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常态:中共农村根据地场域中的民俗节日——评介《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

民俗节日作为底层民众活动、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共在战时致力于开辟农村根据地的同时,试图将其纳入社会动员、输送政治意志的孔道,必然与之接触并发生历史因应。两者之间的互动必然存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革命动员"与"民众响应"等多重张力。围绕最近出版的《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一书中提出的若干论题,在勾勒传统节日在革命背景下的种种变化之同时,又进一步思考这一底层民众文化的顽强特质如何反过来型塑、调整革命态势。本书在填补学术空白确有可取之处,但受困于主客观因素,在史料应用、篇幅论述以及"新革命史"范式落实等层面依旧留有改善空间。     

身分的焦虑、尴尬与超越——兼谈转型期"底层写作"问题

"底层"这个概念一般是指农民以及农民工、工人以及下岗工人和城市平民."底层写作"的意义不在题材方面而在社会转型期贫富分化底层群体的生存问题,在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公平、正义的关系问题.90年代以降的底层写作,开始正视并尊重农民对自己乡下人身分的焦虑不安及改变身分的渴望,正视并尊重农民工与城市平民生存的艰难与自足自得的生存感觉,正视并尊重国企改革中工人对所谓"工人代表"身分的拒绝与对改革进程中公平、正义的要求.底层人民对自己权益的日益自觉的争取,与过去那种"为工农服务向工农兵学习"的伪工农兵姿态划清了界限,标志着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平民以及知识分子作为觉醒了的"个人"(公民)自救自立自强时代的开始.     

作为“他者”的上海——横光利一小说《上海》中的上海形象

20世纪20年代,日本文坛流行关于中国的游记作品,横光利一却用小说形式想象中国,他在小说《上海》中塑造了他所代表的日本人对上海的想象。在他的作品中,上海形象体现为脏乱与混杂、底层的民众、革命与革命者等。上海这些形象的形成与横光利一这位观察者的身份、观察角度、观察心态等密切相关。作为"他者"的上海,实际上折射出了日本在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现象。     

失衡的人性: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继承中外人学的思想潮流,深入意识底层写"破坏"中的男性形象.通过描写精神空虚的失势遗老,浮华于乱世中的纨绔子弟,颓败灰暗的夹缝人物以及极度压抑心理崩溃的一批典型男性形象,集中体现出该时代男性在大破坏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社会价值的普遍缺失,导致人性中动物性欲求的极度张扬,社会属性的隐退扭曲,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性失衡.     

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 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转型期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动态,对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了艺术上的回应.通过"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来考察"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底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以及两栖于城乡之际的生活际遇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底层作品通过爱情叙事这一策略来缓解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民国时期的土匪与革命关系的研究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获得的。"[1]土匪这一现象对中国历史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影响至今也未见泯灭,土匪是中国政治生活在底层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病态反映。本文选择土匪与革命的关系的研究,也本着"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有所影响。"[2]社会改革是社会革命的继续,本文希望通过对土匪与革命关系的研究,为当前社会问题的调节与控制提供历史借鉴的作用。     

马克思“社会革命的时代”表述的理论具体化

从唯物史观视角考察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革命的时代”，分析了马克思这一表述所关涉领域的广泛性，认为“社会革命的时代”是“全面革命”的时代，它不仅使政治结构、而且使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重大的变化。从马克思的表述可以看出，彻底的“社会解放”是整个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致力于达成的目标。工人阶级必须为之建立新的政府形式，并由此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现革命性变革。     

从“边缘”到“末路”——论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命运

贾樟柯作为备受关注的中国"第六代"导演,他的影片始终关注处于底层社会的边缘人物,并以一种写实的特征展现了这些卑微的生命在现代化的召唤下追求梦想与时代潮流的过程.以及最终失败的悲剧命运,表达了他对边缘人物的悲悯情怀与独特的人文追求.     

“想象的底层”？——“代言人”立场的选择

底层文学创作的主体——知识分子、作家主动选择＂代言人＂的写作立场,以底层书写的方式呈现底层状态、凸显底层问题、探寻底层困境的解决方向,这既是当前底层写作群体的一种现实要求,也是知识分子、作家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时代要求。     

苏维埃:所指的变革与能指的深描

苏维埃既是革命年代的阶级话语,也是改革年代的阶层话语。作为前者,它指向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所建立的一种根据地政权。作为后者,它指向了当前居住在城市底层的散工。苏维埃的旧词新意现象要求从概念史的角度梳理作为阶级话语、阶层话语的苏维埃,还原其"气"与"势"的现实本相,透析苏维埃现象背后社会群体的行动与态度。包容性增长与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共产党宣言》时代观的革命意识和实践逻辑

历史阶段不等于时代。在马克思看来,具有重大历史主题、典型社会矛盾的历史阶段才能被称为时代。时代不仅是人作为主体力量的发挥过程,也是对对象作为客体力量的利用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重大革命过程。无产阶级从普遍激动的时代,即具有无限革命热情的时代,跨入阶级对立简单化的资本主义时代,才获得政治解放的物质条件。只有进入“革命的社会主义”时代才能开启人的真正解放的大幕。只有认识哲学革命是时代社会革命的先导,才能把握用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思想路线的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统一的时代,需要从《共产党宣言》时代观中,汲取革命意识,把握时代脉搏,倾听时代声音,坚持实践逻辑,回应时代之需和回答时代之问。     

厘清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认识的几个误区

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深入分析了社会革命的产生根源,明确了社会革命主体和领导力量,为全人类的最终解放指出了一条现实道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是随着时代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在不断丰富社会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却遭受到了种种诘难。为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有力回击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责难,就必须厘清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议会斗争策略和暴力革命道路、一国胜利理论和多国同时胜利理论、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     

论京派文学的边缘写作及其文学史地位

20世纪30年代的大陆文坛，被很多论者冠以“革命”的特征，五四扁蒙的澎湃浪潮在革命的时代自觉地转变成为革命的话语：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以书写底层群众、追求文学艺术美的京派是特别的一道风景。尽管京派在随后的历史浪潮中逐渐隐退，但笔者认为，他们所秉持的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理念是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一脉相承的延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从压力控制到社会支持:仇恨犯罪的治理转型

在当前仇恨犯罪频发、犯罪风险高涨及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往源自"压力维稳"的"压力控制"政策愈发不适应犯罪治理的新形势。借助底层视角分析仇恨犯罪,底层抗拒构成了仇恨犯罪频发的深层社会原因;化解底层抗拒的社会支持政策应获得高度重视,从压力控制到社会支持构成了仇恨犯罪治理的新趋势。     

精准扶贫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

继续推进新时代的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的必要实践;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既是新时代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构成了新时代社会革命的载体.在精准扶贫实践中,通过干群关系革命、区域与群体发展差距革命、贫困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化革命,以及去纯粹经济理性的发展行动革命,贫困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更是深入贯彻了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原则,为新时代的社会革命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发现底层——1990年以来中国阶层研究的进路与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社会阶层结构被打破重组,以农民、农民工、城市失业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底层社会逐渐形成,但它并未自始进入社会学阶层研究的视野。随着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底层抗争行为日益突出,孙立平等人于1990年代末提出"社会断裂"理论,这标志着底层社会正式进入阶层研究者的视域;然而,几乎所有学者都将底层社会视为上层(精英)社会形成的必然结果,止于道德化的判断和呼吁,并且迅即告别底层转向城市(中产)阶层研究。针对学界阶层研究的理论贫瘠和经验困惑,一些学者做出了重返底层的努力,他们重提"阶级范式"、面向底层社会经验,试图从中提炼出本土化的阶层概念和分析框架,以解读和回应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中的问题。?更多还原     

后革命时代的青春期小史——论青年亚文化与＂第六代＂电影的青春叙事

"第六代"导演热衷于青春叙事,致力于营造一个青年亚文化的电影语境,以后革命时代的青春小叙事取代了革命时代的青春大叙事.青春在"第六代"电影中呈现为一种静穆的狂欢状态,一方面是去革命中心后的个体不无虚无感的自我放纵,以及陷身于物恋迷狂所形成的超现实主义幻觉;另一方面却又带有社会主义时代遗留下来乌托邦梦想,并将这种神圣的情感投注于一个可供参照并追随的象征符号--"精神之父"的存在.     

身体·性·政治——对小说《少男》基于文化政治的解析

在革命经典文本中,对于身体及其欲望的基本处理路径就是政治化,用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叙事进行规约和编码;而在"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叙事已因语境的延异而陷入绝境,发生了认识论断裂,表征为各种微观的文化政治。近年来,"底层书写"对身体、政治和性进行解辖域化并生成为微观政治。通过对《少男》文本能指的认知论断裂分析,比较这两种同具左翼色彩的文本对身体、政治及性之关系的异质性编码路向深描,尝试挖掘文本欲望叙事的生命政治踪迹。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丁玲对现代女性解放的探寻与反思

作为后"五四"时期强势崛起的女作家,丁玲实现了对"五四"女作家的超越.她将自己定位于"现代女性"身心解放的探寻者,在中国社会革命的不同时期,赋予女性解放以不同的时代内涵,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特色相当鲜明的女性作家.综观丁玲的女性题材创作,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完整的女性身心解放探索轨迹:现代的女性需"独立"→独立的女性应"革命"→革命的女性要"自强".在丁玲看来,现代女性的身心解放与社会时代的变化发展紧密相关,其出路需要不断调整并走向深入,不仅从个体精神意识上,还应从文化体制上寻得彻底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无疑是中国现代女性命运探索之第一人.然而,丁玲笔下的女性毕竟是社会时代气候下的女性,裹挟在中国社会转型、阶级革命、政治斗争的洪流中.身为女作家而要参加革命、要介入政治,使得丁玲不得不同时进入文学和政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圈子.这两者的冲突与融合虽然使丁玲的作品有了新的思考点,但其艺术个性却受到了损害.丁玲努力尝试调和其女性自我意识与社会政治身份的矛盾,但事实上却难以缝合两者之间的裂缝,建国后丁玲的创作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