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巢"村农民主体复位的理性思考

＂空巢＂村由于中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农民主体缺位,并严重影响新农村的建设进程。提高农民主体意识,统筹农村人力资源,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正确处理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地位的关系,优化农村软环境是农民主体复位的基本对策。     

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构建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为一定范围内的＂农民集体＂,但由于目前我国立法上的缺陷,出现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的问题。因此需要按照法人治理模式,构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赋予＂农民集体＂的法人资格,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本来面目。     

中国共产党农民主体性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农民主体性建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创新.回顾百年建设历程可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农民主体性建设的政治保障和基本动力,且"政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促使农民主体性觉醒;"以农养工"的农业政策致使农民主体性逐渐缺位;以"改革"为主题的"三农"政策推动农民主体性逐渐提升;"乡村振兴战略"赓续推进农民主体性发展.农民主体性建设虽出现些许曲折,但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且积累了宝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为指导,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增权于农民"为重点,激活农民主体意识;以"赋能于农民"为关键,强化农民主体能力;以"补齐农村民生短板"为保障,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些基本经验,深入推进农民主体性建设.     

教育现代化问题浅析

一、教育现代化主体的培养教育现代化面临着许多难题。首先是教师主体。由于在长期的理性管理模式之下 ,一切都是在统一的计划之中进行 ,教师很少有自主的机会 ,对于教育知识的积累 ,教育思想的形成 ,教育问题的主动设计、主动操作情况是不多的。教师主体虽然“人”不缺位 ,但是意识缺位、思想缺位、知识缺位、操作能力缺位的情况 ,却是严重存在的。其次是学生主体。学生多年是在一种单一地学、机械地记、简单地练的习惯中 ,扭曲地成长的。长期的奴役式的教育使他们也认同接纳了这种模式。所以 ,在今天推行现代化教育的过程中 ,学生主体缺位…     

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略,乡村价值的再造与农民主体性重构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价值保障了乡村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而农民则是乡村价值的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改变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关系,弱化了乡村运行动力,引致乡村价值流失,农民“缺场”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多重主体性缺位。因此,应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再造乡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奠定经济基础、文化根基、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冲突中的社会公正:农地冲突中农民经济诉求的表达

农村土地冲突的实质是农民经济利益被侵蚀后寻求经济诉求表达的外在表现形式,制度利益的缺失、公权力的强势、规则的缺位等原因致使农民经济诉求无法得到及时、规范、有效、和谐地表达,农民发展利益受损,与社会公正严重背离。建立健全农民利益代表机制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变革农户主体制度,实现农民经济诉求的法治化表达,是农民利益特别是土地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和发展,促进社会公正的最终实现。     

对我国民法典中应否设定第三类民事主体的思考

民法典中应否设立第三类民事主体,立法和理论研究中都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主要观点:一是设立第三类民事主体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弥补一些特殊主体因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其人格地位而形成的主体缺位漏洞,使法律关系难以调整的问题得到解决;二是应纠正现有民法主体理论中存在对权利能力认识的错误,消除“主体间权利能力不平等”的理论悖论;三是应通过立法解决因设立第三类民事主体而引起的矛盾。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及启示

农民是我国国民的主体,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农民教育问题在中国具有特殊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民教育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针对农民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关于中国农民教育的具体措施和理论原则,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农民教育理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农民教育思想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农民进行教育必须以实际物质利益为基础;以农民为本,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护农民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差异与共生：农民市场主体地位与政治主体地位之关联性

市场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东西,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看,农民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农民政治主体地位的支撑,农民市场主体地位的发展也有助于农民政治主体地位的发展,农民的主体地位必须是市场主体地位与政治主体地位的统一。     

论和谐社会秩序建构中发展权视野下农民政治权利保护

和谐秩序建构中农民政治权利保障是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的必要条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实现农村社会稳定的稳压器,是全面发展的保障。现实中,农民存在权利表达渠道过窄、参政机会较少和村民自治运行中形式化倾向严重等现象。究其原因,不仅有国家立法阙失、农民维权组织的缺位;更是社会歧视的广泛存在,农民政治权利主体意识阙如的结果。赋予农民国民待遇、畅通利益表达渠道、优化村民自治,强化民主程序等必将成为保障农民政治权利的必然选择。     

强化农村女性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意识

女性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力量,必须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他们在农业生产、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方面的主体意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我们必须从提高农村女性自我认识入手,促进主体意识的内在觉醒;加大教育的全面投入,提高她们的综合素质,增强自主和创造能力;同时还要加强政府制度保障,为巩固和体现农村女性主体地位营造外部环境。     

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家庭承包经营30年及走向

根据产权经济学原理，提出产权—资本循环与增值均衡机制，认为农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产权—资本循环与增值均衡的过程。家庭承包经营30年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即源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赋予了农民完整的农村土地资本经营权，从制度上保证了产权—资本循环与增值均衡机制的实现。通过对人民公社与家庭承包在不同土地产权状态下经济增长的实证比较，进一步验证产权—资本循环与增值均衡机制。依据上述均衡机制要求，分析当前家庭承包经营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提出完善农民土地资本权制度的走向：确认农民集体土地属于集体内部农民共有，保证农民土地资本收益内部化和按照资本替代要求确定建设征地补偿。     

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价值定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事关中国发展全局和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的情况下提出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性措施,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其价值定位表现在:它是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统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统一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     

农户分化、乡土依赖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

基于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分化、乡土依赖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宅基地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所在村的心理依赖水平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其退出意愿产生影响的更多是农户对乡土的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     

为什么农民无法从“公司+农户”中受益

为了探究以“公司+农户”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蓬勃发展与农民增收乏力之间的矛盾,文章以江西省部分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的调查资料为基础,从家庭经营规模、利益联结机制和龙头企业实力三个方面分析了导致目前农民无法受益的原因:以妇女和老人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村“空心化”现状使得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偏小;农民和公司的主体地位不对称,农民难以参与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分配,农户和公司之间是松散型利益联结机制;农业龙头企业普遍是小企业,生存的压力已经令其自顾不暇,即使有心也无力让为数众多的农户参与到有限利润的分配中来.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经济载体,其反脆弱性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联结农民个体、聚拢闲散资源方面,农民合作社是重要抓手:一方面,通过把单个的农民集合起来,增加农民群体共同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群体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抗逆力;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发挥实体平台作用,将农村较为优良的资源聚集起来,发挥资源整合效应,提高农村优质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文章剖析农民合作社社员在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反脆弱性,探讨农民合作社在整合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资源方面的反脆弱性发展,进而论述在农村反贫困战略中,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为其参与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其反脆弱性发展为农村贫困治理增加了可及性,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日趋提高。     

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

“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其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农业和农村问题才能顺利解决。我国的长期实践证明,不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农业问题解决了也还是要反复。现阶段我国急需解决的农民问题有四:一是农民人数太多,占总人口的比例太大;二是农民太穷,农民太苦;三是农民太弱;四是农民日益边缘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在就应该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要改革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因素,建设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民数量逐步减少,农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最终把农民问题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