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夷夏关系新说

1933年,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一文,提出夏商周三代在政治地理上表现为夷夏东西对立两个系统的观点,在学术界有着长期而广泛的影响。但细考史实,夏代无论是夷与夏的冲突与对立,还是东夷对夏王朝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同和臣服,都是一个统一贵族国家内部发生的事。因此,夏朝的夷夏关系单用东西对立是不能完全概括的,所谓夏朝统治包括夷人区域也只有从夏朝国家结构层面来理解,才能真正认清历史的本相。     

试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经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认为夏商时期的东方地区(今山东、苏北、皖北等地)大体属夷人之域,例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就代表了这种见解。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将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同夷人文化相联系的研究也逐步提上日程。现有考古材料表明《夷夏东西说》所谓夏商时期河济淮流域“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夷夏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目前在考古     

夏为东夷说

在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中,有一个几乎成了定论的“夷夏东西说”①。按照这一说法,夏、夷是两个不同的种族集团,在地域上是夏西夷东,在文化上是夏高夷低,华夏民族及其文化就主干上来说有一个自西向东的发展过程。 夷夏东西说在近代兴起的背景,是在中原西部地区开始发现仰韶文化,并一般认为仰韶文化即是夏文化之后。解放后,我国考古学上新的发现和研究不仅基本上搞清楚了     

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夏商周三代的内外服官制度,形成了诸夏与四夷不同的臣服和纳贡关系,并由此产生了民族观念和夷夏有别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民族观以性相近论为基础,以仁爱为指导,以是否符合礼义来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主张用夏变夷,修文德来远人。之后的儒家坚持先儒大一统思想,反对夷夏大防,主张兼容并包、民族融合,并通过理论实践和学术讨论,对儒家的民族观作出了重大的发展。     

唐后期政治博弈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与地方势力展开了一系列政治博弈,对唐帝国的族群认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肃宗以降,朝廷围绕文化而设计的博弈战略冲击了唐前期"夷夏一家"的族群认同理念,进一步造成"夷夏之防"意识的强化,并促使族群认同产生质变。"会昌灭佛"实际上是政治博弈的产物,它标志着唐代夷夏一家族群理念的结束。唐后期政治博弈对帝国族群认同的影响既深且远,由此产生的夷夏之防意识也不时困扰中国士人,直到近百年来才逐渐缓解。     

“东不过江黄”:晚商周初王朝东界及其政治地理格局

《汉书·贾捐之传》所言武丁、成王时"地东不过江、黄",是探讨晚商周初王朝东界的重要史料。江、黄当地处以海岱地区为主体的王朝"东域",而非淮水流域。江可能位于沂水附近,黄应该在淄水上游、今淄博淄川区一带。东部边界所区分的文化族属,无疑是中原商周文化与东夷文化,而江、黄的民族属性及活动地域,基本符合考古文化所反映的夷夏分布。作为东部边界的江、黄,与淮浦之江、黄,似皆从泰山南麓、汶水中游一带辗转迁徙而来。商周民族东拓,打乱了土著部族原有的政治地理格局。在这一族群分衍、迁徙过程中,沂水及其支流承担了重要的交通功能,实现泰沂地区与淮水流域的沟通。边界作为历史与地理结合的特殊地带,不同族群往来与迁徙十分活跃,使其人文地理结构具有较强的立体性与动态性。     

“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中政治势力博弈模式分析

"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中的政治势力可分为体制维持派和体制改革派、反体制稳健派和反体制激进派.它们以其不同力量对比,形成三种博弈模式:以西班牙"主动变革、安抚和磋商型"为代表的博弈,适合情况为政府力量强大且体制改革派处于优势地位;以菲律宾"政变与暴力型"为代表的博弈,适合情况为体制维持派反对任何变革,反对势力强大且反体制稳健派占优势;以韩国"对峙与妥协型"为代表的博弈,适合情况为政府和反政府间以及内部各派之间势力均衡.此外,军队的职业化和专门化以及政党体系的制度化是实现民主化转型的充分条件.     

中华认同与后秦盛衰

后秦统治集团在立国之前已经完成了"变夷从夏"的转变。姚兴遵行华夏政治传统并将后秦推至鼎盛,正是以南安姚氏、滠头集团乃至关陇河西各族集体的中华认同为观念基础。后秦官僚君主制与滠头集团的政治传统具有冲突性。姚兴采用扶植"才兼文武"皇子的方式来巩固皇权,但动摇了储君制度的政治基础。用以维护南安姚氏第一家族地位的宗室出镇制度,也因姚泓的弱势而孕育出分离势力。后秦的灭亡根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君主制与门阀统治之间的矛盾,并非缘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问题。     

权力话语与政治诗学——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为中心的讨论

《周公之琴舞》组诗表达了周公对成王的训诫及成王身为"需(孺)子"对周公训诫的信任两方面内容,要达成的政治目的,一是周公摄政的地位得到尊重,西周政权得以巩固;二是成王作为天子的身份不容挑战。周公制郊祀,立明堂而产生"天子行孝,四夷和平"的政治效应,其历史业绩突出表现为"孝治",这可为理解周公所作《多士儆毖》中对于"孝"的强调提供一个思路。"琴舞"中成王所作"元纳启"部分,称"文非易帀",而传世文献《诗经·周颂·敬之》相近部分则作"命不易哉",联系先秦与汉代文献中所称的质家亲亲而兄终弟及,文家尊尊而重世子,质文相复的历史观,则"文非易帀"实际上暗含着成王对于自己作为武王嫡长子继位的合法性的申明。《周公之琴舞》充分发挥了歌诗所特有的巫术功能,并借助"琴舞"的独特功效,强化了上述政治理念。嫡长子继承制由此确立,并成为"百王不易之制"。     

夷夏观视域下“服事”思想之流变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随着华夏族群的逐渐形成而不断强化,夷夏两大族群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夷夏之辨"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文化领先的华夏族群试图改变中原区域夷夏杂居的地理格局,重构一种理想化的夷夏秩序,"服事"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理想的派生成果。"服事"理论强调文化和职责差异,欲重构夷夏分布格局,有强烈的服务现实倾向。但这一理论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所突破,夷夏之间的战争摧毁了理想化的"服事"格局。春秋以后,"服事"理论逐渐丧失其现实意义,转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探索。     

夷夏之辨与近代中国的顽固派：－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二

儒家的夷夏之辨,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肯定的是以夏变夷,它在历史上起到了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积极作用.到了近代,夷的对象与内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倭仁、徐桐、刘鸿锡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顽固派,他们在经济上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在政治上是反对社会变革的保守者.他们承袭了儒家道德至上的价值观,持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抱着以夷变夏宗旨不变,以阻止近代中国变革的进一步发展.     

论江淮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格局与政治势力变迁

在整个西周时代,江淮分水岭以北的地区都属于宗周文化的分布范围,江淮东部偏北部分属于淮夷文化区。西周早中期,江淮南部和江淮东部偏南部分以宗周文化因素为主,而后者又具有较多的夷人文化因素,这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邗国相关。西周晚期,整个江淮南部和江淮东部偏南部分的文化面貌趋同,这可能与江南吴文化势力的扩张有关。江淮西部长江流域区在西周早期属于当地文化的延续,西周中晚期则属于南淮夷文化区。     

莱夷与莱国

莱夷与莱国逄振镐莱国是莱夷建立的古国，在齐国东部，与齐国接壤。莱国是仅次于齐、鲁、莒的山东四大古国之一。然而，由于有周以来“尊夏卑夷”思想偏见的影响，古文献关于莱夷、莱国的记载很少，致使莱的历史文化出现许多空白和不解之谜。故此，学术界对莱的一些问题，...     

清华简《皇门》篇主旨新读

清华简《皇门》篇一般被认为是描述了周公归政成王时期的"政治遗嘱",但在认真释读的基础上,通过对关键字词的理解,主旨应是刚建立的周朝面对管蔡之乱,周公告诫群臣应与王庭保持一致,保持舆情畅通、共同面对危局的政治心声。这件事发生当不是在所谓归政的周公七年,而是在周公摄政二年前后,通过对《皇门》篇的重新释读,可以发现周公从摄政称王到最终归政是有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的,由此也可窥见周初的政治情态、周公为周王朝长治久安而施行的特殊政治战略。     

夏代对东方地区的经营与夷夏民族整合

由于频繁的人群流动,夏代的东部地区很早就形成夷、夏杂居的局面。太康至少康时期和夷人的斗争、杼征东海、桀伐岷山等一系列军事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地区和山东半岛两大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加速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渗透、混融及山东半岛的开发和两大区域文明的一体化进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夷夏之间建立的朝聘会盟制度和早期贡赋制度,同时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对于加强和调整夏代夷夏之间的民族关系,逐步确立初级的等级从属关系,构建和平相处的和谐族群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唐代文学中西北边疆的“塞”及其夷夏之辨

地理是中国古代区分夷夏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自先秦以来人们习惯以特定的地理区域来认识夷夏。唐代依然延续了先秦的传统,一方面以文化为核心来区分夷夏,另一方面不断变化的地理疆界也成了唐人感知夷夏文化重要的标准。在唐代的诗歌中,一些重要的"塞"成了时人感知夷夏文化的典型意象。西北边疆的一些地理文化之"塞"也常常成了文学书写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唐代文学家对西北之"塞"的地理文化感知,欲探讨唐人观念世界中的"塞"以及夷夏之辨。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评介

《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王京龙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是200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研究的理论专著。它以中华文明起源的夷夏东西说为理论基础，从对战国诸子思想体系的透视中凸显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内涵，     

周公摄政合法性证明——兼论商周制度因袭现象

周公摄政而未称王,该事件非个人偶然行为,乃历史必然选择。摄政的合法性来自殷商的传统。商代巫师地位崇高,周公倾心全力仿效商朝的历代先贤,并且其权威性直接承接自文王的传授。周公摄政直接导致了管蔡叛乱的发生,根本原因是违背了周人的固有传统,周公摄政与管蔡叛乱反映了商周传统的冲突。认清这段表象纠结而内涵重构的历史,能够促进理解商周变革与因损关系。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