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政府视角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基于积极政府的理论视角,从行动边界、行动特征、与其他治理主体关系、行动目标四个方面对公共部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展开探讨;从力量吸纳度和行动主动性两个维度出发,将政府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划分为“积极政府”“灭火式政府”“消极政府”和“无力型政府”。通过分析集中整治侵占农村集体资产的案例发现,相关政府行为具有典型的积极政府特征。积极政府是对政府边界问题的良好回应。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预判治理风险、吸纳治理资源、精细治理策略是其有效实践路径,三者均是积极的政府行为,互为支撑,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治理的良性循环;实践中,要坚持源头治理、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借助信息化手段,逐步迈向高效能治理。     

言说与行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治理主体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由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共同协作编制而成的合作治理网络。在此网络中,各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最大限度发挥功能优势,实现社会治理结构优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言说—行动”分析框架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治理主体通过协商民主与合作行动共享治理话语权和行动权力,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基于社会治理理论下群众性体育赛事治理的问题与出路

群众性体育赛事治理关乎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群众性体育赛事治理,必须要坚持社会治理理论,梳理赛事治理面临的困境,以社会治理创新为视角,充分激发多元主体治理活力,明确界定不同主体职责权限,满足不同治理主体的诉求,构建共建共享的赛事治理格局.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网络治理的体系、困境和中国化分析

随着全球化下政府治理范式的转换,公众要求政府回应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多元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要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条件下,如何提供"更好、更快、更廉价"的服务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服务价值的新要求。当代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一大特点就是将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等众多的公共行动主体引入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具体的做法就是重构"国家—公民—社会"的关系,展开网络治理。然而网络治理也存在着许多显著的缺陷,加强对网络治理困境的反思和超越,无疑成为理论和实践日益突出的课题,运用规范性理论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以期探索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主体、类型与效果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是指来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行动主体,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管理、控制或约束企业的环境影响行为,以实现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道德责任。通过对治理系统中各行动主体的分析,将治理分为七种基本类型,其中三种分别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实施的单方治理,四种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两者结合或三者结合所形成的共同治理。根据政府治理的强制性程度、企业治理的行动主体、社会治理的行为目标,又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一些子类型。某一特定的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有可能影响到其他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进而影响到治理效果;各种治理类型之间可以有意组合,形成治理合力;政府可以通过“元治理”对各种治理类型进行统筹安排,以发挥更好的治理效果。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专家系统驱动的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基于F市创建禁毒示范城市的转译社会学解释

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在“稳中求进”的政治考虑下,结合技术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以实现特定的目标。借鉴拉图尔转译社会学理论,对F市“创城”过程中专家系统的转译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转译行动的实施赋予了专家系统行动者的身份,由此编织起的行动者网络能够实现治理资源的流动并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从而形成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作为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范式的“创城”是在转译行动建构下的内部转型与外部适配的过程。此种寓技术治理于运动式治理的范式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受到了专家系统的行动建构,将技术与政治进行了结构性整合,以使其匹配现阶段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现实的合理性与治理的有效性是采取这一模式的根本原因。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理论建构与经验反思

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重要议题,反思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与社会治理中的理论基础、行动逻辑和经验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灾害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为背景,认为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进而构建了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路径和治理内容五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分析框架,作为社会工作参与灾后社会治理的理论分析视角;继而从介入前提、组织载体、参与主体、实施路径和成效评估五个方面呈现了社会工作介入灾后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经验实践.最后,对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相关方面进行了反思,社会工作本土化、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仍然任重道远.     

虚拟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作用、影响及应对

信息时代下的人类社会,已经嬗变为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并存的二重化社会结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将虚拟社会作为其发展壮大的组织载体,在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提高政府网络危机化解的有效性、增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覆盖的全面性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它也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形成了影响与冲击,成为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应当从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进行思考,通过管理制度的创新与供给、正确处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加强虚拟社交领域的管理、营造高质量的网络文化生态环境等途径加以应对,最终促使非政府组织真正在虚拟社会中体现出它的社会效益。     

网络虚拟社会的协同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规制网络失范,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是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当前社会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一环。网络虚拟社会与“言论自由”与生俱来,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实质上就是保护和平衡言论自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管理的思维惯性和国家威权主义的作用,网络虚拟社会各方主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单边主义思维特征和行为模式,已经成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的障碍。针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多主体性、非中心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必须抵制单边主义的思维倾向,引入协同治理思维和理论,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协同治理体制。     

网络社会中的价值理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网络社会中的价值理想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价值理想的决定因素有:网络社会的存在规律、科学技术的发展逻辑、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等。其主要内容有:虚拟世界中的自我认同性、虚拟实践中的交互主体性、虚拟发展中的个体超越性、虚拟社会中的公平正义性等。其主要影响表现在对国家、社会及公民自身等方面。     

网络空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创新发展研究

互联网时代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构筑了网络空间。作为最具当代意义的社会公共空间，网络空间孕育产生了全新的人类虚拟生存方式和虚拟社会的社会存在形式，网络空间及空间转向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充满诱惑和生机的新兴领域。网络空间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提供了新的实践环境，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面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多重压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网络空间延展困境、大学生思想行为失范等诸多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互联网发展要求，强化网络空间问题意识导向，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从网络空间这一个全新的层面去寻求解决方法，提出更具解释力、影响力和说服力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构图。立足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和主体性思想，基于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创新发展体现在系统重构与协同共建、信息生产与供需平衡、秩序调控与活力创造、动态开放与价值对话四个方面，从而分别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理念、方法、路径和机制创新。其中，理念创新是根本，方法创新是关键，路径创新是基础，机制创新是保障。     

科学发展观理念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与时俱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这一目标不仅进一步深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新党的治国理政思想,而且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升到全新的战略高度,有机地将党的执政理念、治国理念和治理社会的理念结合起来,并作为完整的体系进行建设,无疑是党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上的又一次重大创新。     

网络拟态空间的意识形态治理路径

大数据、云时代的到来,将人们从现实空间延伸到拟态空间,拟态空间是一种对人们“观念世界”和“意识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象征化、拟似化的虚拟空间,网络拟态空间具有“难控性”与“可控性”的二重性.网络拟态空间的治理应该从统筹布局、完善机制、内容建设、议程设置、环境建设等方面保障主体参与治理的原动力、调动网民参与治理的源动力、增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力,最终形成网络拟态空间意识形态的治理合力,达到“善治”的目标.     

国外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研究述评及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已引起各级政府高度关注,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采用文献回顾和比较等研究方法,以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内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为研究对象,详细评述了国外现有研究对什么是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理解,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治理的实践,并以此为我国提供启示与借鉴,即:我国公共服务改革须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关键是要处理好多元主体间的责任关系,通过使用商议和信任等机制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诉求,实现公共价值。     

虚拟社会治理危机及化解策略——基于道德重建视阈

近年来,虚拟社会快速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各种负面、消极问题也随之而来,致使虚拟社会治理面临危机。本文基于道德层面分析了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即技术发展与道德塑造的割裂,当前虚拟社会多元道德标准的交织和冲撞,以及传统社会良性道德的失落,并以此提出化解策略：确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建立健全虚拟社会道德建设的外化机制和内化机制。     

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及其治理

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孕育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它在塑造了社会的网络结构的同时,也悄然实现了从“纯粹的虚拟”到“虚拟与真实兼备”的完美蜕变.网络世界的“虚拟与真实”属性决定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对虚拟世界的治理,而是特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与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对互联网所链接的虚拟世界及其派生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合作共治.网络世界治理在实践中要达至既有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遵循合作治理、更加注重伦理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实现社会的有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准则.基于此,政府在网络世界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亟须变“控制”为“引导”,充分重视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