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性事件看转型期社会心态

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传统中,群体性事件属于集体行为研究的范畴。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社会转型,在取得了巨大经济社会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与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相关联的社会心态现象。从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由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心态失衡状况;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了阶层分化基础上的社会冲突意识和泄愤情绪等消极社会心态;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社会信任特别是民众与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严重缺失的状态。简要的动力学分析表明,心态失衡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储备了基本的社会心理能量;社会冲突意识强化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边界激活作用;社会信任的缺失削弱了群体性事件的控制和处置效力。     

基于价值累加理论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发生及治理

社会转型背景下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探讨如何处置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结合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实际,分析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并相应提出治理路径,以期促进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也为其他冲突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群体性事件社会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群体性事件正是现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综合反映。文章试从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社会功能、社会治理等方面对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理性思考。     

重大拆迁事件生成的社会逻辑及其治理——基于河南重大拆迁事件的考察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工作日益增加,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暴力拆迁""违法强拆"等事件频频发生,成为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系统分析重大拆迁事件,可得知其具有个体冲突和群体性冲突并存、征收补偿问题仍是矛盾焦点、拆迁手段的多样化和抗拆手段的极端化、新媒体的介入加速事件的传播扩散等共性特征,同时也暴露出政府行为失范、司法救济不力、补偿机制不健全、公民话语权丧失、媒体监督作用有限等社会问题。妥善化解拆迁纠纷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需要政府、社会公众、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共同达成多方利益的协调平衡。     

从利益冲突透析群体性事件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以及经济资源和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群体之间矛盾激化、冲突频发。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利益均衡打破,利益表达受阻,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制度化参与空间受挤压。由此造成的非制度化参与的利益表达行为不断衍生,群体性事件时而发生。要消解利益冲突,搭建一个平等的利益博弈平台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的路径选择。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后果及治理策略探究

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在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究：主要有社会转型期矛盾与利益冲突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不稳等因素;辩证地解析群体性事件造成的风险后果：既有社会失序与损伤、社会恐慌等消极的风险后果,也有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瓦解等积极的作用;提出个体、组织、国家与政府、媒体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治理策略.以期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规避与防治做出些许贡献.     

正确认识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正功能——以科塞社会冲突理论为视角

社会冲突无处不在,尤其是当今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各种矛盾冲突凸现.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农村群体性事件就是社会冲突在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解释和认识冲突方面,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从一个理性的视角,在充分肯定冲突消极影响的前提下,更加强调了冲突的正功能.这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启示.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形象的塑造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上升,正在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施政和治理能力。为此,要将群体性事件纳入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战略,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拓宽群体性事件处置的主体力量,要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和程序建设,要掌握科学的舆论引导策略,在妥善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打造现代政府新形象。     

政府权力悖论下的群体性事件审视

作为政府主导和驱动的现代化转型国家,政府权力悖论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群体性事件高度契合的解释范式。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悖论的存在和强化,催生“增长主义倾向”的政府,诱使公共权力异化,造成政策冲突,加剧了社会利益失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政治信任的流失,将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和激化。因此,政府权力悖论的消解是群体性事件的善治之本。为此,要转换社会改革主体角色,变政府主导型为公众参与型改革模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阻滞政府权力悖论的产生;构建完善的公民社会,形成对政府公共权力的制衡;同时,引入外部制度竞争,形成化解政府权力悖论的压力机制;特别是,必须建构制度生态,形成政府权力悖论消解的长效机制。     

论政社关系视域下的治理现代化——基于4类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以增加政府合法性和增强社会活力。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四类群体性事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强政府与弱社会的关系格局只是宏观的概况,微观上则呈现为具有自主性、自利性和独立性的强势基层政府与弱势的社会,正是因为基层政府的强势,而引发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政社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应从治理行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调解层次以及考核评估等五方面着手。     

群体性事件经济成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综合反映。文章通过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经济意识、直接原因、深层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对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成因提出了一些理性思考。     

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研究——以行政法视野下的农民参与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农村环境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由于官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农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畅、官民沟通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提出转变政府现行的"压制型"行政模式成"回应型"行政模式,吸收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中势在必行。     

论群体性事件的应急管理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日趋激烈,如何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引发人民内部矛盾的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要坚持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原则,防止矛盾激化,因事施策,分类处置。政府只有建立必要的应急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才能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社会冲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及其结果的博弈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参与各方的非合作博弈过程,当诉求方的利益在博弈开始阶段即能得到满足,则群体性冲突不会爆发。当诉求方利益无法满足,则将采用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来争取利益。诉求方群体利益的获得程度取决于该群体的特征,是经济利益至上型、利益综合型还是示威型,这和政府(承压方)的特征是稳定偏好型、麻木不仁型、还是正常型相关。简言之,诉求方群体将根据政府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群体性事件的刑法因应

群体性事件的范畴在理论上尚无定论，对于群体性事件应当根据行为实施的逻辑顺序加以界定。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对于群体性事件，刑法必须作出抉择，但不能一律用刑法加以处置。应当在明确群体性事件刑法适用原则的基础上，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为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提供可选择的应对策略，保障社会稳定，推动法治化建设。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和结构失衡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或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所导致的基层党政权威的弱化及民间权威的膨胀,农民的法制观念淡薄且易于产生从众行为等,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重视农民的合法权益,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农民制度参与的有效供给,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重塑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是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论群体性事件的应急管理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日趋激烈，如何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引发人民内部矛盾的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要坚持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原则，防止矛盾激化，因事施策，分类处置。政府只有建立必要的应急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才能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

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在刑法规制的效用限度上,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     

网络群体性事件内在逻辑的ERI模型分析

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特殊的利益诉求行为越来越受关注.“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型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从付出和回报的不对称视角探讨社会压力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理.基于此模型可以推导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与参与者追求社会公平有关.参与者在现实世界中付出与回报的失衡状态引发的不公平感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驱力.本研究从政府管理和网络传播两个方面完善了“付出-回报失衡”模型,并提出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为公共管理部门处理此类事件提供了整合思路.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预防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凸显,突发性群体事件频繁发生,并且规模不断扩大,行为过激、对抗加剧,危害愈来愈大,这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对于群体性事件,无论怎样妥善地处理,都不及事前和谐稳定地消解更符合社会转型期的发展需求。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政府学会对社会管理的科学性与预见性,学会能够在日常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中化解冲突,维护稳定。因此,深刻认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性质特征,探明与厘清其成因,建构合理有效的预防体系,防患于未然,才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