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福履校刊《豫章丛书》缘起内容及版本特点

一引言现在一般的读者,大都知道胡思敬所校刊的《豫章丛书》,而不知道陶福履所校刊的《豫章丛书》,即使在杨家骆所编印的《丛书大辞典》中也只著录了胡氏的子目,并在后面附带说了一句:“各丛书书目所录之《豫章丛书》,皆陶氏所刊之二十二种本。”由此可知,他认为胡氏的《豫章丛书》,是可以包括陶氏的,甚至把二者误为一书,著录胡氏的子目,是比以前各种丛书书目的子目要多,因此,便将陶氏的子目删去而不录了。殊不知陶氏和     

赵尊岳词学目录学述论

赵尊岳是现代词学大家,其杰出的词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词学目录学上.他的词学目录学著作主要有三种:<词集提要><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词集提要>在著录上仿<四库提要>之例,而较<四库提要>为详.在版本上赵尊岳多注明版本流传及版本的形态,品评时也多能发明词集之精义及指陈其利弊,著录中多附录原书之序跋、体例,同时对于词集的卷数分布也一一注明.<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阐述了他辑刻<明词汇刊>的动因、明词在词史上应占之地位、明词衰疲之因以及丛书体例.<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则反映了赵尊岳对明代个体词人的看法,其著录多能道出明词之精义,也可推翻明无词之说.     

《四部备要》述略——兼谈与《四部丛刊》异同

继《四部丛刊》之后,1936年中华书局辑印了《四部备要》,共收书三百五十余种,计一万一千三百余卷。这部书和《四部丛刊》有许多相同之处,又有其独具的特点。一、实用举要体例更加完备《校印四部备要缘起》中说:“吾国学术,统于四部,然四库著录之书浩如烟海,坊肆流传之籍梦如乱丝。承学之士别择维艰;善本价昂,购置匪易”于是“择人应读,永通行善本,汇而集之”,名曰《四部备要》。显然这部丛书和《丛刊》一样都是举要性丛书,注重实用。在编排体例上,都沿袭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分类法,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别收编各书。不过,《备要》比《丛刊》的实用性更强,分类排列更为严谨,提纲挈领,取便研求,是一部模仿《四库全书荟要》体例而编的举要常备性丛     

《四库全书总目》目录学思想与方法

本文提出《四库全书总目》虽未以目录学系统理论形态出现，但其所蕴含的目录学思想之丰涧，表现方法之多样，不逊于目录学理论专著《校仇通义》。文章从书目编制的三个重要环节：文献采录、提要撰写和类目设置上对此作了论述。最后指出：《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中国第一部集书目实践及其理论思想之大成的模式，于今仍有借鉴价值。     

司马光集版本渊源考

有关司马光集版本,以前似未有人涉及。本文追溯考证了司马光集的最早刊本,刊刻时间、刊地及刊本概貌,认为光集基本有《文集》与《传家集》两大系统,论文解决了以往版本目录学中未解决的一些光集版本问题:《文集》补刊重印的时间、地点、主持人;《传家集》由何人主持刊行,与现存《传家集》的关系。于两大系统以外的其他有关的最早刊本与宋代公私书目之疑难著录,也进行了考证与存疑说明。     

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中国目录学史》

1992年6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乔好勤先生积10年之功力撰成的专著《中国目录学史》。该书不仅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还引起了港台出版发行界有关人士的重视。乔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社会效应?我们不妨从其理论和方法上的成就与特色方面来寻找答案。通读全书,发现乔著的第一个特色是创造性的见解和真知灼见颇多。该书善于在指出前人失误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譬如,过去人们常根据《隋志》的一些评述,如“世相祖述,无所变革”等,就断定魏晋南北朝目录学“发展缓慢”,处于低谷。乔著不为成见所囿,大胆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目类型,书目体例、书目分类都有所创新和变革,目录学思想也极其活跃,它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又如,有人因《众经别录》残卷尚存而将其称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最古佛经目录。乔著认为今存我国最古的佛经目录应为《出三藏记集》,因为《众经别录》流传至今的残卷只是其很少一部分。再如,有人批评姚名达的《目录学》一书“以粗浅图书馆编目原理,而名之曰目录学,实离题太远”,但乔著认为姚著敢于“破除传统门户之见,融古今中外于一体,扩大了目录学的知识领域和内容,既不爱古薄今,又不割断历史,代表了30年代中国目录学在继承     

卢肇《文标集》版本源流考论——以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元年新镌本为切入点

今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元年(1796)新镌本为目前所能见到的卢肇《文标集》的最早刻本。文章在梳理历代书目对《文标集》著录情况的基础上,以新镌本为切入点,探讨其与二卷本、精写本之关系,并考察二卷本、袁注本、合刻本之传承,从而厘清《文标集》版本源流。新镌本从刊刻年代,到篇目的辑录数量与文本勘校,最为接近《文标集》原貌,在版本上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书目著录中的互著法和别裁法

中国古代书目著录有互著和别裁两种方法。明代高儒编制的《百川书志》是最早发明别裁法的书目 ,也是最早采用互著成法的书目 ;祁承火业和章学诚关于互著别裁法阐释的宗旨有所不同 ,一为便于检阅文献 ,一为辨考学术源流 ;互著别裁法是中国文化的整体观特质所孕育 ,是中国目录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结果 ;作为文献著录的有力的辅助方法 ,互著别裁法具有备著述之源流和供检阅之方便等价值     

论《国史经籍志》

焦《国史经籍志》是中国目录学史上有影响的一部书目，历来论者评价不一，褒贬悬殊较大。文章分析了《国史经籍志》的编撰背景和过程，认为其类例和著录在继承借鉴《通志艺文略》的基础上，也有较多的变通和创新：类例上，两者体系有别，子目增删调整较多；著录上，两者著录内容和图书归类多有不同。《国史经籍志》类例详悉，反映了古今著述源流和学术变迁，颇便查检。该目继承了古代书目类分图书方法的优良传统，并较好地处理了同类书的排序问题，它多彩的注释方法和丰富的注释内容，具有一定特色。《国史经籍志》之失在于著录草率、体例丛杂和类目繁琐     

叙录书中的杰作——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

章学诚在其名著《校雠通义》中,归纳出目录学有两大功用,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故此,优秀的目录学著作被历代认为是治学之门径,刘氏父子《别录》、《七略》,为我国目录学开山之作,龚自珍曾谓:“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六经正名》)又晚清张之洞所著《书目答问》亦为著名的目录书,范希曾称:“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故目录之学,沾溉后人,厥功至伟。喻剑庚君主编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以下简称《题记》),为江西先贤陶福履、胡思敬二氏所刻《豫章丛书》,凡129种书…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小考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是著录了先秦至唐代存在书目的目录学著作,当今虽并行但有着很多差别。本文小考二志,以期求同存异。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著录史籍不足之原因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是清乾隆时期随编纂大型丛书《四库全书》而产生的一部综合书目,在分类上它沿袭传统的四部法而更加完美,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目分类的最高水平。但是《总目》的分类仍然存在着许多明显的不足,本文主要分析《总目》史部著录史籍不足之原因。     

从清代书目的著录看《通雅》

《通雅》一书的刊刻历经波折,最终由姚文燮完成。姚刻本在清代影响甚大。清代主要书目对《通雅》一书都进行了著录。从清代书目的著录来看在书名、卷数方面大体一致,在归类中则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代以来有些书目在著录时将姚文燮与浮山此藏轩并著,这种著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当予纠正。     

殷仲春《医藏书目》的目录文献学价值初探

明代《医藏书目》是现存最早的医学专科目录,在分类体系上采用佛经名词分类,具有佛学特色,基本包括中医知识体系,分类系统合理。书目保存珍贵的古代医学史料,考订古医籍源流,体现佛学医药观与医学思想,反映明以前的医学书籍概况,具有很高的目录学成就与医学文献价值。     

“四部”与“四库”

“四部”之称,创始于魏晋人苟勗的《中经簿》,把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类)。至东晋人李充的《四部书目》,则定甲、乙、丙、丁四部的标目为经、史、子、集。此后,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便成为书籍分类法(四分法)的惯称和中国古籍的通称,相沿至今。《四部丛刊》(商务书馆版)和《四部备要》(中华书局版)均是以“四部”命名、辑印的中国古籍的大型丛书。 “四库”之称,初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记唐玄宗时将经、史、子、集四部之书籍分“四库”(经库、史库、子库、集库)聚藏于两都(长安、洛阳)。“四库”实指宫廷收     

《书目答问》简介

清末以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成为颇为流行的一本工具书。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及近代学术思想的推荐性的综合书目,即使是在今天,也仍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书目答问》共列举了二千二百多种童生们应读书籍的书目。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另加丛书目一类,每类下再分子目。类目名称大致与《四库全书总目》相似,但较简     

《招捕总录》版本考辨

元代《经世大典》“政典”之下有“招捕”，为《招捕总录》全文，清代阮元《宛委别藏》所收之本始有此名，《经世大典》亡佚后“招捕”赖《元文类》得以保存。《招捕总录》流传至今仍以古本存世，版本众多，其单刊本当是从《经世大典》或《元文类》抄录而来。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十翼后录》七卷本叙录

《十翼后录》是黄以周经学研究的代表著作。综合诸家公私藏书、书目著录与有关著述之记载,《十翼后录》主要有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七卷本、唐文治所见八十卷本、国家图书馆藏二十四卷本等三种版本。清华藏本作为母本,具有重要的版本和学术价值,对其版本详细叙录,势必极大地推进学界对《十翼后录》的研究。     

中华古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意义

在这金秋送爽的美好季节，我们聚集在长春，就“中华古籍的世界传播”这一重要课题展开深入讨论，其意义是深远的。众所周知，早在唐代，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带走了大量汉文典籍，这在《旧唐书·东夷·日本传》中多有记载。从《日本国见在书目》（《古逸丛书》本）等日本古代目录学专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近代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收录日本60多家藏书，其中善本654种。岛田翰的《古文旧籍考》考察了日本所藏中、日、韩刊刻的汉籍版本源流，分别考证了旧抄本、宋椠本、旧刊本、元明清及韩刊本，厘为四卷。     

从目录学名著看宋代目录学的成就--宋代目录学研究之三

以尊为"至善"的官修提要目录<崇文总目>、现存最早的私家提要目录<郡斋读书志>、第一部著录版本的目录<遂初堂书目>、"考证之所必资"的私家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为考察对象,总结其图书分类、著录内容、著录方式的特点,突显其目录学贡献,推演其作为目录学名著成为后世"撰述之式"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