的重要资产和基本保障，盘活闲置宅基地对于保障农民权利、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宅基地闲置问题越来越突出。存在定义不清，缺乏相关法律保障；尚未形成体系化的盘活模式，相关利益主体盘活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而日本空置住房问题存在时间较长，在活用中已经具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形成了行政层级间支援型协作、多元主体合作型参与和内生主体自主型推进各子系统相互协调、合作的协同治理体系。借鉴其做法，对中国盘活闲置宅基地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强行政与市场、社会组织及居民的多元互动，并充分发挥内生主体的自主性治理机能，形成协同式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空置住房活用的改革目标。     

应急与演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卫生治理政策变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呈现出鲜明的应急导向和特征，依据公共卫生应急政策变迁可探究公共卫生治理的改革历程与规律。以1978—2020年中央层面出台的460份公共卫生应急政策为样本，采用政策文献量化方法，从政策时间、政策类型、政策主体、政策问题、政策工具五方面可以对政策变迁的外部属性与内部结构进行系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呈现应急性演化趋势，即政策数量总体增长与阶段波动共存、政策主体权威性与多元化交互、政策主题应急性与连续性共生、政策工具组合性与主导性共在。据此，从政策角度提出优化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改革的对策建议，即协同政策主体，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强化政策工具，提高应急响应效率；优化政策议程，实现智慧应急治理。     

协作性公共管理视角下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创新

地方政府应急管理综合协调能力不足问题、突发事件的本质特征、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力量的快速成长共同决定了我国地方政府加强应急协作创新的紧迫性。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论强调多元治理主体的协作,管理方式上摒弃命令链条式的管制,更多地强调沟通、协商与合作。创建协作性应急管理模式需要从提升协作共识,完善法律法规,健全体制机制等方面着手。     

参与式治理的发生逻辑、功能价值与机制构建

民主化与开放化是当代政治的发展方向，参与式治理从学理上本质地揭示了平等、民主、协作、参与的时代呼唤。纵观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理论发展和实践改革，一直制约在工业时代的思维范式中寻找改良方案的做法不但没有推动政治改革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陷入一个风险社会的牢笼之中，而主张多元主体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新范式--参与式治理，在厘定参与主体生态位、调整治理结构、完备国家治理体系、培育公民社会、促进政治社会化、维系动态平衡、巩固治理成效等方面是具有天然优势的，结合我国的治理实际，构建参与式治理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     

元治理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与元治理在现实校准、政府主导、协商治理、软法治理四个方面具有契合性。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在实践原则上,需要坚持政府主导原则、多元共治原则、公平效率原则;在内在理路上,需要协作共治,杜绝治理主体上的非此即彼的错误二分法;需要愿景同构,共同规划发展战略;需要认识到社会治理的螺旋式发展过程,做好矛盾基础上的方案创新。同时,要清醒认识元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差异性,以提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自觉性。     

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元宇宙赋能城市治理：机理、问题与路径

元宇宙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基础、虚实相融的空间形态、独特的信息存储方式等优势，冲击着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按照“技术赋能—需求驱动—治理重构”的思路，元宇宙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拓展城市治理边界、依托扩展现实技术创新城市治理理念、依托区块链技术丰富城市治理工具、依托数字模拟与推演技术重塑城市治理流程，形成“发现问题—即时反馈—模拟仿真—趋势预测—决策制定”的智能城市治理路径，从而促使元宇宙城市治理具备主体协同化、过程全周期化、机构扁平化等创新特征。然而，在元宇宙赋能城市治理进程中，仍然存在数字安全与隐私难以保障、政府机构利益易受侵蚀、产品内容监管压力增大以及社会不平等加深等方面的隐忧。为此，中国未来城市治理应继续沿着智能、精准与便利的演变思想，在紧急问题应对、生态环境治理、旅游秩序整治、城市空间规划、智慧政府建设等更多应用场景中实现突破，同时从元宇宙技术研发、制度创新、内容监管、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加强元宇宙理念与城市治理的相互契合度，以更好地提升我国城市治理智能化水平与现代化能力。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阻滞因素与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治理视阈下应急管理参与体系的探析

结合治理理论的相关看法,倡导在应急管理中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和公众等多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最后,为我国应在应急管理实践中转变政府职能、明确参与主体权责划分、培育应急管理的社会资本提出了建议。     

应急管理多主体的治理责任:确责、履责、问责

应急管理治理主体在应急管理实践中暴露的矛盾现象,反映了应急管理主体责任体系在确责、履责和问责环节的建设不足。基于治理理论,梳理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应急管理中的基本责任;基于管理机制理论,厘清了四类典型突发事件中各管理主体的主要分工和责任,明确了应急管理履责机制分析框架。通过分析问责制度的问责依据、对象、流程和原则,提出各个环节有待解决的问题。最后针对确责、履责和问责3个环节提出了构建应急管理治理责任体系、完善常态化全流程风险监控、健全纠错容错机制和问责追责机制等建议。     

突发事件下的乡村应急治理研究——以安徽省安庆市A、B两村为例

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隐蔽性与破坏性,妥善处理突发性公共事件对乡村发展与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以安徽安庆市两个自然村的森林火灾、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害等事件为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乡村在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存在危机应对滞后、村干部应急能力不足、乡村群众协调失衡等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应急处理是乡村治理的一块短板。从乡村治理主体、乡村社会及乡村价值观角度对调研村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通过增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强化社会治理保障、培育良好乡风等方式完善乡村应急治理,以提升我国乡村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治理能力。     

全球粮食安全评价体系的深层逻辑分析

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仍十分严峻,作为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粮农治理的重要手段,粮食安全评价体系近年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各类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多边利益群体构成的协作机制均参与其中,对其进行深度剖析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通过对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治理主体制定的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体系进行研究发现,标准制定、数据搜集和处理以及排名和分类等要素构成了粮食安全评价体系的深层逻辑,并反映出现阶段的全球治理仍然由西方主导。中国在长期政策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形成了多种粮食安全评价体系,但这些评价体系重点关注粮食的生产和供给,对粮食问题产生的结果关注较少,并且学术界制定的评价体系在国际上缺乏影响力。总体而言,粮食安全评价的效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亟待确立,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和经验应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受到更多重视。     

跨区域突发公共事件中横向府际协同之法制探析

跨区域突发公共事件是当代公共危机的新型样态,健全横向府际协同法制是今后治理跨区域突发公共事件的基本路径。当前,我国在治理跨区域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存在着应急理念相对薄弱、应急主体相对分散、应急资源相对碎片等问题。其中,根源在于我国横向府际协同应急法制供给的不充分,并主要表现为府际协同组织机制不健全、府际应急协议效力阻滞、府际资源共享机制不畅以及府际利益补偿机制不成熟等几个方面。基于此,我国必须围绕《突发事件应对法》切实加强府际协同应急的法制供给,在立法中赋予地方政府对跨区域应急事务以协同权力,明晰府际协调机构的运行规则;加强缔约过程中的诚实信用与平等协商建设,赋予府际应急协议以法定约束力;完善府际间应急资源的共享模式,建立跨区域的资源协同配置以及应急信息分享机制;尊重府际援助主体的自主性,通过职务协助成本机制以及跨区域应急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来保障府际应急援助的主动性和公平性。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发挥了“协同增效”的特殊作用。社会组织在应急状态下如何进行危机学习以快速实现新的环境适应,如何与政府部门及专业机构合作,以协同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机制,这些都是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以危机学习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了B市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X社工中心“服务型”和Q基金会“资源型”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发现,多元主体领导机制及时调整是社会组织适应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件的前提,坚持需求导向、资源的精准对接是协同防控的关键,信息化危机学习与角色定位可有效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当前,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政府职能部门的响应速度不够快、相关长效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应急管理中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基于此,在制度建设方面,需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响应机制以提高公共危机中政社协同的应对能力;职能发挥方面,应利用好社会组织的人才专业优势,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联动的应急管理协同治理格局。     

对网络社会治理创新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网络社会治理创新是一种以自我为诉求对象的渐进反思式改革运动,是内含理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四维创新的复合工程,它呈现出开放性、包容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等复杂性特征.网络社会治理创新目标分为近景战术目标和远景战略目标,其近景战术目标是致力于构建中国式的网络社会治理模式,远景战略目标则是建立稳定、有序、和谐的网络社会治理秩序.网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动主体包括公共机构、商业实体、网络媒介和网民主体四类,他们相互组合,形成网络社会治理创新行动主体的优化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