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经》名学的现代解读－从语词符号的角度

《墨经》的“名”并不是传统所理解的“概念” ,而是一种用以标记、指称客观事物的语词符号。在《墨经》中 ,后期墨家深刻揭示了“名”的符号性质及其功能 ,提出了名的分类理论 ,具体讨论了名与实的关系以及名与名之间的关系 ,深入阐发了使用名称的原则和方法。因此 ,《墨经》的名学实质上是一种关于语词符号的符号学理论。     

《公孙龙子·名实论》的现代解读

以现代符号学理论为分析工具 ,对《名实论》作出了新的诠释与分析。认为公孙龙的“名”即事物的名称。他提出的“正名”原则 ,正确地揭示语词符号 (名 )与指称对象之间的确定性 ,而其所论名实关系 ,已不限于语义学方面 ,而且涉及到了语用学问题     

名学与符号学

名学是我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正名”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独特理论。名即事物的名称符号,名实关系是名称符号与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名学就其实质来说,乃是一种语词符号理论。它的主要论题包括名的本质、作用,名的分类,名的规范化兼名的构成,用名的原则,名与名之间的关系等。以汉语言文字系统为背景的名学,在符号类型、指称关系等方面,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色     

从符号学观点看孔子“正名”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名"是一种表达概念和观念、用以指称事物的语词符号,孔子"正名"的本义是规范名称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确定关系.因此,从现代语言符号学的观点来看,孔子首倡"正名",不仅是对先秦"名实散乱"的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而且对中国古代名学的建立具有奠基开创之功.     

为公孙龙正名——《白马论》新探

认为《白马论》之中心论题“白马非马”的本意 ,既非“白马不是马”,亦非“白马不等于马”,而是“‘白马’不是‘马’”,它是一个表征名与名之间关系的符号学命题。在《白马论》中 ,公孙龙通过肯定名与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 ,揭举了作为词项符号的名的确定性以及名与名之间的相对独立性 ,并严格区分了名的提及与使用。因此 ,从《白马论》的思想意蕴来看 ,它实际上是一篇探讨名与名之间关系的符号学专论     

意义的指称论发展评述

意义的指称论的研究以语词特别是名称的意义(涵义与指称)研究为中心,最早从穆勒开始,经历了"弗雷格-罗素"的专名理论、维特根斯坦和塞尔的簇摹状词理论,以及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历史因果指称理论等阶段。这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两大基本流派:专名的摹状理论和专名的因果指称理论。二者对"专名有无涵义"这个问题分别做了肯定与否定的回答。基于此,拟在这两大流派思想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建设性的整合途径的思想。     

解析弗雷格涵义与指称理论中的认知因素

通常认为弗雷格提出的涵义与指称的二分说突破了密尔指称论中的意义即语词所指对象的局限性。实际上,作为逻辑哲学家,语义分析只是他的手段。涵义与指称的区分与弗雷格独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密切相关。通过《论涵义与指称》一文可以解析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认知对象具有抽象性和客观性;意义建构过程中人具有主体地位;语词和语句的涵义均具有主体间性;涵义是联结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的认识论通道;认识的途径和目标具有不可分割性。     

从罗素到斯特劳森——简论指称理论的发展

指称理论历来受到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重视,对帮助我们理解许多语言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斯特劳森批判、继承和发展了罗素的指称理论,尤其是关于限定摹状词指称的观点.斯氏区别了意义与指称以及语词本身与语词的使用,认为无论摹状词还是逻辑专名都应该在语境中赋予指称的确定性.     

孔子正名论的逻辑思想

正名的思想,在中国逻辑史上发生得最早。《尚书》所谓“取类正名”,《吕刑》所谓“正名百物”,还只是一般地讲到了名实关系。管子生活的年代虽早于孔子,《管子》的《枢言》等篇中,虽也有着“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故先王贵名”等有关“正名治国”的思想,但今存《管子》一书实为后人所假讬,未足尽信;而且它也只是一般地讲到了正名的意义,也还只是一般的“正名实”之说。比较可靠而又比较系统地对正     

从符号学角度看《墨经》名学

《墨经》名学探讨了名之界说、名实关系、名的分类、正名原则以及名之谬误,其中包含深刻的指称论、语义、语用和语境等符号学思想。从现代符号学观点重新审视这些思想,有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试析弗雷格和罗素关于指称理论的观点

弗雷格《论意义和指称》一文讨论了专名、单句和从句的意义与指称,提出客体、语言、思想和真值之间的关系,建构了讨论语言意义问题的基本框架。罗素认可弗雷格的专名理论贡献, 但认为专名理论无法解释空指称。因此他区别了专名和摹状词,并讨论了其意义和真值。     

从符号学角度看《墨经》名学

《墨经》名学探讨了名之界说、名实关系、名的分类、正名原则以及名之谬误，其中包含深刻的指称论、语义、语用和语境等符号学思想。从现代符号学观点重新审视这些思想，有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化翻译

对于如何翻译语言符号中的文化信息这一问题,从符号学角度进行了例证分析。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体系本质上的差异,翻译过程中语言符号的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不可能完全传达出来,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地优先传达符号的某层意义。言内翻译多见诸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体现出来的意义的翻译;指称翻译紧紧抓住符号与其所指进行翻译;语用翻译则突出语言符号的使用者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     

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诠释与编校

自汉武帝实行儒术独尊政策至东汉末年三百年的时间里,《管子》的研究成果不多。其间,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探讨,如《管子》与管仲的关系,《管子》的早期流传,《管子》的思想指向、文辞特征等,在整个《管子》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刘向对《管子》的编校更是意义重大,它标志着《管子》散篇传播时代的结束和其定本传播时代的开始。由于司马迁是在为管仲作的列传中提及《管子》而非专论,刘向写的《管子叙录》又有交待未清之处,因而留给后世学者许多难解的疑团。     

斯特劳森的指称观——语用概念的指称论

从日常语言的维度,斯特劳森批驳了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进而提出了崭新的指称观。在区分语词/语句,语词/语句的表达以及语词/语句的使用基础上,斯特劳森指出意义即语词和语句的功能,而指称则是语词和语句使用的功能。他的指称理论开创了语义学向语用学转向的先河,在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找到了新的契合点。然而,其理论依然存在着有待商榷的地方。     

中国古代证据法文化透视——以语词“供”“证”为中心

证据法律制度中,语词"供"与"证"当属核心词语。在我国传统证据法律制度中,"供"与"证"的内涵、外延、关系,规定着我国古代证据规则的空间格局,标志着我国传统证据法文化的特质。"供"与"证"一端连着传统,一端牵着现代。"供"作为言词证据,依然存在于现代刑事诉讼领域。指称人证、物证的"证"除内涵与外延变化外,依然是现代刑事民事诉讼的核心证据。作为证据用语的"供"与"证"是一种文化符号,不仅是制度意义上的符号,更是法文化意义上的符号,它表征着一种理念、一个过程、一种意识、一种态度,反映了我国司法证据制度,由重口供到轻口供、由零口供到重物证、由口供至上到券证主导的制度性转换。     

评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义理论

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的语言用法论,突破了长期占有主导地位的意义"指称论",认为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主张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把握语词的意义,强调语言使用的规则,揭示了语言和人类其他行为间存在的多维的、动态的、交互的关系,将语言的具体使用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和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用法论本身存在缺陷,否认了语言所具有的指称外在事物的功能,而过于片面和绝对,走向了语言意义理论的相对主义之路;用法论也不能解释元语言的话语使用。     

先秦道家“因”范畴初探

"因"这一范畴在老子以后的先秦道家理论中,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在现实中落实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国语》、《黄帝四经》中多提及"因天"思想,即顺应天道,《管子》中创造性的提出"静因之道"命题,完善了道家的方法论,为此,通过对以上思想的分析探讨了"因"这一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管子》四篇承续的《老子》虚静思想

虚静思想是《老子》中需要凝练的概念,它是《老子》思想中较有特色的内容.《老子》之道的本体状态、观物的态度和思维方式、统治术的指导思想,都与虚静思想直接相关.《老子》的虚静思想在《管子》四篇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表现为在政治学方面的运用.首先表现在因应学,它以形名学为起点,总结出一套依"法"自治的无为而治,具有时变的特质.其次表现在统治术,四篇借助身心关系等比喻,继承《老子》无私无欲观点,并对虚静思想进行操作化阐释.再次,表现在为与不为问题的遗留,《老子》的无为而治经过因应和时变的发展,成为《管子》四篇中系统可行的无为而无不为,但同时也加深了"为"与"不为"的矛盾.最后,《管子》四篇剖析了人欲和私心对政治统治的危害,挖掘出《老子》虚静思想的根源,试图建立起一套去私人化的社会管理系统.《管子》四篇丰富了《老子》虚静思想的内涵,并运用到政治学上,促进虚静思想在战国时期新社会背景下的发展.     

论包含无指称对象语词的句子的意义

对于"如何理解包含无指称对象语词的句子的意义"这一问题,罗素通过其摹状词理论作出了他自己独有的见解;而斯特劳森则在对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观点.两种观点都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了"如何理解包含无指称对象语词的句子的意义"这一问题,但又都有它们自身的难题.本文在分析这些难题的基础上,力求找出一种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