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颂扬与抵抗之间——论老舍、丁玲抗战时期的"节烈"叙事

鼓吹节烈与批判节烈两种原本相互对立的话语在抗战时期重新激活、交错出现,并共同以民族救亡为旨,这一看似合理而又矛盾的现象值得深思.老舍信仰"国家至上",创作了颂扬女性殉国的节烈剧本,丁玲则承接"五四"的批判精神,在小说中表达了鲜明的反节烈立场.两位作家都遭遇了现代性的困惑,老舍的救亡热情难以协调节烈书写,丁玲的启蒙理想也难以抵御道德偏见.在颂扬与抵抗之间,映射出传统节烈观的现代变奏以及启蒙与救亡话语在现代中国复杂的发展变化态势.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     

启蒙现代性之尴尬——与《五四遗事》有关的遗事

张爱玲的小说《五四遗事》写了两对五四青年追求高雅的爱情而最终落入世俗的故事。《五四遗事》是关于启蒙现代性的命运的叙事。启蒙现代性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酿造了“启蒙”和“救亡”的国家意志,而且还构想出一种“伟大爱情”的神话,作为元叙事来教化和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作为宿命论者的张爱玲,清楚地意识到了启蒙现代性的尴尬;她既拒绝审美救世主义者用诗意来超越日常生活,也无法像鲁迅那样以社会革命论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     

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探寻--以京派作家沈从文、废名的小说创作为个案

京派作家的审美现代性首先表现于文学观念上,他们均把美作为文学的中心.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侧重于对现代文明乃至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废名则执着于审美乌托邦的建构.京派作家对审美现代性的自觉追求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五四散文的审美现代性救赎

审美现代性作为启蒙现代性的衍生物和对立面而存在。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上,启蒙现代性长期处于一种显性位置,而审美现代性则往往被遮蔽。五四散文以其个性体验的自我诉求、艺术表达的激情美感和散文文体的形式自由某种程度地张扬了甚至是弥补了五四新文学思想启蒙的现代性追求。     

废名乡土小说隐含的反现代性主题及其叙事策略

在“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趋势和潮流的影响下,现代中国出现了肯定现代性与反对现代性的两种文化思潮和文学叙事。废名的乡土抒情小说即属于后者。他的作品不写乡村及乡村所隐喻的传统中国的衰败、凋零和落后,而极写乡村礼俗社会从自然到人事的美善、和谐、淳朴与情趣,充满所谓“牧歌情调”,与20年代乡土写实小说构成明显不同。这所谓牧歌情调的乡土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抨击现代性,但实际上隐含并构成了一种反现代性文学主题和叙事,是反现代性文学主题和叙事的独特表达。     

柔石小说创作中的主体认同与启蒙向度

在柔石的小说创作中,文本展示的写实画面和所表达的政治理想之间存在着一个丰富复杂的思想"引力场"。普罗意识和人文情怀这两种内涵相异的现代启蒙向度构成了其中富有张力的两极。作为创作主体的身份疏离与认同使文本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分殊与缠绕的态势。这一特征不仅在他的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题材中得到鲜明体现,而且也透过文本所呈现的写实精神与浪漫基质获得生动传达。     

中国小说观的文化坐标系

中国小说观存在着功利主义和超功利或反功利主义二元对立的格局。它们不仅是中国小说观念的双重变奏 ,还构成中国小说观念坐标体系的两根轴 ,使各种小说观都能纳进这个坐标系中进行定位。偏于前者的有小说救国论、载道论、启蒙论及其改造国民性等 ,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宣传作用 ;偏于后者的有娱乐消闲说、消遣说、游戏说等 ,重视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作用。     

论古代“中和论”美育观与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

建立在"天人合一"文化理念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观并不是单纯审美、艺术教育,它在根本上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当前美育现代性建设虽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了低迷的状况,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忽略了传统文化资源,割断了与传统美育观的联系所致。中国现代美育是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而发生的,是"现代性"社会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了构建更加和谐、完善的现代美育,中国美育的现代性建设必须从传统美育中汲取有益成分,促进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的持久发展。     

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冲突和调适--梁启超文论再评析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既可以体现为审美(文学)现代性,也可以体现为启蒙现代性.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梁启超的思想与文论,启蒙现代性是其主导精神,但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冲突和调适也贯穿其始终.这使他既不同于恪守艺术自律性的王国维,又不像一些研究者所误解的那样,只是强调文学的政治工具作用,而无视审美与艺术特性.这种复杂性,正是作为中国现代性生成期代表人物的梁启超的个性所在.     

论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抗关系,它们是同一启蒙方案内部逻辑演化的产物,前者孕藏于后者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之中,后者的三次历史浪潮为前者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哲学依据.中国理论界对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论周作人的现代性及其审美与启蒙的对立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非像有些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对西方文学现代性的被动反应和摹仿,而是既有西方文学现代性影响的因子,又有其特殊的本土文化底蕴。这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在周作人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并成为其审美矛盾性的来源———他既追求、模仿西方的现代性,同时又涵纳着深厚的本土情结;既对传统文化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又从传统中寻找现代性的理论资源,从而导致了他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上的冲突,最后完全走向一条反启蒙的审美现代性之路。     

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的现代性书写

中国科幻小说作为一个域外引进的文类,已走过了百年历程。独特的时代语境及现代性诉求,使科幻小说的创作一开始便带上了启蒙与救亡色彩,现代性的复杂性、未完成性及审美现代性的缺乏,直接影响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和发展。     

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品格

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品格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通过反对文学政治工具化和商业利益化来积极主张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二是,通过对文学艺术审美形式的强调,进一步阐释和守护文学艺术的自律性,三是,对审美独立和审美形式的强调最终落实到人类生命的审美品格上,换言之,就是将审美问题与人生问题结合,通过审美的途径获得人生的救赎。区别于西方语境中审美现代性的独立与救赎的内涵,沈从文的独特性在于,把作为文学本质规律的审美,作为学科自治的现代文学,作为社会实践的美育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审美理想的时代特征、民族精神和现实指向,构成了中国式审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现代传统。     

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梁启超美学

救亡、启蒙是中国现代美学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表征。梁启超美学不是在学院派话语系统中进行着美学言说,但其社会人生思想却同中国美学的近代化进程形成内在的暗合与呼应,代表着中国美学现代性话语的社会化表述。     

实践美学与现代性问题

按照精神实质,现代性可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哲学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思和批判。从现代性视角来看,实践美学是古典美学,其古典性表现在理性、主体性、人类中心论、科学方法论、审美超越的缺乏、乐观主义历史进步观、古典自由观、现实主义文艺观等方面。由于其思想资源来自西方古典美学,实践美学无法回应审美现代性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及预示之难题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不是学界确认的一个,而是二个：一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艺术审美自由起点;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为社会政治现代性服务的起点。由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开端缺乏原创性,存在被迫、被动性与摹仿性,因此,自开端就预示着会产生三大难题,这就是：中国文论现代性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是一种没有以“通”为前提的“变”,以及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现代性生态平衡环境。解决这些难题的根本途径,一是让中国文论现代性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培育整个中国现代性的生态平衡环境,以确保中国文论现代性为“中国”的;二是充分吸收西方文论现代性的先进成果和经验,以保证中国文论现代性为“现代”的。     

颓废——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新视点

现代性研究的困境在于变笼统概论为专题分梳。五四以降的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首先视晚明文学为五四新文学的源头,继而以资本主义萌芽等话语为轴线,新时期以来则从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和美学思想方面着手,新世纪以降则从消费文化等方面考察晚明文学的现代性。梳理此研究历史和现状,借以审视其研究困境,力图从颓废面向来重视晚明文学的现代性,寻绎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     

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的反思困境

启蒙辩证法作为对现代性的总体性反思,仍然没有超出现代性的发生场域——商品拜物教。主体性形而上学与传统异化逻辑的二元对立正是启蒙辩证法的精神实质,也是现代性的异化逻辑的表现。启蒙辩证法未必具备自身标榜的总体认知能力,也未必具备对现代性的总体性批判潜力。它仍然没有摆脱现代性的初始矛盾——抽象和具体的矛盾,单纯理性的反思最终必然导向理论的乌托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